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美俄两国历史独特性的不同，以及与之相关的各自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两国不同的安全感：美国置身两个大洋之间，感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俄罗斯崛起以及在“9·11”之前一直都是存在的，这是美国把自己的安全和和平建立在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制度的不断扩张之上的重要基础。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很自然的边境，尤其是在西方，致使其永远感觉自己在受到威胁，这导致当俄罗斯帝国国内越多极化时，俄罗斯领导就越没有安全感，俄罗斯帝国就越要领土扩张。

两国心理上的冲突

通过对美俄不同历史特性的了解，就有可能解释清楚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俄两国在心理上产生冲突的真正原因。

对于美国而言，苏联的解体正是自己所持民主价值的最好见证，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改革和进步的时代。

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20世纪90年代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里意味着耻辱，意味着腐败和民族的衰落。当普京致力于俄罗斯重新崛起时，许多美国人批评普京要把俄罗斯退回到贵族统治时代，而俄罗斯的普京支持者则解释说，俄罗斯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它的国际地位，这种看法从俄罗斯国内的民众调查来看，似乎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同的。

普京，把自己看作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女皇传统的延续，正是这两位英雄式的君主建立了俄罗斯帝国。尽管这两位俄罗斯的领袖即便只按照18世纪的欧洲标准来看，都是集权的，但他们却自认为是改革者，是他们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和桀骜不驯的民族带入了现代社会。

构筑建设性的关系，需要美俄改变各自的传统态度

在战略上，美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于俄罗斯而言，亚洲不会作为它的政治核心，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自己也会从目前这种中俄合作伙伴关系中不断退出。俄罗斯要恢复其历史地位，美国应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在目前，两国间存在的突出障碍来自俄罗斯自己所宣称的“近邻”

问题。俄罗斯周边那些新独立的国家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许多俄罗斯人非常不愿意承认它们是“外国”，因而非常不愿意看到美国在其“近邻”施加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尊重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独立性，涉及到对自己安全与和平的考虑。透过这些表面的分歧，影响美俄建设性关系达成的重要障碍在于两国不同的历史特性，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的对外取向。

对于俄罗斯的领导人来说，必须理解美国民众的看法是由他们自己的历史形成的，正如俄罗斯民众的看法是由俄罗斯的历史形成的，美国人在判断其他社会的时候，永远是以自己对人权的理解为基础的。

对于美国的领导人而言，必须理解俄罗斯近年国内政治的走向不可避免地源自它过去的集权历史，同时也是由苏联共产党倒台之后国内形势促进的。在此背景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很难很快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产生，对此，美国需要新的视野：普京的俄罗斯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过渡性的综合体，它是由苏联的体制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既有俄罗斯历史的集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央官僚集权主义的因素，还有统一的欧洲和强势的美国背景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种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在俄罗斯是占主导地位的，尽管它比俄罗斯历史上的集权主义微弱一些。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明智的外交政策应该是鼓励俄罗斯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美国必须明白推动俄罗斯向民主体制演变的主要力量来自俄罗斯国内而不是国外。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过分地、不自然地改变俄罗斯国内政治游戏的外交政策，只会适得其反，促使俄罗斯的政治集权更加严重。如果这一精神得到实施，则美俄关系极可能不断地减少摩擦，增加合作，这必将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进步。

中国要向朝鲜提供更多元的支持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宣玉京（韩国学者，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经济发展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包括维护稳定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对于经济形势困难的朝鲜来说更是如此。这从内部降低了朝鲜的安全感，政权生存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金正恩刚刚上台，年龄与经验均显不足，加深了这种脆弱性。

朝鲜的选择

食利国家（reniersae）的概念起初仅仅用于分析中东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丰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指“将大自然赋予的资源用于出口并获取收益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以石油出口获取外汇收入为基础的阿拉伯产油国。从中东的案例来看，食利国家主要指依靠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出口而获得政权稳定所需经济基础的国家。随着该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它使用对象包括一个国家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因出口生产成本与国际价格存在巨大差额的商品所带来的收入或外部援助等。某种程度上，这些收入要么等同于大自然赋予的天然馈赠，要么是他国援助而带来的免费收益。

“食利国家”的概念最早用于分析中东威权体制国家利用“食利收益”维护非民主的政体，暗含一定的“贬义”性，但本文是在一个中性意义上分析朝鲜的情况。首先，任何政权都会把维持执政生存放到第一位，这和国家性质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无非是采取的方式不同。其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经济发展优势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在任何国家均属理性选择。最后，冷战后，朝鲜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压力下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采取“食利性收益”有其无奈。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朝鲜对宪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均新增设了对外开放的有关内容，朝鲜曾试图进行国内经济改革，调整对外经济合作模式。但是在2005年以后，随着内部改革失败，以及国际制裁等外部环境变化，朝鲜对促进国内经济改革逐渐丧失了兴趣，重新回到保守路线，主要依靠“食利性收益”来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

第一，原材料食利。仅以2009年为例，朝鲜在该年度的总出口额中，仅矿物产品的比例就达到420%。除了矿物产品外，其他的如动物制品、植物品、木材、贵金属、非金属类等基本上都处于原生状态，即便个别产品经过加工，但也只是经过非常粗糙和初级的工序而已。因此，若加上这些产品，朝鲜的原材料食利在2009年度的总出口额中就占据到687%。

第二，地理位置食利。典型的案例应该是罗津港的开发与旅游产业。罗津港的全称是罗先经济贸易区（罗津＋先锋），是由中国与朝鲜共同开发与管理的，2011年正式启动。其投资与经营多是由中国来负责，从纯粹的经济层面来看，朝鲜对项目的风险不负任何责任，基本上就是坐等收益。旅游产业的代表是金刚山旅游与开城旅游的开发。2010年以来，朝鲜尤其面向中国游客努力发展新型旅游业。

第三，战略性食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朝鲜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作为武器，试图获取外部援助。美国和朝鲜高级代表于2012年2月23号举行的会谈，其主旨仍然是以朝鲜为去核化采取切实步骤为前提，换取美国方面的援助。从1994年朝美签署《核框架协议》至今，朝鲜解决停止核项目和导弹试射项目的基本思路均是以换取国外援助为目的。从朝鲜的立场来看，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实施的对朝援助属于战略性补偿，而并非是人道主义援助，因此，在学理上也应归于战略性食利。

第四，政治性食利。这包括了人道主义援助与开发性援助等内容。这里所指的人道主义援助及开发性援助仅限于国际红十字会与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慈善机构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各类援助行为。由于援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以及多年连续的援助所造成的援助疲劳等因素，纯粹的对朝人道主义援助行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呈减少趋势。2011年，朝鲜虽然曾试图向若干国家请求人道主义粮食救援，但均没有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