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卡扎菲口中的基地组织大本营

作者:闾丘露薇

|

类型:人物·传记

|

更新时间:2019-10-06 10:19

|

本章字节:9808字

决定到距离班加西三百多公里的德尔纳去。两个理由:卡扎菲说这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虽然这样的说法,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媒体的报道上很多,但是到了现在,至少从媒体来说,两个多月的亲眼所见,反对派们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了拉登这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利比亚的未来。


不过,拉登之死,至少让这个话题又变得有了点新闻价值,对我来说,在班加西呆了两个星期,能够到另外一个城市度过一个夜晚,显然能够让这个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差,不至于那样的沉闷,至少进行一下不同城市的比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帮助那个中国女孩去找她的男朋友。这名女孩告诉我很多关于她的男朋友的事情,当有不明身份的人冲击他们在艾季达比耶的办公室的时候,很多中国员工逃到了沙漠里面,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一个巴勒斯坦移民,开着车,把这些中国人一个个从沙漠里面找回来,帮助他们找到了安全的住处,并且送他们登上了中国政府帮助当地中国人离开的邮轮。


从班加西向东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这里和班加西向西的戈壁完全不同,金黄色的草原,绿色的橄榄树,还有路边的紫色和鲜红的野花。偶尔会看到阿拉伯马匹,于是独自想象着在这样广袤的草原上驰骋。沿途有羊群、骆驼群,草原中偶尔也会出现房子,让看不到头的道路显得一点也不沉闷。


在距离德尔纳十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我们接上了翻译哈迈德的朋友哈辛,他是当地中学的老师。不过,他的专业是石油钻探,曾经在利比亚的石油重镇布雷加工作过两年,在沙漠里每天工作六到十二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在五百到七百之间。两年前,他回到了家乡德尔纳,选择了这份每个月只有三百五十元的教师工作。虽然收入减少,但是至少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这样也能帮助他节省开支。


因为这样,这个瘦小斯文的男子,虽然比哈迈德年纪要大一些,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已经不止一个当地男子告诉我,结婚需要准备好房子和车子,而妻子通常不应该外出工作。


我们先去当地的酒店。虽然哈迈德一早已经告诉我,这里的酒店非常漂亮豪华,但是因为呆在班加西四星级的乌祖酒店的经历,让我们对酒店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也因为这样,当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宫殿式的建筑物前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直到走进空荡荡、黑乎乎、巨大无比的大堂,那种静寂的诡异还在提醒我,这是在利比亚。


酒店的房间一尘不染,打开窗帘,正好面对地中海。这个建在高处的酒店,让看海的视线毫无遮拦。我们可能是这家酒店唯一的一批客人,因为前台的服务员看到我们走进酒店的时候,满脸诧异。看着房间里面铺得整整齐齐的床,这应该是两个月前这里的服务员最后工作的痕迹,因为这家酒店除了前台的两名工作人员、门口持枪的保安以及几个临时的清洁工人,已经没有员工了。在冲突发生之后,这些员工逃向了埃及边境,他们本身就是来自埃及以及叙利亚的外国劳工。


不得不赞叹这家酒店选择的地点,一边面对地中海,另一边则是面对整个城市。清真寺有不远处的山峰作衬托,当祈祷声响起的时候,整个城市就会定格在眼前。


这家五星级的酒店去年刚刚开门营业,造了七年,换了四个国家的承建商,从埃及到土耳其、中国,最后到了突尼斯建筑商的手上。这家酒店代表着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改革开放的决心,他看中了这个城市,面山对海,有延绵的海滩,也有幽静的山谷,还有瀑布,以及一千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墓地和更远古的希腊遗迹。这是利比亚吸引外国游客的最理想的地方,而外国游客的到来,除了增加政府收入,更重要的,还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开放度,以及在国际上的认知程度。只是,他的雄心大计,一方面实现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另一方面,当似乎可以开始快跑的时候,变革却轰然而至。


在海滩边,原本的游客度假中心,变成了德尔纳市民的临时居所,他们自己的房子因为时间太久,已经变成了危房。两年前,政府把那些房子推倒,把这些民众安置在度假村里面。就在这个度假村对面的山上,韩国公司承建的福利房已经差不多全部封顶。


来到这个临时安置中心,是来找一个叫做阿罕迈德的利比亚人。中东国家的人名总是严重困扰着我,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相似的问题,而是过于雷同,以至于在同一篇文章里面,一个同样的名字,却在讲述好几个不同的人。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就像哈迈德说的:“我们已经习惯了。”


阿罕迈德就是卡扎菲说的基地组织成员。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9·11之后,一名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回到利比亚,结果被利比亚政府转交给美军,并且在关塔那摩基地接受了两个月的调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之后,这个利比亚人又被转交给卡扎菲。这个人就是阿罕迈德。还有一个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9·11之后,自己通过苏丹边境回到了利比亚,结果很快被利比亚政府抓获,关押在的黎波里的监狱内。五年前,这两个人都被利比亚政府释放,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尔纳。卡扎菲政府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并且给他们提供了住房,也因为这样,其中一个住在这个临时安置区里面。


哈辛认识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德尔纳是一个小地方,总共只有十六万人口,但是真正留在当地的人不多,因为当地没有大公司,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年轻的人们都选择去了班加西、的黎波里,或者是米苏拉塔。不过用哈辛的话说,德尔纳又是一个教育水平很高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大城市工作的博士、工程师,很多就是来自德尔纳。也因为地方小,家族和家族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相互之间总是能够间接的认识,甚至有着亲戚关系。所以,2月17日的示威冲突发生之后三个小时,冲突就得到了平息,因为当地军人决定放下武器。卡扎菲在当地虽然有军事基地,但是并没有驻军,所有的军人都来自当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事情通过亲情和家庭关系,很快得到解决。虽然卡扎菲派出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军人空降到附近的一个机场,但是很快被当地武装起来的民众包围。


哈辛说,这两个人很不一样,阿罕迈德在冲突发生之后,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为当地过渡政府训练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接受训练之后,再到班加西继续接受训练,然后来到前线。至于另外一个,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思想怪异的人,他总是想要宣扬自己的想法,也因为这样,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卡扎菲说德尔纳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敲响了阿罕迈德的家门,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不在家。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女人推开了窗,让我们不要拍摄。出于尊重,我们离开了这个住宅区。邻居告诉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阿罕迈德了,“也许是为了躲避媒体,这些日子,每天都有记者来这里找他”。其实,就在我们到德尔纳之前,这两个被认为是前基地组织成员的利比亚人,已经接受过多家媒体的访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因为当年躲避卡扎菲的压迫,不得已才选择去了阿富汗,不然就会选择伊拉克,如果去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可能会被引渡回利比亚。他们只不过是在基地组织里面教授阿拉伯语,从来没有杀害过平民。这样的说法依然有让我疑惑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曾经是卡扎菲的敌人,那么当他们在利比亚现身之后,为何被反对派认定,而不会容忍任何反对声音的卡扎菲,不单单释放了他们,还给了他们房子以及金钱,要求他们保持和政府的合作?


虽然找不到这两个前基地成员,但是在德尔纳,却有大量的外国战士(f·reignfigher)。纽约时报在2007年就报道过,在伊拉克的外国战士,60%来自沙特阿拉伯以及利比亚这两个美国的盟国。来自利比亚的这些外国战士,大部分来自德尔纳,是当地伊斯兰革命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70年代和卡扎菲决裂,在90年代中期打过游击战,专门袭击政府官员以及军事基地。这些成员,早在80年代就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的圣战,不少人还留了下来。现在,在这场利比亚的冲突发生之后,来自阿富汗的消息指,至少有二百名塔利班利比亚人准备回到利比亚,而在德尔纳,要找到一个曾经在伊拉克战斗过的利比亚人非常容易。也因为这些人,让西方社会一直担心,如果给予反对派支持的话,会不会间接帮助了这个组织,很显然,这个组织的成员对于西方社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不过,这些人现在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也好,其他伊斯兰的组织也好,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敌人,就是卡扎菲。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这些人的理念和行事方法,在这个城市是不是有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在德尔纳广场遇到了这个城市的官员,所谓官员其实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很多是当地的大学教授,来进行维持城市运作的协调工作,他们都会这样告诉我们:“只要有民主和自由,自然就没有了极端主义。”


和班加西比较,德尔纳的宗教气氛要浓很多。和班加西一样,四点过后,这里的妇女开始三五成群地出来去清真寺祈祷。像我这样的外国女性,走进清真寺也不会引发诧异的目光,这一点,如果是在一个基地组织或者是宗教极端组织活跃的地方,是不被容忍的事情。2001年的时候,我去距离喀布尔三百多公里的一个地方采访,这里的长老,从头到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更不要说握手这样的礼节。已经用头巾包着自己的我,可以感受到周边那些男性的相当不友善的眼光。哈辛指着那些妇女对我说:“你看,妇女可以自由行动,这里她们不需要戴上b·ka(只露出眼睛的阿富汗女性在塔利班时期被要求的装束)。伊斯兰教义告诉我们,每个人有权利选择信仰哪种宗教,选择怎样的打扮。”


拍完清真寺对面广场上儿童们的游戏场面,站在清真寺旁边的咖啡馆,等着我们要的蒸馏咖啡。五六个当地的年轻人坐在街边喝咖啡聊天,这是利比亚人每天下午祈祷完之后的必备节目。看到我们的摄影机,马上举起了v字手势。很快,其中一个把他们坐的凳子一个个搬到我们面前,另外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搬出来一张白色的塑料桌子,哈迈德捧着咖啡出来,指着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他已经为我们结了账。


就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拿来一张复印的传单,上面是三个算术题:


19696900


19424200


20111100


旁边写着一些阿拉伯字。1969让我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卡扎菲是在1969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也因为这样,让我猜想这些数学题一定和卡扎菲有关。


不出所料,哈迈德给我解释那些阿拉伯字的意思:1969年上台的卡扎菲,今年69岁,他1942年出生,统治了利比亚42年,今年是2011年,卡扎菲的阿拉伯名字有11个字母,所有的这些说明,他会在今年完蛋。


这不算是首创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汶川地震还有北京奥运之后,网络上就出现过类似的数学题,原理都是在假定了一个结果之后,寻找可以论证这个结果的数据。这样的数学题,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巧合,从心理层面上进行暗示,让人们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在这个与中国相距遥远,文化也截然不同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串数字,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很小,人和人之间的思维,或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差别巨大。


打了好几次电话给那个中国女孩的男朋友。一开始是电话没有人接听,一个小时之后再打过去,电话关机了。我尝试了十多次,直到深夜,电话还是没有打开。


忽然有一种预感,从我两天前和他通电话开始其实就已经产生,对方听到我转达的消息,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兴奋,相反,有些错讹和迟疑。而现在,我更是担心,他是有意关机的。不管是怎样的原因,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他并不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我,即便我告诉他,我可以帮助他们通过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


也许,这是那个女孩过于美好的想象,而现实就像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那样,革命并不浪漫,也不富有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