我的小山

《万泉集》问世以后，我写的散文小品又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可以编定一个新集子了。于是委托李铮先生搜集、整理，以便编成集子。有新集子就必须有新名字。我有一个习惯：用与自己有关的地名为集名。但是，在燕园中，与自己有关的几个地名都使用过了。几番考虑，想到住房楼旁的小山。北大有一个“未名湖”，“未名”者，尚未命名之谓也。但是，时间一久，“未名”就成了湖名。这一座小山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文人学士给它起名字，连“未名”这个名都没有，遑论其他。我自认对这一座小山最了解。在我的生活中，它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它占的地位更重要。在我眼中和心中，它是活的，它能同我说话，对我它能表达感情。它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是有灵魂的。我们俩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出集子，想起一个名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非小山莫属了。

附上一篇《小山赋》，以见一斑。

说它是山，

它不是山；

说它非山，

它又是山。

四五米高，

六七米宽，

东西长约三十米，

看上去并不太短。

既不蜿蜒，

也不巉岩，

又似蜿蜒，

又似巉岩，

俨然矗立在两楼间。

东头一棵苍松，

西头一棵翠柏，

树龄都在三四百年。

中间一棵榆树，

枝柯刺青天。

冬雪皑皑，

夏日炎炎，

秋天黄桷被霜染。

只有初春，

景有独艳。

繁花遍地，

碧草芊芊。

一夜东风送春暖，

遍山开满了二月兰。

四时风光不同，

我则故我依然。

看书眼酸，

写作神倦；

小山能解我乏，

每常一日五盘恒。

它伴我痛苦，

它陪我狂欢，

看我送走了几个亲眷，

伴我多少个长夜无眠。

我眼中的小山是朋友，

我心中的小山是伙伴。

说它是山，

它不是山；

说它非山，

它又是山。

山不在高，

有仙则显。

这里只是渺予一人，

哪里来的神？

哪里来的仙？

它只是平凡又平凡，

它平凡到超过蓬莱，

它平凡到超过三山，

它平凡到超过大千世界三千。

只有我一人了解其中意蕴，

我的小山，

我的小山。

台游随笔

楔子

1999年三四月间，我应邀赴台湾参加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举办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学术研讨会人的素质”的讨论会。来去仅有十天，行色匆匆，见闻难广。但是，我毕竟去过许多地方。我虽已至望九之年，老态龙钟，步履维艰；耳虽不聪，尚能闻声；目虽不明，尚能见物，又因为神志还没有完全糊涂，见闻之余，必有所感。有时候心潮腾涌，不能自己，逼迫着我把见闻的印象和感触，从内心移到纸上来，我抗御不住这种逼迫，于是就拿起笔来。

我原来设想有两种写法，一是把印象最深感触最多的情景写成单篇的文章；一是在一个大题目下，写成一篇篇长短不均的文章，分别成为单篇，合则成为一个整体。最后我决定了采用后者，总题目就叫做“台游随笔”，献给想了解台湾而尚未能亲往的读者。

初抵台北

飞机在减速下降，穿过一片白云，看到了一片碧蓝的天空。再穿过一片白云，看到下面极深极深的地方是一片碧蓝的海水。再过一两分钟，就看到了蜿蜒起伏的陆地，我心里想：台湾到了。

台湾果然到了。

不久我们的飞机就降落在台北机场上。

我虽然是初次来台湾，但是台湾对我并不陌生。我在读小学时在历史和地理课中，对台湾已经颇为熟悉了。我知道，中国这一个第一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白明末清初以来，就交了华盖运。西方新兴的殖民主义国家看上了他，倚仗着自己的坚船利炮，不远数万里，从欧洲窜到台湾来，企图据为已有。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抵抗。于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率领民众驱逐海寇。甲午战役以后，倭寇又入侵宝岛。唐景崧、刘永福等人，又率众抵抗。此时清廷已腐朽透顶，把台湾拱手送人，什么仁人志士也无能为力了。

记得在清华读书时，在吴宓(雨僧)先生的诗集注中，读到了台湾爱国志士邱逢甲的两句诗：

地陷东南留大岛

天生豪杰救中原

豪迈的诗句，掷地可作金石声，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浩然之气陡增。这两句诗，几十年来我一直不能忘记。今天我来到了台湾，双足一踏上台湾的土地，这两句诗立即响在我的心中。我想到古书上的两句话，我想套用在台湾上：“台湾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我觉得，从今天的政治形势来看，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如果都能记住这两句诗和这两句话，将会是大有好处的。

台北街头小景

街头小景，多么美妙动人的标题！

人们大概认为，我一到台北，立即迫不及待地走上街头，在车水马龙中，市声喧阗里，伫立街旁，凝神潜虑，静观眼前的花花世界，难得的印象，从眼中流入心中，形成妙文，既以悦己，兼以悦人。

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我在台北十天，除了卧病的那两天外，天天是从富都大饭店上车，或到会场下车，或到法鼓山下车，或到中央研究院下车，或到台湾大学下车，或到故宫博物院下车，或到圆山大酒店下车，根本没有逛过街，连晚上9时以后据说可以与日本东京银座媲美的街头夜景，我也没有动过心。台北的街头小景，完全是我透过汽车的玻璃用眼睛看到的，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我原来觉得，台北离我远得很，像“三山半落青天外”那样不知多么远。我也从来没有敢希望亲临其境。然而，我今天确确实实是来到了台北。脚一踏上台北的土地，就使我大吃一惊，吃惊的不是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那样，而是像回到了五十年前的老家那样。街上来来往往，衣服穿着，跟大陆上一模一样。街道的建构，有一些地段同香港一样，人行道上有阁楼，下雨也不会挨淋。说的话很接近普通话，不像广州、香港那样的南蛮舌之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满街的匾额都是繁体字。不见自行车，没有交通警，车辆行人都服从红绿灯的指挥。堵车时，让我立刻就想到泰国曼谷。长时间的堵车，前进不得，后退不行。此时只有摩托车像大海中的游鱼，从汽车行列的空隙中，蜿蜒前进，转瞬就能走出去很远，令车中焦急的人羡煞。摩托车后座上时有靓女，头戴钢盔，秀发在风中飘扬，是一道很美很美的风景线。我细察街旁的商店，槟榔店特多，这大概与当地的气候有关。我也乘坐过出租车，车前座位旁没有防劫车玻璃板。其中消息，颇耐人寻味。

我不知道，台湾算不算是亚热带，反正天气温暖，常年不结冰，湿度很大。这些都大大有利于花草树木的成长。出台北以后，山清水秀，绿色成为主要色调。有些楼房前有小花园，栽种松柏等常绿树木，仿佛到了日本。在我的印象中，街头有不少开花的树。虽然不是由于“看花苦为译秦名”，同是中国领土，用不着“译秦名”，但是，我却确实是不知道花的名称，心头也曾漾起一丝烦恼。

街头小景，光怪陆离，变幻多端。我被禁锢在汽车小天地中，透过车窗，只能看到这一些，这当然是很不够的。但是限于时间，我也只能看到这个程度了。我现在只希望，将来能够再有时机和好运，再来台北一次。到那时候，我一定脱开一切羁绊，从容漫步街头，把一切都看得更真，更实，更细致，更完整。

血浓于水

台湾人对大陆的人究竟有什么看法呢？

说句老实话，我是带着这样的问号到台湾去的。

再说一句更老实的话，我是怀着对这个问号的回答到台湾去的，而且我的回答是悲观的，是消极的。试想大陆和台湾分开已经五十年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一些障碍，加上外国那一个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居心叵测的大国从中搅和，再加上在一段时间内儿戏般的每天炮击金门、马祖的记忆，在大陆人心中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台湾人心中恐怕是填满了一肚子愤懑，对大陆人不会怀有好感的。

我就是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情登上了从香港到台北的飞机的。

但是，一走进飞机舱口，几位空姐亭亭玉立，站在一旁，看我年迈，立即用手搀扶，脸上的笑容，淳朴美好，令人一看就能知道，这是出自内心的微笑。平常照相，拍摄者总会喊一句：“笑一笑！”这种微笑说到坏处，就只能像电影《瞧，这一家子》中陈强的“微笑”。空姐的微笑与此决不相同。我们现在号召微笑服务，这当然比当年的“训斥服务”要好上一千倍。但是，其中总免不了伪装做作的成分，令“上帝们”感到还不如当年满面怒容的训斥那样容易接受。现在台湾空姐的微笑与此全然异趣。我想，她们会知道，从香港登机到台北去的旅客中决不会缺少大陆人士的。这微笑是否与此有关呢？想到此处，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你这不是想入非非了吗？可能有点的。但是，在从香港到台北的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中，空姐们不但殷勤提供饮料，还给每一位客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们行动快捷而态度从容，事情繁忙而有条不紊，其中决没有任何假冒伪劣的成分，这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

我终于把惴惴不安的心情打发得一干二净，怀着其乐融融的心情，登上了台湾的土地。

一走出机场大厅，又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在台湾的北京大学东方语专的十几位校友，几乎是全体都赶到机场来欢迎我们了。他们都已接近或超过古稀之年，举着长达数丈的大红布标，上边写着欢迎我的字样。这真是大出我意料，一时感动得泪珠在眼眶里直滚。

这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常说的“血浓于水”四个有深刻意义的字。一讲到海峡两岸的关系，很多人口头上或文章中就自然而然流出了这四个字。今天我到了台湾，一登上台湾的土地，这四个字竟也毫不勉强完全自然地涌上了我的心头。这就说明，只有这四个字才有力量说明两岸人民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

从那以后，在台北的十天中，我至少有两次亲耳听到台湾朋友说出了这四个字。一次是在台湾北京大学同学会欢迎我们的宴会上，会上的气氛十分真挚温暖。校友们几乎都是在建国前日寇投降后到台湾来的，年龄大都已越过了古稀。论人际关系，校友属于“朋友”一伦，是列入三纲五常的，如今再加上一个“校”字，关系更变得非同小可。北大校友遍北京，北大校友遍中国，北大校友遍世界，北大校友也遍台湾。“北大”这两个掷地能作金石声的大字，有奇妙无比的凝聚力。不管是什么地方，见到什么人，只要一说是北大校友，两个人的心立即交融在一起，干言万语到了此时都黯然失色，无有用武之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想象出今天晚上宴会的气氛。会长杨西崑先生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仍然在夫人的陪伴下亲临会场欢迎我们这几位从大陆来的校友。会上举杯互庆，共祝长寿。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看来已达到了耄耋之年的女士，仪容端庄，但步履维艰，已显出了龙钟的老态。至少也在五六十年前了，她在北大读经济系，是赵乃搏教授的门生。她就是在台湾广有令誉的铭传大学创办人包德明女士。我坐在主宾位上，与杨西崑正相对，包女士在我左边，显然也是重要的席位。她耳朵不重听，我的耳朵也还对付着算是耳聪，因此，我们俩谈话很多。在觥筹交错中，她忽然站了起来，颤巍巍地走到两桌之间，站在那里，看起来非常激动，欲语泪双流。她用颤抖的声音，含着眼泪，大声说道：“我有一句话，已经在心里憋了几年。今天，看到大陆来的亲人，忍不住非说出来不行了。常言道：血浓于水。台湾和大陆的人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竟不能统一起来！台湾富，大陆强，合起来就是一个既富且强的大国，岿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谁也不敢小看，谁也不敢欺负。这是中华民族绝大的好事，为什么竟不能实现！”说到这里，她感情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又颤巍巍地回到座位上。全体北大校友，在鼓掌之余，看上去都为之动容，在欢愉中加上了一点凄凉，在凄凉中又掺上了一片希望。此时，我无法猜度每一位校友内心的活动，但我想，我们大家想的都会是四个大字“祖国统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