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铨说，这个罐啊，从你拿回来那天。我就知道它不是寻常东西，故意冷落着它，为的是让它悄默声儿地、完好地保存下来，八百多年的岁月，如今该派用场了。我问他可派什么用场，他笑而不答。我说那就卖了它，八百年的东西能值不少钱。他说，以钱而计便玷污了国宝，怎能俗到如此地步？此绿菊铁足凤罐产于宋建炎二年官窑，因泥胎配制特殊，罐底露胎部分呈赤铁色，质硬似钢，击之发金属音，其色与绿菊色相近，来自天然，与哥窑的豆绿和清代雍正御厂仿烧的豆青又不同，绿中暗含水汽，流光溢彩，变化无穷，极为罕见，是宋瓷绿水釉中仅存精品。一窑百件，成者有二，一大一小，大曰龙罐，小曰凤罐，官窑所制，大部分专为皇室。物以稀为贵，仅此两件作为传世，再不烧制。建炎三年，金兵南侵，高宗仓皇南逃，所遗甚多，绿菊铁足龙凤罐在所难免，由此落金人之手，流入北国。后因长期辗转，下落不明，瓷史虽有记载，终未见龙凤罐实物，作为研究南宋官窑的重要实物资料短缺，实为遗憾。不想启祖父之坟，使凤罐重见天日，这实为中国陶瓷界一大幸事。可惜，以后运动接连不断，瓷罐虽在，总无机会献出。今我来日无多，想必大限之日便是凤罐曝光之时。他说已给有关文物部门写了信，希望不日派人来家取罐。舜铨说1930年，中国有个叫朱鸿达的人，曾依据宋《咸淳临安志》所指官窑地址搜集瓷片编印成书，于l937年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所集众多瓷片中，独缺铁胎绿菊釉，今所献绿菊铁足风罐，当补此空白。

我问凤罐何以会到祖父之手。舜铨说他也讲不清楚，祖父一死，再无人识货，仓促间抄来做棺前祭物，也算是跟陶瓷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祖父殁于辛亥革命前夕，那时整个大清王朝一片混乱。袁世凯放出风来，要将诸皇亲驱进皇宫，关押在北五所的空房里，断绝一切联系，不共和便不放人。这样一来，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再不上朝，肃王避往日本人占的旅顺，恭王去了德国人占的青岛，庄王住进了天津租界，大部分与清廷有瓜葛的人也躲进了东交民巷……有人劝祖母赶紧携家人择地躲避，祖母说，国公爷际在弥留，要死便死在自己家中，谁见有抬着病人逃难的？若死外面，即使葬于祖坟也寻不回自己家门了，何苦？再说，今日之势，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咱们的心，当然盼着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可目前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连王爷都跑了，只一个小皇上在撑着，让那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只要京畿不起兵祸，太后、皇上不受伤害，大清江山能善始善终，共和就共和吧。l912年2月13日，皇帝的退位诏书在北京各家大报纸全文发表，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改朝换代了，是共和的天下了！”在皇帝“必为列圣在天之灵暨皇族、宗支、王公、亲贵等所共谅也”的哀告中，祖父逝去。北京东城家中，留守者仅祖母和稀里糊涂的长子。江山已无，家亦难保，在一片忙乱中，祖父的丧事办得十分草率，凤罐莫名其妙葬入太阳宫墓地自然在所难免。

我为舜铨对身外之物的洒脱而敬重而释然。以他一生之经历，所得与所失，岂可用八百年的罐子所能了断？我想起骨灰存放的事，便有意把话往身后之事引。我问舜铨还记不记得看坟的老刘。他说怎会不记得，要活着今年该有一百零七岁，怕是早已作古了。“四清”时他的儿子刘建民来过，为那五亩地划成分的问题他给刘建民写过一个证明，说五亩地系我家坟地，刘家租种，按时交租，属租佃性质。“文革”时刘建民又来，是来算剥削账的，带了一车农民造反队战友，一通儿摔砸掠抢之后。打断了舜铨两根肋骨。舜铨认为，他以一纸证明、两根肋骨，给刘建民撑足了面子，总算没负刘家百余年看坟辛苦。可是刘家儿子以后再没来看过他。这使他很难过。舜铨说太阳宫的坟地虽形、势俱佳，终归离城太近，祖宗不得安宁，况且风水气脉不是长久不变的，天道盛衰，也非人力能定。后来所葬的黄花山，地广人稀，远离闹市，背靠蜿蜒奔涌的瑞昌山脉，脚抵美丽富饶的淋河平原，雄浑壮丽，坦荡开阔，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源，积得一分阴德才得一分享用。他在“文革”中能大难不死，我在西北黄河滩能转危为安，皆倚祖宗荫庇，与祖坟所选穴位也大有关连。他说自“文革”后再未去祖坟祭奠过，但祖坟的情景却时刻萦绕在心，群山雄峻，旷野凄迷，老树无言，草衰阳西……

“金凫几经秋叶黄，暮鸟夕阳摧晚风……”

我明白。舜铨印象中的祖坟景致，实则是宋朝无名氏名画《秋山游眺图》的一部分。这个对艺术追求了一辈子的画家，至今仍没有走出中国国画的意境，没有挣脱传统艺术观念的束缚，对祖坟的虔诚与对中国文化之美的感动，作为情感体验和艺术造诣而互为混淆，达到了迷狂的程度。果然，舜铨最终提出死后回到父母身边的愿望，并希望此事由我和他的女儿青青共同操办完成。他说。青青还年轻，正在上学，然而作为这个家中的传人，黄花山她不可不去……舜铨在说这些话时不像说他自己，而像在谈论别人，语调缓缓，平静坦然。他像窗外一枚即将辞枝的黄叶，离别之际向同伴们轻轻道别，在沉默的睇视中得到深切的理解，然后轻轻地飘落下去，心满意足地化作尘埃……

我去医院联系舜铨入院事宜，因考虑是自费，院方给予很大通融，就这亦需先预交押金八千元。医院的人说，这种病到现在程度，本不应收住院，在护理方面力量牵扯太大，现在护士又奇缺，考虑病人是个德高望重的画家，家属又确有困难，收也就收了，但钱是需要大量准备的，八千元只是底金，另外还需三日结账一次，按治疗、护理情况交款。

我一一点头答应，咬着牙说，钱我们不在乎。

出了医院门我就给西北的丈夫打电话，让他速筹三万元，两日内电汇北京。他说三万元岂是两天能凑齐的，就是借他也要跑几家。我说两日期限已够宽松，七兄的病可是以时计算啊。他仍表示有困难，说是单位卖房，才交过房款，熟识的几位朋友囊中都颇拮据。我在电话里发了脾气，说他是冷血动物，不谙手足之情。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干吗这样，我又没招你？我开始哭，将压在心头的抑郁一并释放。丈夫迟迟疑疑地问，你哥哥是不是已经死啦……负责公用电话的小姐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说，要哭坐到那边椅子上哭去，后边的人还等着使电话哪！我料定小姐与我丈夫一样，都属独生子女范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自然体会不到相濡以沫的手足分离是多么地惨痛，它比与父母相离更让人难以接受。失去父母是大悲大痛，兄弟相离则是渗入心骨的钝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凄楚楚，更是兔死狐悲的怯怯惶惶。

回家的时候，顺便去东风市场北门丰盛公买乳酪，这是舜铨平日爱吃的。儿时，父亲常带着他和我来这儿喝酪，吃奶油炸糕。那时的丰盛公是个院落，绿门脸儿，不是现在这般模样。父亲去世后就是舜铨带着我来，一人一碗酪，一人四块炸糕，完了还要添一碗八宝莲子粥，直吃得弯不下腰，才拉着我的手顺金鱼胡同慢慢遛回去。遛到东四牌楼，我就又开始“饿”了，必得让舜铨领到回民老马的摊儿上喝一碗素丸子汤，才肯回家。逢到我嘴上沾有汤迹，他便会弯下腰来用手帕细心地替我擦净，然后拉起手再走，那情景不像兄妹倒像父女。如今，昔日冷清的金鱼胡同已变作宾馆商店林立的大街，东安市场也大改往日模样，变成一座辉煌灿烂的商城，丰盛公已无处可寻……我忽然觉得极累，便靠在东安市场的门柱上，呆愣愣地看着进出市场的男男女女：有空手的，有携物的，好像大家都很有钱，都活得惬意而自在。惟有我，像被美好生活甩出来的倒霉蛋儿。

回到家里已经亮灯。舜铨的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我以为是文物部门来的人，朝他点了点头。孰料那人张口叫了我一声“大表姐”，一下把我推入五里雾中，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称我为表姐者南方口音，面孔白皙，身材微胖，穿戴极普通，眼镜后面是一双俊美有神的眼睛，称呼我的时候那双眼便亲切坦诚地望着我，没有骄矜与张狂，也没有卑琐与不安。我告诉来人，我不是什么大表姐，若真该做谁的表姐也排不到“大”的份儿上。对方很诚恳地说因为从未有过往来，许多事他搞不清楚，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把一些该弄清楚的事弄清楚，冒昧上门，实在是失礼之至，原来他是想写封信来，但三言两语又说不明白，所以就自作主张地来了。

我这时才看见舜铨的炕头放了束淡粉的菖蒲花，系着缎带裹着塑料纸。能选鲜花作为初次见面礼物者，当不是俗人。舜铨正在看一本《美文》杂志，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散文《太太与姨太太》。

来人指着杂志，说他是读了我这篇文章才费尽周折找来的。我问为什么要找我，是不是文中对谁有所冲撞？来人说他姓李，叫李成志，小名福根，祖籍苏州，后移居吴江，又转张家港，现在在南方办着一个公司，从我的文章上来看，他应该是我们的亲戚。我说我们这个家族几辈人都在北方生长，若论婚嫁也都是长江以北，与江南素无关系，怎会有亲戚在南面？我也从来不曾做过谁的表姐。福根说，我料想表姐不明白其中原委，所以才把这本杂志带来，您的文章上是这么说的说着，叫做福根的人把杂志推到我面前，用手指点着其中一段让我看：

母亲说姨祖母在家做女孩儿的时候小名叫“随风”，我总觉得这名字太怪，姨祖母是南方人，南方人“风”、“凤”不分，传讹在所难免。及至不久前读到清人小品“珠玉随风，书香满纸”两句才猛有所悟，能以“随风”二字为女命名，必是书香门第而非草舍人家，既是如此人家为何又使女儿落入娼家？这个谜至今难解，怕也永远解不开了。

福根说，今天我来，便是为表姐解谜而来，“李随风”乃我姑祖母。曾祖生有四女一子，长女珠玉、次女随风、三女书香、四女满纸，祖父名惠章。曾祖乃苏州一落魄文人，屡试不第，一直坐馆乡间，光绪二十八年冻饿而死，曾祖母亦追随而去，四位姑祖母皆由亲戚做主，早早嫁人。二姑祖母嫁与苏州利昌祥绸缎店掌柜朱可卿做偏房，朱可卿鸦片烟瘾颇大，姑祖母过门未及二年，朱家破败迹象便渐露渐显，加之大夫人的不能相容，在朱可卿去外地采办货物之时姑祖母被卖与人贩，带往北方，因此您文中提及的姨祖母随风即是我的姑祖母随风，这断然不会错的。

我认为这个推断未免虚妄荒唐，近百年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况且姨祖母有意割断一切联系，未留下任何身份证据，怎好轻易妄断谁谁就是其后人？退一步说，真就是其后人又便如何？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究竟能给后人添多少光彩呢？我真被眼前这位南方人搞糊涂了。凭着一册杂志、几段文字，便千里万里来冒认祖先，神经怕是不太正常。

舜铨一直在看杂志，读得很仔细，他对姨祖母的了解不会比我多。作为女眷，我虽年小也因母亲与姨祖母有过接触，而舜铨与她连见面的次数也是极其有限的。来人见我们尚存疑虑，不太热情，就取出身份证请验，又取出南方某名牌大学毕业证书让看，随即掏出的还有工作证、工会会员证、机动车驾驶证等，都摊在桌子上以示诚意。他说他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这样突然出现在家里自称亲戚，搁谁也不能一下接受，但他实在压抑不住认亲的强烈欲望，他太迫切需要知道姑祖母的一切了。前几年有“寻根”一说，他现在既已知道“根”了，就该来找，如若他的祖父在世，得此消息，也会像他今日一样，不顾一切地来寻找姐姐，以图一聚。

丽英已做好了饭，让青青来唤，来人也没有走的意思，只好相邀共同进餐。

福根与我一同来到花厅，两位舅爷已坐在饭桌前了。饭是简单的热汤面和外面小铺买来的烧饼，用来待客实在拿不出手，好在来人不在乎饭食的简陋，很随和地端起饭碗跟舅爷们搭讪着。舅爷们管他叫老李，他说都是一家人，只叫他小名福根就挺好。福根说，今天来得仓促，也未给青青带什么礼物，当表舅的太不像话。说着从兜里摸出个信封交给青青，让她去“买糖”。丽英以极快的速度瞥了一眼信封，从薄厚大小就判断出里面是一张百元的票子。青青也摸出信封的质量，嘴上说着“谢谢！”将那信封随手折了。装进衣服口袋。福根说，不是表姐一篇文章，南北两个家族实难相聚。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丽英说，那就明天吧，明天我做打卤面，用大海米打卤，招待福根。福根说，团聚讲的是气氛，与其让表嫂忙碌不如出去吃，不知附近有什么好饭馆？丽英思忖着来者的财力，真点出好馆子来对方无力支付岂不尴尬？倒是二舅爷来得快，他说东边豁口全聚德烤鸭店就挺好，他那边是全聚德。咱这边也是“全聚得”。大家都说不错，就订在明天中午去全聚德吃烤鸭。丽英嗔怪福根怎的不早来走动走动。福根说这要问表姐了，她早写出那篇文章我不早就来了，还能等到今天？不过，今天来了，也不算晚，能见到姑祖母生活过的地方。见到伴随姑祖母走完人生道路的亲人，也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舅爷们说那是，又问这次进京在何处下榻，可要家中安排住宿？福根说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他来之前已预订了房间，离此不远，很方便。

福根与舅爷们变得很熟络，一顿饭吃完。除我之外，一家人已“福根、福根”的叫得很顺口了。

我觉着无话可谈，便要回到舜铨那边去。福根说时间不早，也该走了，再三约好明日午饭时间，才在众人簇拥下走出大门。

回到小屋，我把菖蒲花插到绿菊铁足罐里，搁到窗台上，说这个姓李的真怪，来认咱们这门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还要明天请吃饭，该不是吃错了药？舜铨说这件事儿他还想不太清楚，现在社会变化太大，不是十几年前了，够得着够不着的亲戚都躲得远远儿的。从道理上看是没有胡认亲的，特别是没有胡认祖先为妓为妾的。舜铨又嘱我对待李先生勿弄傲慢轻侮之色，一切顺其自然，这个家至今已一无所有，再无任何值钱之物可招人算计，李先生真有所图，怕是什么也捞不到了。我说，我总觉得这事儿巧得不合逻辑，我偶读清末文人笔记，记下其中“珠玉”、“书香”两句，南边就真冒出“随风”、“满纸”四位姑娘，倘我再将后两句续完，那就怕要闹出一个班了。舜铨说，看来人作派举止也是个文化人，是知书达理之辈。非市井无赖。即使人家认亲认错，在言语上也不能慢待讥讽，大贤何所不容？不贤何其拒人？况且这个家对不起姨祖母，禁锁多年，烂棺薄葬，其后人若真认真起来，我等也无语相对。我说，您真信他是姨祖母的什么后人？舜铨一笑，说，亲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人与非后人，亲戚与非亲戚都无关紧要，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不妨糊涂一些，不必那般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