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阔天思索的过程中，有人已经找出了2004年上半年遗漏的几名符合条件的失踪者，一共3名，符合被害者的判定条件，但无法找到对应的白骨。这点在江阔天的预料之中，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情绪波动。

除了寻找尸体和失踪者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件事，江阔天认为是案件突破的关键，那就是失踪者的去向。失踪者接到猎头的电话之后，首先去了某处指定的地点，之后曾经回公司处理辞职的事，随后才一去无踪。虽然说要找到他们的去向并不容易，但有三点可以考虑：第一，找到他们在接到电话之后去的指定地点；第二，找到新公司的地点（对这点，江阔天基本不抱希望，他认为这公司显然不具备固定的场所）；第三，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假如失踪者在接到电话之后并不理会，将会如何呢？除了接受那种高昂条件而失踪的人们之外，应该考虑到，也许有人并不在乎8万元的安家费。这种人如果没有被害的话，至少会知道面试时的指定地点，这样一来就能找到一条新的线索。

说干就干，江阔天开了个会，召集各分组的头头们讨论了下自己的想法，又请局里和厅里的领导来听了自己的报告之后，下一步调查就依照他的想法展开了。

已经确定的失踪者名单上了报纸，东方翻了翻报纸，发现死者容貌上居然存在如此大的相似度，心中便存了一个问号。然而，此时他自己也是问题缠身，无暇过问别的事情，将报纸朝汽车后座上一扔，很快就忘记了这事。

回到侦探社时，每个人都用一种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他，让他暗生警惕，一边问发生了什么事，一边想自己什么地方又招惹了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这帮家伙只是嘿嘿地令人发毛地笑着，什么也不说。正在疑惑间，背后突然劲风扑面，他本能地朝旁边一跳，转身一个飞腿，却被人将腿一踢，后退了两步。定睛一看，杨君叉着手站在面前哈哈大笑。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东方又惊又喜。

“刚到。”杨君心情似乎不错，“到你办公室里谈。”

“看来你收获不小啊。”东方边走边说。

这一趟南番之行，对杨君来说，的确收获不小。

从杜莉萍家出来之后，他先给大熊打了个电话交代了点事情，随后又到思民文化公司去了一趟，这次幸运地碰上了公司的陈总，邱思民的前合伙人。这回他没说自己是保险公司的那一类胡话，而是直接亮出了自己的来意。一听他要调查邱思民，陈总有些激动：“他又干什么坏事了？”

“不知道，”杨君老实回答道，“正在查呢。”

“这家伙纯粹一个文痞！”陈总愤愤地道，“问吧，我有什么说什么！”

“公司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他问。

这个问题显然出乎陈总的意料，他愣了一下才道：“2002年7月份左右。”

“是邱思民提出要建立这个公司的吗？”

“算是吧，”陈总说，“实际上，他还在教书的时候，我就曾经向他提出，由我出资，他智力入股，合开这么一家公司。他当时一心做学问，没答应，后来传闻他学术剽窃被大学开除了，在外头晃荡了一阵，我又叫他来开公司，他傲得很，一直不答应，说是要还自己一个清白。2002年7月，他忽然找到我，说想开公司，我立即就答应了。”

“杜莉萍在那个时候就进了公司吗？”

“没有，后来……”陈总想了想道，“大概是2003年初的样子，他忽然因为一点很小的事情将公司的财务辞退了，把杜莉萍招了进来。我听杜莉萍说过，她本来有份工作，是邱思民开出很高的条件把她挖过来的。我当时还问过邱思民干嘛这么做，毕竟我们这里是文化公司，创造型的人才才是值得我们付出高薪的。邱思民说杜莉萍很有经验，我们做案子时能起到很大的参考作用。我虽然喜欢文化产业，但是并不是内行，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这就留下了她。”

“听说邱思民心理方面有点毛病，你知道吗？”

“听说过这事，”陈总说，“他和我开公司之前，我跟他老婆也认识，他老婆跟我说过这事，听说还特意看了心理医生，不过看来没什么作用，我看他心理很不分健康。”

“他有老婆？”

“开公司后两人就离婚了。”

“你有他老婆的联系方式吗？”

“有，”陈总一边找名片一边说，“要不怎么说他心理有毛病呢？那么好的老婆，对他百依百顺，在他那么潦倒的时候，还把他当佛一样供着，也没听他说老婆不好，突然就离婚了，真是有病！”

杨君正要再问，手机忽然响了。是大熊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声道：“杨君吗？我是大熊啊……”

“什么事？快说！”杨君有点火，又歉意地对陈总笑了笑。

“不是你要我帮你找私家侦探吗？”大熊笑呵呵地道，“找到了。”

“这么快？”杨君又惊又喜，“你马上过来接我。”他报出思民文化的地址，便挂了电话。

“对不起，”他说，“你知道邱思民看的是哪一个心理医生吗？”

“不知道，”陈总摇了摇头，“好像不是本市的，他每周都飞出去一趟，说是去度周末，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去看心理医生。”

两人又东拉西扯了一阵，话题围绕着邱思民转悠。没多久大熊来了，杨君跟陈总道了声谢，便和大熊一起出门了。

邱思民联系的那家私人侦探社，是比较低级的那种，专门负责挖人隐私，主要是为男人女人调查另一半的婚外情，以及商业、爱情等对手的隐私和痛处。这种侦探社在行业内很被人瞧不起，但却是最有钱的一类，属于有钱没地位的类型。大熊他们那种比较高级的侦探社经常会和他们有联系，借助他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情报来推进侦破的进程。

说话间就到了。侦探社的门面在一条嘈杂的商业街上，抬头是夸张的几个大字：“蓝月亮侦探社”。门口的装潢五颜六色，看起来不像侦探社，倒像是夜总会之类的地方。

“他们口风紧，”大熊说，“不过，对于同行，只要签了保密协议，又肯给钱，一般都愿意提供线索。”

“你给了多少钱？”杨君问。

“这个你不用管，我只要一条口信，不要书面资料，钱不多。”

进了门，上一道昏暗狭窄的楼梯后，进入一间敞亮的办公室，眼前蓦然一亮——东君侦探社算是比较有实力的侦探社了，但就内部布置的豪华和仪器的现代来说，仍旧比蓝月亮侦探社稍逊一筹。格子间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大熊解释道：“他们是以盯梢为主的，坐办公室的时间不多。”他领着杨君穿过各种形状古怪的仪器，走进里面的小房间，也不敲门，直接推开就进去。

“关张，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杨君。”大熊跟里面坐着的男人说，那男人看到他们进来，已经先站了起来，满面笑容地迎上来，不管杨君愿意不愿意，先抓过他的手紧紧地握住，晃了好几下，边晃边说：“东君侦探社的社长是吧？久仰久仰？”说完他仍不放手，伸出另一只手去，拉着大熊的手摇晃：“熊哥，你又来照顾小弟了，我们就靠你吃饭啦。”杨君不习惯这样过分的热情，不露声色地抽出自己手，关张立刻察觉了，他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反而笑得更热情了，原本光滑细致的一张脸，骤然间笑得沟壑纵横：“我有点猥琐是吧？没办法，职业习惯，接待的都是有些臭钱的大爷，不容易啊，看人脸色吃饭，不好混！”他连连摇头，痛心疾首地指着窗外：“君哥，你看到我的门面了吧？那能叫侦探社吗？纯粹就是个卖笑的地方，丢侦探的脸啊——可没办法，人家做那种事，就专门找这种门面的地方去，正经的侦探社他们连门都不进，这叫‘不是一窝贼，不进一家门’！”他连连摇头叹息，仿佛不胜委屈。杨君暗暗觉得好笑，心想你还挺有道理。

“别扯那么多了，”大熊看来跟他很熟，说话一点也不客气，“办事吧。”

说到正事，关张收起了油嘴滑舌的腔调，脸容一正，从抽屉里抽出两张纸递过来：“这是保密协议，熊哥，你知道规矩，签个字我就全告诉你，要保留一句，我就全家死绝！”

“我要你全家死绝干什么？”大熊刷刷地签着字，“快说，别扯东扯西的。”

“行。”关张收好协议，搬了张小椅子在两人对面坐好，“邱思民是在2003年6月份找到的我，说要我帮他调查一个人。那人是他公司里的会计，我想他找我调查她，不是公司的派系斗争就是男女作风问题，这种事我见得多了。我问他调查哪方面，他说是全方面。我做这行也有好几年了，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到，便要他说清楚点。他说，就是要我在杜莉萍——就是她要我调查的女人——在她家里安装几个摄像头和窃听器，叫我派人24小时在外边守着，把她的一举一动都录下来。这种奇怪的委托我没接过，一时没留神，就问了句为什么。干我们这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问为什么是个大忌。邱思民听我这么问，说没必要告诉我，只要我回答能不能做。我说能，他说不止这么点事，不光是杜莉萍家里，包括她出门在外的一言一行，以及她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有详细的记录……”

“他要这么做干什么？”大熊打断他道。

“我没问。不过一听他这么说，我也觉得很吃惊，算了算，我们社的实力，这件事还是能做到的，但是绝对没办法同时再接其他的业务了。我提到了这点，他当场就开了张支票给我，说这是预付款，那个数我就不说了，反正很大，比我想要的还多。这下我是没什么问题了，就这么做了，一共做了一个月，每天按时把拍到的录像给邱思民送去，就这些了。”

“你拍到了些什么？”杨君问。

“都在这里，”关张从身后的书柜里抽出一盒光碟，“但是你们只能在这里看，毕竟这关系到客户的隐私，我们怕出事。”

接下来几天，杨君就泡在蓝月亮侦探社里，天天看光碟。刚开始的时候，关张还在一边说些笑话解闷，后来一忙，就把他独自扔在办公室里，自己满天飞去了，有客户来时，杨君顺带着接待一下，还帮他接了两单婚外情调查的案子，让他感动不已。

杜莉萍家的光碟没什么特殊的内容，无非是些生活琐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大熊跑来看过几次，看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打起了瞌睡。

“你到底在看什么？”他忍不住问。

“看邱思民在看什么？”杨君说。

“邱思民在看什么？”

“看这个。”杨君指着屏幕上的碟片内容道。

谈话至此进入循环状态，大熊追着问了两声之后，索性关了电视机，非要杨君说清楚点不可。

“你到底在看什么？”东方也忍不住问道。

杨君笑道：“其实，在离开杜莉萍家里之后，我基本上已经明白杜莉萍是怎么死的了。”

“怎么死的？”

“低血糖。”

“那你还查什么？”东方笑道。答案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杨君道：“虽然是低血糖，但却的确是被人害死的。”

“说说看。”东方说。

杨君对杜莉萍死亡原因的调查，是依照杜莉萍死亡路线的逆序进行的。最初，在东江广场，盘旋在他心里的疑问就是：杜莉萍为什么要从楼梯的右边走？这几乎就算得上导致她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了，假如她走的是那条楼梯的左手边，即便那条楼梯再怎么抖、她的低血糖发作得再厉害，也未必一定会死。表面上看，这一点似乎是不可控制的，一直到看到那些光碟，他才想明白这个问题。

那些光碟上无非显示的是杜莉萍的生活细节，的确是巨细糜遗，连上厕所都被拍了出来——这行为相当下作，看到杜莉萍一家三口上厕所和洗澡的镜头，杨君在心里直骂关张是个缺德鬼，下辈子肯定没屁眼。骂归骂，他还是目光炯炯，一个镜头也没放过。

看了这么多光碟，杜莉萍的一个习惯，让杨君心中的第一个疑问得到了解答：碟片中记录了杜莉萍好几天生活的内容，在这些天里，杜莉萍买菜购物和上班的镜头很常见，而无论她是干什么，只要是手提重物，一律是提在右手。起初他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后来，杜莉萍上了一次超市，一次性买了几大袋东西。要是平常人，一次提这么多东西，怎么说也会分两只手来提，而杜莉萍仍旧只用右手，三四个巨大的塑胶口袋全提在右手上，她的身体严重朝右边倾斜着。

同样是在碟片上，杜莉萍和乔江的对话，让杨君明白了杜莉萍为何如此依赖她的右手，原来她的左手在几年前曾经摔断过，后来虽然好了，但一直不得力，稍微用点力气就疼。

明白了这点，再回过头来看东江广场的第一个问题，答案就很清楚了：

杜莉萍为什么非要走楼梯的左手边？——因为她只能用右手提重物，这意味着她只能用左手扶楼梯——假如杜莉萍不走那条楼梯，就算她习惯用右手提重物，也不会摔死——为什么非要走那条危险的楼梯？——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尽快地穿过广场到达公交车站；她之所以需要这么快到达公交车站，是因为她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一点钟了，下午还要上班，她必须在上班时间之前赶回去。导致她时间如此紧迫的是邱思民，他用一些并不重要的帐务问题缠住了杜莉萍，使得她无法按时下班，进而缩短了午休的时间——杜莉萍如果不在那个时候到东江广场来，就没必要为了赶时间而走那条危险的楼梯——为什么非要到东江广场来买衣服？——因为她女儿需要那套aio的时装，而这种时装在全市的专卖店都被邱思民买光了，只剩下东江广场还有存货，而杜莉萍对女儿的要求向来是尽量满足的——假如她女儿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那套衣服，她就没必要去东江广场——为什么她女儿么非要买那套衣服？——因为蒋小晴买了一套那样的衣服，并且和她女儿打赌说她绝对买不起那种衣服，而她女儿茵茵是个很喜欢和同学比穿着的女孩，尤其喜欢和蒋小晴比，所以绝对不能输给蒋小晴——假如蒋小晴没有买那样一套衣服，或者蒋小晴没有主动向茵茵挑衅，茵茵也不会非要买那套衣服不可——为什么蒋小晴会有那样一套昂贵的衣服？——因为蒋小晴母亲的新情人，也就是邱思民，特意送给了她一套这样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