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以后的很多年，德奥都会不时到学校旁边的墓地去走走。他会想起葬礼上女人们的哭号，每一个人脸颊上的眼泪。然后，他还会想起克洛维斯，想起那天夜里他颤抖着许下的心愿。

德奥第一次害疟疾时——德奥后来觉得克洛维斯可能得的就是疟疾——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扒了一层皮，就连吹拂过的微风都像荆条似的抽得他生疼。德奥在上学路上晕倒了，是他那身材矮小、看起来凶巴巴的奶奶找到了他，把他扛回了家。爸爸当时不在家，可是在山间搬运东西的人们互相传递着口信，最终传到爸爸那里，才得以及时把德奥送到省城的医院治病。爸爸知道疟疾这种病，也明白病因和该怎么治疗，可是奶奶却不认为把德奥送到医院是个好主意。她坚持认为是一户邻居捣的鬼。

“那家子人讨厌我的孙子，”很多年后德奥似乎还能听到奶奶低声唠叨着，“就是他们给他下毒。”

现在想来，奶奶似乎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怀疑是邻居使的坏。奶奶看不惯妈妈带孩子的那一套方法，她觉得所有邻居都嫉妒他们家的奶牛，而妈妈又让德奥在邻居面前抛头露面，于是他们就给德奥下毒。德奥当时对奶奶的话既恐惧又困惑，可后来回忆起，德奥觉得这事很让人不舒服，因为奶奶虽然是出于对自己孙子的爱，却要在他们那片山上挑起仇恨，而且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只发生在德奥身上。

德奥和那些活了下来同时也没辍学的同学一起，沿着校舍一间一间地变换教室，一级一级地升学。六年级毕业后，他们就会回到山里靠种粮食或养牛勉强为生——如果家里拥有耕地或牛的话。不论是辍学还是完成学业，大部分孩子都在毕业后离开布坦扎，到城里或首都去谋生。在那儿，他们要么给人家打点零工，要么就入伍——至少图西人会选择后者。

在德奥的成长过程中，布隆迪先后被几位军事独裁者统治，他们都是图西—希马派1的。从记录来看，当时布隆迪全国也只有十几所中学和一所大学，而且在校学生绝大多数是图西族。显然，这种偏袒让德奥享受到大多学生没有的优势。虽说德奥并没感觉自己享受到了任何可以被称之为“特权”的权利，但不管这种特权多么微不足道、多么不公平，它确实存在。

德奥家不属于图西族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什么政治关系。对德奥这样的孩子来说，要想继续上学，就只能靠平时的好成绩，以及在针对六年级学生的全国考试中考个好分数。在所有孩子中，只有德奥和另一个同学的成绩达标。

德奥在初中时成绩也很好，然后进入一所布隆迪最好的高中。学校离家足足有两天的路程，于是德奥开始住校。高中校园开始有了正规学校的样子，没有体罚，大家也都穿着鞋子上学。可是德奥在赛跑时还是光着脚，他有时也和朋友一起在周围的山上跑着玩儿，但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德奥不擅短跑，可他却可以连续跑好几个小时。他常吹嘘说自己的脚底板很坚硬，连钉子都扎不进去。可以说，从他第一次上山放牛起，德奥就开始接受耐力训练了。学校放假时，这种训练就会继续，德奥和安托万在夏天回家时继续承担送饭和放牛的活计。

从上高中起，德奥开始接触更多的事物，这一部分是受伯纳德·布多迪拉主教的影响。伯纳德·布多迪拉是布隆迪的大人物，负责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学校的管理，德奥觉得自己从记事起就认识伯纳德·布多迪拉。在德奥小学三年级时，主教前来参观桑噶扎的学校，他被选出为主教献上礼物。高中时，牧师们会到学校给自己挑选神学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当然是由布多迪拉挑走，他选择了德奥和另外一个男孩。主教向他们讲述上帝，但是强调上帝要求人类要关爱自身，以及上帝要求优秀的青年学生为解决布隆迪的贫困和不公作出贡献。

“贫困有很多方式从身体蔓延到心灵。”

这是布多迪拉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常在自己的辖地巡视，探访过很多山里的人家，他还常常和德奥及另外一个学生讲他的所见所闻，尤其是讲起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缺少洁净的水和医疗条件。他说看到那么多穷人家的孩子才十二三岁就要入伍参军，他觉得很心痛，并认为有必要开办技术学校来安顿这些孩子。

在十一年级结束时——高中要上到十三年级——德奥自己计划的工程开始动工了。他想在桑噶扎建一间诊所，为周围山上的人家看病。他设想着通过这样的行动发动整个布隆迪的人们来效仿——着手小处，放眼全局。德奥说服了六个同学和他一起干，也和爸爸商量好同意自己在暑假的前几周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工程上。接连三个暑假，德奥都将精力投入到诊所的工程中，但是直到毕业，诊所还是没建成。可他们毕竟努力尝试过了，德奥告诉自己，有一天他定会完成一项这样的工程。

德奥在全国高等学校考试中考得高分，获得了去比利时一所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可以在那里接受牧师培训。在这件事上布多迪拉肯定帮了忙，可德奥还是想在布隆迪的医学院学习，布多迪拉也欣然同意了。

1988年，德奥还在上高中三年级，布多迪拉主教写了一封言辞颇为激烈的公开信，督促政府摒弃“刻意回避讨论种族敌对”的做法。他写道：种族问题已经成了“禁忌”，但事实上胡图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主教还认为，胡图族人“在权力地位分配方面遭受人为的、刻意的不公，这种分配明显倾向于偏袒图西族”。在教育的各方面，甚至在评分时，胡图族也遭受着露骨的歧视。主教警示说，民族敌对已经“非常尖锐”。

主教的这封信中所谈到的问题都一一应验了。当年夏天，布隆迪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胡图族叛乱，图西族人被不由分说地残忍杀害。事件又导致军队变本加厉地对叛乱进行残酷镇压，被杀害的胡图族或有一万五千人之多。

北方发生杀戮时，德奥刚好在荣达山的家里。那些德奥知道是胡图人的邻居——不管他们是否真正明白种族冲突的意义——提醒德奥家这次动乱可能蔓延开来。德奥一家人在树林里躲了几天，只有隆基诺坚持没有去，他还在守护着院子。不过布坦扎附近并没有发生什么骚乱，德奥日后问起此事时，只得到了寥寥几句答复。他自己也查了资料，后来，德奥把这段时间称做“觉醒”。

德奥在学校了解到了布隆迪的基本历史情况。那时还有很多怪异的课程，特别是有关殖民的教学。基本的历史事实很清楚：德国在19世纪末侵占了布隆迪和卢旺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接手德国，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从1918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老师说比利时对布隆迪进行了残暴统治，可是学生们还是要学一些颂扬比利时的歌曲，而老师们也都很向往到iburaya去。到了高中，历史课教授的内容也很不全面，完全没有对“图西族”和“胡图族”的解释，也没提到那些德奥后来自己才搞明白的问题。德奥后来知道胡图族差不多占布隆迪总人口的85%，图西族占13%至14%左右。

过去几十年，布隆迪的军队和政府一直是由图西族的大人物在统治，胡图族虽然进行了多次严重的暴动，可是都被军队以更为残酷的行动镇压下去。终于在1972年，血腥的大屠杀爆发，那时德奥还是个孩童。现在德奥才知道，他做医生的伯伯就是在那年被杀害的。当时，胡图族的民兵砍断了伯伯的手脚，然后在红喀山上把他扔进车里，让他就此饱受摧残地死去。伯伯只是恐怖的胡图叛乱行动的受害者之一，而政府军队用更暴力的手段平息了叛乱。图西军队杀了所有被他们抓住的胡图族政客、学者、老师和护士，甚至还有许多学生——据说总共有至少十万胡图人被杀，也有人说这一数值达到二十万甚至三十万。很多死里逃生的胡图人逃到了邻国卢旺达或坦桑尼亚。

德奥一直在怀疑，为什么自己对这些重大事件一无所知？是不是他都虽然听说了这些事，但是刻意忘记了？毕竟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恐怖的话题——无论是对那些周围住了许多胡图人的图西人来说，还是对那些担心军队就在附近的胡图族人来说都是如此。德奥出生时，图西族统治的政府就已经采取了对民族敌对问题保持沉默的政策，并根据此种政策推行了很多措施，其中一个就是取消了比利时殖民时期在居民身份证标注“图西族”或“胡图族”的做法。

德奥一想到自己的祖国内部竟有这么根深蒂固的分裂就感到非常震惊，尤其是想到还在他童年的时候，布坦扎的邻居们围着炊火说起“图西人”时心里该是多么愤恨。可是，尽管这种分裂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德奥还是不明白“图西族”和“胡图族”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说胡图族是原住民，是地地道道的布隆迪人，而图西族是从尼罗河地区来的入侵者？据说图西族养牛，胡图族种地，可是在布坦扎地区，不论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很多家庭都是耕牧兼顾。还有人说图西人体格高大、鼻翼窄小，而胡图人矮小敦实、鼻梁宽大，而且额头上的发际线很直。可是从德奥见过的人来说，这个用来区别的办法也靠不住，他见过的很多人都属于这区别法中的“例外”，合乎说法得很少。德奥自己就是个介于两种标准之间，至少根据比利时殖民者定下的标准看是这样。比利时人统计了布隆迪人和卢旺达人的身高和体重，然后定出平均标准——图西人平均身高17586米，胡图人平均身高16780米。按照这种标准，德奥的大部分兄弟论个头都不能算图西人，而且他自己也只是勉强够这个平均数。德奥很瘦，可是还算比布坦扎的有些据说是胡图族的人胖点，而且他的鼻子也说不上是宽是窄。

德奥又得了一次疟疾，这使得他不得不从医学院休学近一年，这段日子他就到一所偏远的小学教书。德奥不知道哪些孩子是胡图族，哪些是图西族，他也不在乎，而且感觉到村里人似乎也不在乎。他不去想任何关于ubwoko——种族的问题。对德奥而言，这些孩子都很穷困，而且因为贫穷而变得意志消沉，特别是那些女孩和身体有残疾的人，德奥想帮帮他们。他从自己微不足道的薪水里拿出不小一部分专门给那些孩子的爸爸买香蕉酒，好让他们能坐在一起听他夸奖自家的孩子。

德奥到布琼布拉学医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充其量就是个偏远山区的土包子，一个脚趾头里还夹着泥巴的乡下男孩。有些同学手头也不宽裕，可至少每个人都有像样的衣服，而德奥只有一件带领子的衬衣。他得每天晚上在宿舍把衬衣洗干净，然后开窗晾干。德奥在医学院的第一年就只有一条短裤，他缝缝补补穿了一整年。“那么多补丁，”德奥后来说起，“已经分不清哪儿是原来的衣服，哪儿是补上去的了。”

自然，德奥也因此受到了高年级生的“特别照顾”。他们让他蹲在餐桌下面，并把装满米饭的盘子顶在头上，然后从他头上一把把地抓起米饭吃下去。

“怎样？滋味如何啊？”一个高年级生戏弄地说，“你在家多久能吃上一次米饭？”

这是新生入校后必被问到的问题。第一次，德奥没能作出“正确回答”，虽然他说的是实话。他说家里自己种一些稻子，所以时常能吃上米饭。因为这个回答，德奥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后来，他知道了该如何应付。

“只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吃一次。”

学校食堂里常有米饭，德奥知道这其中的深层含义：现在，他进入了社会的更高一层，理应享有一些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