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产与交换，金融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没有强大的自洽性目的和意志。而“现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也正是从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而建立起“现代性”的国家。在工业化成为国家发展的主题、工业实力是国家的新的主要力量来源的情况下，以工业资本为主的产业资本是这段时间的历史主角。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延续了全球化的既往特征，但又有所变化。这一轮全球化的背景，已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全球化过程有所不同，那就是西方国家已普遍完成工业化、进入了所谓“后工业时代”，现代国家体制也已高度完备。产业资本不再为西方世界的核心权势阶层所看重，金融资本开始脱离实体经济而演化为自洽性力量，世界因此进入了一个所谓“虚拟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权且把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物质内涵的全球化模式当作一种全球化试验，那么，2007年以来的全球变故，已经给试验判了死刑。它不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20世纪下半叶以来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掏空其财富根基，也锈蚀了其勤奋创业的精神传统。

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

先从精神层面来说。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传统发达国家如今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在良好福利保障体制下生活无忧的大量公民，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业已丧失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勤奋创业精神，转而为“提高生活品质”专事向国家索取，而不去努力劳动，创造更多财富。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有其精神动力的。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确立与建构，也与此有所关联。日本的发展则据说与同样强调勤奋创业的儒家伦理有关。

然而，这种精神传统现在却已显著衰退。日本的“草食男”一族、美国人的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思想，都活脱脱勾勒出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公民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疲钝。日本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岸田秀发现，21世纪的日本社会充斥着“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的“三无”青年，与勤劳向上的父辈们相比，这些20岁到34岁之间的男性，“不想出人头地；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减退，无心取悦女性；不以无知或缺德为耻；没有信仰故不执着，冷淡面对红尘世间；不饮酒故无醉态；仅与极少数亲友交往，回避生人……”“草食男”的批量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20年”隐隐有着对应。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美国人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他所担忧、而美国人至今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怕要求美国人做出牺牲，那一代人愿意为国家的福祉做出奉献，敢于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责任和喊出“跟着我”。这些现象和品质，在当前的美国已无迹可寻，相反，最优秀的人才是到华尔街制作赌博的筹码，而非到硅谷制造计算机芯片，越来越多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美国领导人不敢要求美国人为未来付出，对全世界所说也由“跟着我”变成了“你先走”。

价值观向消极无为和享乐主义方向的演变，当然不纯粹是精神因素使然，而与西方社会已经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最有改天换地的创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起步，以往西方世界的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同样是重要因素。当西方在向工业化迈进时，西方人一开始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懒惰”。马克斯·韦伯在百年前的知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就谈到这一幕有趣现象：当时大量东欧农民跨过边境，前来德国垦殖土地，竟然受到了许多德国容克地主的欢迎。原因其实不难找到：当年德国已处于工业化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已从农业中脱离，德国人懒得再务农。

20世纪下半叶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推动了“农民终结”，原先最有创业精神的一大群体，就此消失，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业人口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由此造就的情形，是发达国家一边失业严重，另一边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又人手短缺。不久前一位朋友从美国访问回来，他与美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交流，对此就有深刻印象。比如他发现美国当前事实上的失业率达到了将近20％，尽管官方数字说不到10％。但这些失业人群并不愁生活无着，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以基本生活保障。“低贱”一点的活儿，有福利保障的“正经”美国人是不愿意干的，而多交给“贱民”去干，是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所说的拉美“外来越境者”，撑起了这些脏活累活的“蓝天”。而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消息说在美国的“黑户口”拉美裔青年纷纷要求从军，原因是他们听说只要为美国军队卖命，就有可能获得一张美国绿卡。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欧洲完善，但比起非西方国家来说，则又优越得多。欧洲的情况则又更上一层，弗里德曼说“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不能说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知道问题所在和要从何处解决问题，如福利制度一样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政治体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勤快国家”接力全球化新进程

发达国家的过度福利、清教精神没落以及沉重债务，所影响的不仅是传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面貌，同样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也因此掀开了一页新篇章。简单地说，就是旧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不能不终结，而新的、由所谓新兴国家为引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成形。

在“养懒人”的福利制度娇纵下，与实物相关的产业资本在传统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已越来越无利可图，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税收负担，腐蚀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而再次勃兴，里根、撒切尔式的小政府主张、削减福利支出及对资本权势的放任，与其说是为了巩固对非西方国家的霸权，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自身的资本外逃，因为产业资本是与就业直接相连的。

然而，这仍然无法阻止产业资本逃离西方的步伐。为弥补高昂的福利支出所带来的财政亏空、继续少劳多得的奢侈生活方式，这些“后工业化”国家转而竭力推动金融全球化，以便在全球市场发行债券，从全球市场获取物质和财富来源。美国则干脆利用自身的美元霸权，以铸币税“空手套白狼”，靠打白条来维护体面生活。

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已经一扫之前辛勤创业的劳模形象，转而养尊处优，靠从后发国家借债或耍弄金融诡计骗取钱财为生。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普遍性地蜕化为世界体系中的懒惰国家。

但这并非世界的全部。与西方国家的懒惰化相比，后发国家眼下却是当年发达国家发家致富时的样子，勤奋创业，积极进取，实业至上，储蓄率高，不喜欢借钱过日子。这些国家不知不觉间竟然成了借给别人钱的国家。

更要指出来的是，后发世界的这些勤奋国家，在追随全球化浪潮“借梯上屋”也变成准工业化国家后，从全球物质生产和流通来说，业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原先的那只由西方国家搭起来的全球化“梯子”，在它们眼中已褪去神采。最近十余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日益加重，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bric）再加上土耳其、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七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由1992年18％上升到2009年的29％，同期老的七国集团则由5l％下降到40％。预计到2017年，前者就将超过后者。

后发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则持续下降，这些国家间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生产上的分工合作，完全复制了历史上的全球化物质产品交换方式。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自1997年以来增加了20倍，与拉美的贸易不到10年增长了14倍；巴西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自2003年以来增加了4倍，与非洲的贸易额则增加了5倍，总额达到26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巴西与德国或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也都在迅速升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被提及的亚非拉世界的南南合作，如今已经有了实质内涵。

这种脱离西方国家的新全球化模式，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引擎的含义所在。这当然不为传统经济权贵所乐见。欧洲和美国近年间的策略，是希望通过吸收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起二十国集团（g20），来继续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套路。但只要先发国家不改变那种寅吃卯粮式的生活方式、不放弃对全球化的主导，过去那种由西方控制下的全球化模式，注定将病入膏肓、死路一条。

新旧两种全球化模式间的冲突，也借由包括g20峰会在内的各种国际场合频繁浮出水面。欧洲在希腊债务危机后已使欧元贬值，美联储采取多印票子的办法使美元贬值，而在去年的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和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都批评人民币升值缓慢。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惊呼世界正在陷入“货币战争”。去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围绕货币问题发生的争吵及缺乏共识，已将两种全球化体系间的冲突暴露无遗。

中国应联络新兴国家推进脱离西方的全球化体系

全球化体系的新陈代谢以及其间世界经济、政治权势将要发生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将引发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甚至政治对抗，这尤其会体现在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后发国家中国的关系上。去年中美之间围绕人民币汇率、“天安号”事件、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等发生的激烈碰撞，以及中日关系再次急转直下，已为此做出了注脚。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与一些重要守成大国的关系，从基本面上说，还将延续去年出现的事态，这对未来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一个严重挑战。

不过，也应看到，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出现及新全球化体系的崛起，也在为中国进入世界经济、政治的最前台以及调度全球资源化解国际压力和突破重围。创造了明显可以利用的条件。中国可以做、也应该做的。是在全球战略上，要主动积极推动后发国家间的全球性物质交换体系的完善。也就是要真正实现“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个老概念，体现的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合作、共同扶持的思想。

现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已很少提到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南南合作在今天才真正有其现实可能性。后发国家已经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体系，但它们之间要达成更高程度的经济联结，以及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为强大的政治影响、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或强制，还有赖于在经济、政治上进一步整合。这又有赖于少数先走一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为突出的新兴经济体发挥领导带动作用。

中国推动南南合作，首先和关键还是在亚洲两翼。一翼是东亚，另一翼是中亚、中东。要继续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与中亚、中东的物流畅通。而这又要以丰富与亚洲国家间的交往议题为前提。过去一些年间，中国致力于推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外交，有力推进了亚洲经济一体化及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合作，成效是明显的，但东亚不少国家近一两年间与中国围绕海洋权益问题而引发的争端，以及为美国“回归”亚洲提供方便的场景，说明仅仅依靠经济外交又是不够的。中国要在国际交往中走出“gdp至上主义”，在不懈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重视政治、安全议题，推动与亚洲国家间更多的安全合作，以避免亚洲内部问题继续被美国所利用。

这些年来，一些新兴国家已有意识加强彼此间的协调配合，“金砖四国”由纸上概念成为现实机制，并吸收南非参与其中，就是重要变化。但能够囊括大多数重要新兴国家的协商机制还没有出现。中国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其方式是要主动联络重要新兴经济体。在“金砖四国”对话协商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建立新兴经济体论坛之类的组织机制，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和以整体的面貌共同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搭建起新的平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需要认识到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逐渐转移，如今已经快要到达临界点，传统工业化国家不可能继续维持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主体位置，新兴经济体要为权力转移做出充分准备，不能继续在西方安排的七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组织内充当配角。新兴经济体要做世界体系中的主角，首先就要在国际机制上有为自身服务的组织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就世界经济、政治或其他议题展开讨论、提出构想、发表意见。新兴经济体论坛应当承担起这种职能，它的设立既要体现经济代表性，即参与者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同时又要体现地区代表性，即参与者是能够在所在地区发挥影响的重要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越南、土耳其、伊朗、南非、巴西、墨西哥、中国等国，都应在新兴经济体论坛之列，而传统工业化国家可以作为观察员国参与该机制的对话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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