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馆接莲池，谱来杨柳双声，古乐府翻新乐府

故乡忆梅事，听到鹧鸪一曲，燕王台作越王台

某戏台楹联

我老想跟谁说说我大姐金舜锦的故事，又总是犹豫，毕竟这是个很陈旧，很一般，很平淡，又很不值得一提的故事，让人觉得除了老生常谈的重复以外似并没有什么新意，当然更谈不上深刻的现实意义。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话题贸然提起，是因为我知道，我不道出，她的故事便永无人再知道，连她那划过夜空的刹那灿烂，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逝于记忆的沉沉黑暗。

她走得远了，太远了。

现今年纪大些的老北京人当中，或许还有人能记得40年代那次很轰动的名媛京剧义演，或许还记得演程派青衣的金舜锦，记得那个美妙动人的女子。彼时，金舜锦以其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观众，报上登了她的大照片，电台请她去清唱，总之，她非常的有名，非常的红火，成为票友界一时的骄傲。而对金舜锦以后的情况，知之者就甚少了。一代名票，有始无终，难兔让人觉得遗憾，让人觉得不完美、不满足。出于手足之情，我有责任将她的结局道出，以给喜爱过她的人们一个完整。她无儿无女，没有后人；她有过短暂的辉煌，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充实；她追求过，奋斗过，也失望过。倘若活在今天，她应该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一个慈祥善良的老祖母，中国戏曲舞台上应该有她亮丽的一笔，金氏大家族里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动人的音律已经散尽，六合之内再无处寻觅，留给我们的只有空白。

她是我的亲姐姐，虽然我们非一母所生，虽然我们年龄的差距太大，大得我们在金家只是擦肩而过，但那血脉终究是连着的，拆也拆不开。

在金家偶然的一次腾房过程中，我在厢房拾到了一本残旧的戏本，是一出老旧的《锁鳞囊》，七哥舜铨说，这是大格格的东西，烧了吧，她在那边说不定还有用。我则有些舍不得，将这个发黄的已被蠹虫侵蚀大半的戏本拿到窗前细看，发现里面不少地方都做了圈点记号，标了工尺。从那娟秀的一丝不苟的小楷可以推测出，这当是大格格的手迹，近六十年前的手迹。书上手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翻看中，一股清香飘来，说不清是来自窗外还是来自书中。抬头望，窗下几棵榆叶梅花瓣已经凋落，海棠的新绿已经泛起，蜜蜂的嗡嗡声让人的胸臆间荡起一股淡淡的思念。故乡忆梅事，古乐府翻新乐府。乐府翻开，那凄凉之曲婉婉溢出，红雨纷飞中，袅袅婷婷走来了韵秀哀婉的金家大格格金舜锦。

在说大格格之前，应该先说说我们家。我们的祖先曾经跟着皇上打过江山，老先祖科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胞弟，他们的祖父觉昌安是宁古塔贝勒之一。1583年的时候，老贝勒和儿子，也就是努尔哈赤们的父亲死于兵火，我们的老先祖和他的哥哥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起事于五月，以“兵不满百，遗甲十三”攻打图伦城，兄弟俩与敌众艰苦卓绝一场血战，大获全胜，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先祖与努尔哈赤一起，为争取刚哈部落、计杀诺密纳、收编萨尔浒，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其兄的得力臂膀。1593年，在反击九部联军时，先祖为掩护其兄，左颊中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先祖在世时，被赐封正白旗主和硕贝勒，参与政事，与其他七位旗主“共治国政”。这道“汗谕”，《满文老档》里至今仍有记载。顺治入关，我的祖先科尔果摧坚陷阵，直入中原，更是战功赫赫，康熙十四年，在平定三藩叛乱中，懋建功勋，被封为郡王，世袭罔替，一脉相承。到了我祖父时，尚有镇国公头衔，镂花金座红宝石的顶子，片金海龙绣蟒的朝服，威棱显赫，难以言尽。彼时，大清江山虽然已经风雨飘摇，国势衰颓，再难提得起来，但祖父的俸禄是一点儿也不少的，因为有公爵衔，岁俸银是八百八十两、米八百八十斜。当时朝廷正一品官员内阁大学士的岁银不过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斜，与祖父相比竟低至若此。为了保障满洲宗室和八旗世爵的利益，看来皇家宗室与一般官员的差距之大，实在是难以服众了。

我的父亲生于光绪十七年，祖父死时，父亲二十四岁，当时他正在国外留学，按清朝例制，承袭爵位，代降一等，为镇国将军。但傅仪小朝廷的册封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在国外的父亲听到此信，连回也没回来。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这个爱新觉罗的家族改姓金，因为家底殷实，父亲属社会名人，在政府又有职务，所以家道并未见怎样败落。

父亲一生娶过三房夫人，生养过十四个子女，男女各半，取名以舜字排辈，以“钅”宇旁赐名，比如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就是舜铻、舜镈、舜錤、舜镗，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就是舜锦、舜镅、舜钰、舜镡等等。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太复杂，又拗口，家里人管儿子们一律呼之为老大、老二、老三，将女儿们唤做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这样一来倒也很简单明了，好记又上口，而且轻易不会搞错，特别是对我那个稀里糊涂的父亲来说。因为母亲有三个，所以孩子们的生日并不像一般人家儿的孩子那样起码相差一年，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有相差三五个月甚至三两天的，说谁是谁的哥哥，也可能他只比那个弟弟大几天。

至于母亲们，我在这里不想多说，她们跟我父亲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我们管父亲的嫡妻叫额尼，其实两个字的发音一样，是nene，大概是满族话。额尼姓瓜尔佳氏，她的父亲即我阿玛的老泰山，是朝廷责任内阁的成员之一，“掌参与密务，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那权势自然要传递到女儿身上，因此瓜尔佳氏母亲在金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不苟言笑，派头很大，就是跟我父亲说话，她也有一副降贵纡尊的劲头。孩子们都怕她，不亲近她，包括她自己生的老大、老五和大、三两位格格。二娘张氏是安徽桐城人，世家出身，文采极佳，规矩也不少。一个大家闺秀何以做了父亲的妾，其中的隐情当然也很曲折。张氏母亲我小时见过，一年四季不出房门，脸色苍白肿胀，老是歪在炕上大口地喘气，老是咳嗽吐痰，老是说她要死了。上她的屋里去必须要给她请双安，逢到特定的日子还要磕头，而她特定的日子又特别多，包括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们的祭日，老太太都记着。自己尚顾不过命来还要惦记着别人，真难为了她。三娘陈氏是我的母亲，用我父亲的话说，母亲生干北京齐化门外的穷杂之地，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母亲的小家出身，注定了她的亲切与随和，注定了她的善良与善解人意，这正是大宅门儿里严重缺少的东西。我想父亲之所以娶母亲，大概是因了她的美貌，因了她的活泼、年轻，她比我的父亲小了近二十岁。这在外人看来实在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情，特别是我的姥姥，一直为母亲捏了一把汗。好在大格格金舜锦并没有因父亲与我母亲年龄的相差而对母亲有所怠慢，当着人的面，她也将我的母亲叫做娘，礼数周到得让人说不出什么。背地里，她对我母亲却是连正眼看也不看的，那种冷漠与不屑毫不掩饰地全挂在那张难得有笑模样的脸上。大格格长得并不难看，她有着旗人姑娘的清俊与修长，我们家至今还有不少她当年的照片，面庞清秀，身段苗条，凤目轻盈，隆准圆润，在金家的女孩子当中别有一番风韵。

大格格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是金氏一门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惯纵，加之满族人家里最重的是女孩儿，姑奶奶的权威高于一切，所以我这位大姐的性情就有些孤傲，有些不合群，在宗亲中是位没有人气儿的格格。跟憷她的母亲一样，大家也憷大格格。实话说，大格格也并没有跟谁怎么过不去，但大家不知怎的，就是怕。下人们说，金家大姑奶奶只要往院里一站，连正跑着的叭儿也吓得钻了沟眼儿。她那个势太压人，有点儿像西太后。

像西太后的大格格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是爱唱戏。她的青衣真是唱得绝妙极了，只要我们家的子弟们在家演戏，唱大轴儿的从来都是大格格，别人上谁也压不住阵。亲戚们来家里，听不到大格格唱《锁鳞囊》里“春秋亭”一段决不离开，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足见大格格的唱功好。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惟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才成为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

其实也不单是大格格爱唱，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爱唱，而且唱得都相当不错。我们的家里有戏楼，戏楼的飞檐高挑出屋脊之上，在一片平房中突兀耸出，迥然不群。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叫戏楼胡同，胡同的名称当和这座招眼的美轮美奂的建筑有关。我们这个戏楼胡同与京城雍和宫东墙的戏楼胡同不同，那个戏楼是指雍正幼时所住的王府中的一个建筑，后来因战火而被焚毁。我们家的戏楼较之那座潜龙邪的戏楼和宫里的漱芳斋什么的戏楼，规模要小得多，但前台后台、上下场门，一切均按比例搭盖，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无一不极尽讲究。特别是头顶那个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新奇精致，在京城绝无仅有。据说，整个藻井由一块块梨花木雕成，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音响效果不亚于北京有名的广和楼室内舞台。这个木雕的藻井1958年在拆除西跨院时被文化馆的人卸走了，从此再没见它在世间出现过。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论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有人形容其情景说：

子弟清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

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

虽非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

这首诗我读着中间好像少了两句，少便少，不影响意思的完整。它说的是社会上的旗人子弟“效仿梨园”达到的一种轰轰烈烈的演出效果。而我们家的“效梨园”则又别效出一番模样来。

金家的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像”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位”。别的到位均不很难，惟这戏曲的“到位”却是不容易，它一讲的是艺术功底，二讲的是头面行头，缺了哪样也不行。金家从高祖就喜欢京戏，那时家里养着从高阳乡下买来的孩子，即家班子，有正旦一人，生三人，净一人，丑一人，衣，柔，把，金锣四人，场面五人，掌班教习二人；锣鼓家伙，铠甲袍蟒，无不齐全，在东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班子。逢有谁的生日，满月，喜庆节日，家里都要唱戏，邀请亲戚朋友来观赏。亲戚们也都是爱戏懂戏的，往往借了各种由头来我们家看戏，那时候我们家里永远是高朋满座，永远是轰轰烈烈。

戏班的孩子们都是从小练的，功底很扎实，戏也演得很有水平。道光时候，皇上崇尚节俭，将宫里掌管演戏的南府改为升平署，开支大减，连戏班都撤了。皇上如此，下头自然纷纷效仿，且凡是效仿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听说各王公大臣为了表示自己也谨身节用，争先恐后地穿起了打了补丁的旧朝服，一时皇上上朝，丹墀一片叫花子般的破衣烂衫，成了道光年间的一景。我的祖先是否也鹑衣百结地夹在众臣之中山呼舞蹈不便考证，反正从道光七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不豢养戏班了。家班子里那些唱戏的孩子们或遣散回家，或留下听差，也有卖与外头戏班后来成了角儿的。那些留下来的孩子们在金家代代相传，至我们这辈，家里还有不少会唱皮黄的老妈儿，能打旋子的听差，传带得我们家也从上到下都能唱，能演，那一招一势，都非常的规矩，跟科班训练出来的一个样儿。

到了我哥哥们这个时候，把戏又演出了新花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打破了京戏的传统剧目，在传统的基础上尽性发挥，常常是现编现演，或古或今，牛头马嘴，把好好儿的一出戏闹得***不类，面目皆非，谲诡不足信，荒诞不可闻。参与这些胡闹的也有我的父亲，这大概与我父亲多年留洋海外，颇具民主意识有关，只要是演戏，金家的一切尊卑上下就全乱了套，变作了混搅的一锅粥。甭管演什么戏，父亲出台，爱用唢呐大开门，奏的是诸葛亮升帐的曲牌，以壮阔场面，大布雄威。初时大家都很严肃，父亲迈四方步走出，精神抖擞，弟兄们龙套配场，煞有介事，看来是要演一出正戏，大戏，不知是《群英会》还是《金锁镇》。大家正在威武雄壮之时，台侧一通小锣，急促的碎锣声中不知怎的跑出了老五。老五穿着大格格的女黄蟒，黄蟒短，只到他的膝盖，看上边很庄严，看下边的两条腿却光着，白丝袜上蹬着三接头皮鞋，见大家笑，他索性把黄蟒一张，露出里面的大裤衩来。后头父亲威严地一声“嗯”，他吓得赶紧把蟒袍掩了，钻入后台。母亲在下头说，这个老五，又是他捣乱，乱七八糟地胡穿，怎么把大格格的衣裳穿出来了。瓜尔佳母亲说，老五也不是胡穿，戏里男角儿穿女蟒的也大有人在，《水帘洞》里的猴王，还有程咬金，都穿女黄蟒，一来为扑打方便，二来也说明他们不是正经帝王。我母亲惟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我父亲除了演老生，有时还反串花旦，常演的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与孙玉娇相配的那个风流公子傅朋则由看门的老张担任。老张演傅朋的时候已经八十二了，牙都没了，说话漏风，颤颤巍巍，走道都不稳，还要张罗着演俊小生，任谁替换也不让贤。没办法，只好让那个八十多的老小生去和孙玉娇调情，也很有意思。父亲唱着唱着忽然冒出一句真嗓，插白说，你们的妈让我出东直门给她雇驴去，说了，今天雇不来驴就骑我，让我趁这机会赶紧跟着小傅朋顺房上跑了呗！下头一阵哄笑，有人叫好儿，父亲越发得意，极尽扭捏之能事，下头也越发笑得厉害。瓜尔佳母亲说，难为他说得巧，赏两大枚。就有人将两个铜板扔了上去，那时两大枚只能买一个烧饼，瓜尔佳母亲的参与更是带戏谑成分在其中。父亲欣喜若狂地将钱捡了，向下一道万福说，谢太太赏。下头又是笑，夹杂着弟兄们的怪声叫好儿。

父亲真正拿手的是正牌老生，他学的是谭派，认为谭鑫培的唱儿悠远绵长，有云遮月的韵味，跟他的嗓子很对路。父亲似乎没怎么下工夫，就把戏唱得很好了，有一回他在后园吊嗓子，招得隔壁沈致善扒着墙头往这边看，还以为真是谭老板上我们家来了呢。姓沈的是袁世凯的亲信，有戊戌的结怨，我们家很是看不起他，虽住邻居，彼此素无来往。沈家几次递话儿，要过来拜访，要过来听戏，都被父亲很坚决地挡了。父亲说那种溜须拍马，辜恩背义的人，金家人不想沾惹，怕的是有朝一日也被送到菜市口，跟谭嗣同一样掉了脑袋。而那天，因为沈致善称赞了父亲的戏，父亲竟破例向他拱了拱手，给了个笑脸，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在后园吊嗓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