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距家只有二里路的王仙镇，张德仁脚步放慢了。面前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这一个小镇，在他印象中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十二年前，就是在这个镇里，张德仁参加了红军，从此一去没有回头。而他报名当红军的事，也一直瞒着母亲。那天，他是悄悄跑到镇上跟随红军走的，事后也不知生父母急成了什么样子？老人家现在的状况如何，张德仁心里猜不准。他脚下慢慢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这是一栋三问的土墙房，屋顶盖着茅草。房问的正门紧闭着，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

张德仁来到门边，使劲敲了几下木门，屋内有了动静。过一会，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滞疑地问道。“谁呀？”

“妈，是我！”张德仁上前抓着母亲的手，深情地说。“我是德仁呀！”

“德仁，是你，你回来了？”母亲身子猛一颤动，她一下搂住儿子的肩膀，失声哭道：“我的天呀，你……你去了好多年了，我天天盼，日日盼，眼睛都望穿了……”

“妈，你别哭，我这不回来了！”张德仁极力安慰母亲，双手扶她进屋坐下。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你去了这些年，连个音信也没有，你说，你是到哪里去了？是当红军去了吗？”母亲止住泪，又连声问儿子。

“我……我是去当红军了！”张德仁一阵激动，他不忍心再瞒母亲。母亲憔悴苍老的面容使他心里感到十分内疚。为了他的出走，母亲这些年来承受了多大的精神痛苦啊！瞧她流泪的双眼，都快哭瞎了。张德仁感到惭愧，当兵一去10多年，他没有也无法给家里通信，因为当红军被知道了是要连累家里的，所以他不敢给家里写信，家乡的人也不知道他准确的下落。这次回来，他还要继续隐瞒自己的经历，要不还会出麻烦。但是对于母亲，他知道再无保密的必要，于是，便简要地告诉母亲道：

“妈，我在外一直到红军部队里干，这次回来是因为打日本鬼子负了伤，才回来休养身体的。”

母亲一听他负了伤，赶忙问道：“你伤在哪里？”

“伤在肺部！”张德仁解开衣服，露出胸来让母亲看。一面又道：“都结疤了，快好啦，你放心！医生要我回来再静养一段！”

“这么说你是回来养伤了？”

“是呀，可我对外人不能这样讲哩！有人要问到我的情况，你就说我这些年在外打工流浪，别的什么也没干，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母亲很理解的点点头。这一天，母子俩谈了很久。从母亲的叙说中，张德仁才知道，他走后不久，生父又病逝了。母亲一人带4个孩子，因无饭吃，两个孩子饿死了，一个妹妹出嫁到了外地，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又被抓兵走了。剩下母亲一人，孤苦伶仃的过着日子。张德仁回来，使母亲欣喜万分。从此母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地度了一年又一年。张德仁最初回来的几年，乡里人都摸不清他的底细，伪保长曾怀疑他当过共产党，但拿不出证据。他被传讯到乡里盘问了几次，都不了了之。又有一次，有2个乡丁将他捉住，要他去当兵，并被带到乡里按了手指纹。晚上关在乡公所楼上，他乘乡丁深睡时，悄悄撬开门跑了。这次到外躲了一个多月，才又回。

此后不久，张德仁经同村人介绍，与邻村一个姓唐的16岁的农家女儿结了婚。这个女人生得很单瘦，身体不大好，但她为他先后生了4个孩子。

张德仁在家乡疗养了一段，身体渐渐好了起来。此时他曾寻思去找部队。但他写了几封信，都因战争缘故，杳无回音，他和组织的关系，也在无形中中断了。从此张德仁在家乡再未外出，生活上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幸好他从小学会了做瓷泥手艺，每年能做瓷泥二、三万斤，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六、1958年，张德仁与杨得志取得联系。杨司令员问他愿不愿意到济南工作，他因家里割舍不下而失去了一次重回部队的机会。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了。张德仁欢天喜地的投入了家乡的建设中去。在土改期间，因为他家没有多田地，是典型的贫苦农民。他受到了乡里的信任，开始担任互助组长，后来又当了农业社的副社长兼保管出纳员。1952年，他因会做瓷泥，被招工到当地瓷厂当了工人。在瓷泥厂工作期间，他任劳任怨，工作老实本份，那时瓷厂工作收入低，张德仁一家有4个孩子一个老人，生活十分困难。到了1958年初，他的妻子在食堂工作，因吃不饱饭饿得瘦如皮包骨。有一天，妻子突然病倒在工地，众社员去抢救，还未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妻子死后没几天，张德仁的母亲又一病不起，不久也溘然而逝。连着死去两位亲人，张德仁悲恸欲绝。为了安葬妻子和母亲，他先后借债买了两付棺材。葬事做完，他已背了一身的债。此时4个孩子都还小，他又做爹又要做娘，日子过得已快喘不过气来。绝望之中，有一天他偶然从报上看到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下连队当列兵的消息。他当即试着写了一封信去，想求杨得志帮助解决一点生活困难。此信发出后不久，回信就来了。那信是食堂会计转给他的。会计问他：“你在外面当了兵没有？”他说：“搞了10来年。”会计又问：“你在济南有无熟人？”“有一个，叫杨得志”。会计即把信给了他。他拆开信一看，果然是杨得志的亲笔信。杨得志除向他问候外，还给他寄了100元钱。张德仁接此信后好不欢喜，连着几天他没有平静下来。过后他又给杨得志去了几封信，杨得志也回了他2封信，并又寄了250元钱来，用这些钱，张德仁解决了燃眉之急：给别人还了买棺材借的债，又买了大米油盐，渡过了食堂化那一段最艰苦的生活。自和杨得志联系上后，张德仁的生活处境才渐渐好起来。原来不知他底细的人，现在都感到很惊奇。就连平日瞧他不起的厂里人，对他也刮目相看了。他的活儿被重新安排，每天只需坐着过磅做记录。

但这种好景不长，过了不久，厂里组织反右派斗争，搞大鸣大放。有人动员张德仁说：“你是在外闯过的人，要敢于作斗争，写写大字报吧！”张德仁说：“我不会写。”别人就以他的名义抄写了大字报，给一个干部提了意见，这下得罪了一个不能得罪的人。后来该干部当了矿领导，就处处跟张德仁过不去。有一次，张德仁肺病发作，医院开证明需休假4个月，该领导不批休假，每天还要他送菜种菜，帮食堂干活。后来精简下放，又借口张德仁身体不好，用150元钱的安家费，干脆把张德仁下放回了农村。

张德仁回到家里，生活上又陷入困境中。此时张德仁又和杨得志联系，杨得志派一个秘书一个参谋来看望了他。后来又邀请他到济南去相见。张德仁于1963年正月动身，只身买了车票，辗转到了济南，按照信上标明的地址，找到了济南军区，与杨得志司令员见了面。杨得志与他畅叙往事，感叹不已。

张德仁这次到济南住了10多天。杨得志很关心他，要秘书带他到军区医院检查了身体，并一再询问他是否愿留下，如果愿留，可以安排到部队工作。张德仁因为家里有4个孩子，实在丢不下，就说还是回家在农村干。杨得志最后说：

“搞农业也好，不过你要注意身体。”便给了他100元路费，又派人送他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七、“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诬陷张德仁是“军统特务”，是“逃兵”，他受到批斗和折磨，但倔强性格始终不变。

从济南回来，张德仁就一直在生产队里劳动。群众信任他，又让他当了队里的保管员、他保管粮食财物，从未出过差错。他办事秉公，从不徇私情。有一次，生产队里分粮食，他给社员过的称都称得很“旺”，给自己儿子过的称却很“阴”，儿子为此和他吵了一架。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德仁不肯卷入派性斗争，曾有几派造反派头头找他，要他一起出来造反，他都坚持不干。他的“保皇”态度惹怒了造反派，有人就说他有。历史问题”，可能是“军统特务”，是临阵脱逃的“逃兵”。一天，几个造反派来到他家，将他押到大队部进行了一场批斗。造反派拿着棍子，逼他交待历史问题，问他是不是特务和逃兵。张德仁临危不惧，他驳斥了诬陷的谣言，申明自己是当红军打鬼子负伤才回家的，并且有杨得志的信作证明。造反派们还是不信，最后折磨批斗了几个晚上，又将他视作有历史问题的人而进行了一段管制生产。

就在这段最受冤屈的日子里，张德仁也没有屈服。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因为“文革。的冲击，他和杨得志的联系也中断了，但是，在生产队，他仍埋头老老实实地只干活儿，不问世事。生产队的群众都信得过他，造反派内部又矛盾分化，不久，张德仁被解除了管制，又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

70年代末期，生产队粮食产量低，张德仁一家人吃不饱饭，生活很困难。他的儿子张伯忠极力鼓动他去矿里要求落实政策，张德仁不肯去。儿子就反复到矿里找领导申述困难，要求落实父亲工人待遇问题。他前后跑了三、四十次，矿里起初说张德仁是精简下放对象，还怀疑有历史问题，不肯落实政策。张伯忠火了，动手推了一个领导干部一下，这下和矿领导问的关系更僵化了。张德仁落实政策的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1981年，经矿里的主管公司批准，才将张德仁收回，作了退休工处理，并让其女儿顶了班。

八、分别40多年后，张德仁在北京与老首长杨威武将军相见。杨成武、杨得志将军分别为他落实政策问题写了证明材料。

时光易逝，转眼已到1985年10月，这天，张德仁在湘潭工作的大女儿张淑珍，偶然看到一张《中国青年报》，上面谈到一段记者采访杨成武将军的报道，杨成武在回忆平型关大战时说，“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敌人已先我占领了驿马岭顶上隘口，我们要挡住敌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隘口，我团一连连长张德仁是老红军战士。他带领战士冒死冲锋，刚到半山腰，隘口两隘突然喷出七、八条机枪火舌，形成交叉火力。张德仁和战士们纷纷中弹牺牲，就在这时，平型关方向传来了闷雷般的山炮轰鸣，平型关战斗打响了。”——

（摘自1985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纵横驰骋歼敌寇，将军侃侃话当年》。张淑珍见到这段报道后，回家找到父亲说：“这上面写的张连长，是不是你？”张德仁读完报道，激动地说：“杨将军写的这个连长就是我。他认为我那次死了，我们后来就再没联系。”女儿又说：“爸爸，你去找找他吧，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你活着，要是知道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吃惊！”张德仁的另外几个孩子，见了这段报道后，也都极力主张父亲去北京找一找老首长。以便当面证实一下他当红军的历史。张德仁这次被孩子们说动了心。他想，自己年纪已老，如果再不落实当红军的经历，自己一生的历史该向后代如何交代呢？他要为自己也要为孩子负责啊！

打定了主意，这年三月的一天，张德仁筹足路费，便千里迢迢，带着儿子张伯忠一同乘火车到了北。张德仁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他和儿子在北京街头转悠了几天，也没找到人。有几次，他到新华门去问，被哨兵挡了回来。后来，在一处公厕边，一位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人听了他的诉说后，指点他说：“你朝前拐一个巷，有座大门处没有挂牌，那里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接待室，你去那里试问一下吧！”张德仁和儿子便朝他指点的方向走，果然找到了一个没有挂牌的大门，旁边有个年轻的值班人员，在接待室值班。

张德仁手拿着报纸，走上前去便说：“同志，我要找一下杨成武将军，能让我进去吗？”

值班人员对他看了看道：“你找首长有什么事？你认识他吗？”

“我是他的老部下。你看，这报纸上写的牺牲的连长就是我。”张德仁说着，把手里的报纸递了过去。

那值班员接过报纸细看一会，说：“这篇文章写的张德仁真的是你？”

“是的！”张德仁再次点头。

值班人员眼睛睁大了，他觉得此事非同一般，随即打电话到杨成武办公室。一会儿，一位穿军装的秘书出现了。秘书见了张德仁，又细细盘问道：“你是哪里人？”“我是湖南醴陵人。”“你和首长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老上级。在福建时，他当团政委，我是战士。后来他当师政委，我是通讯排长。红军改编八路军，他在独立团当政委，我是连长。”“你还认识哪些首长？”我还认识杨得志，陈正湘。杨得志当红一团团长时，我一直当通讯班长。”秘书又问：“杨得志和杨成武谁高些？”“杨成武高些，杨得志胖点。”“谁文化高点？”“杨成武。”。谁黑些自些？”“杨得志黑一点，杨成武自一点。”

“好，你都说对了。”秘书点点头又道：“那么，请你再把你的经历和负伤的情况说一说吧！”

于是，张德仁又详细地将自己的经历和负伤的经过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