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成功催生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愿景。按照gdp算，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只有五万亿美元，美国不到十五万亿。但只要坚持住以往的发展速度，最多二十年，即使不算购买力，中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加上十年，也就是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欧之和。再加上三十年，中国人均收入也将赶上西方。中国人以六十年为一甲子，再过一甲子，也就是到本世纪70年代，中华民族有望如汉唐时代，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民族。那时，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科技实验室，吸引世界最顶尖的人才，成为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大摇篮，成为大学的圣地，成为人文社科的圣地。那时的人们会说，21世纪属于中国，正如19世纪属于西欧，20世纪属于美国。

然而，这只是愿景，是以中国为物质和精神家园者们的“一厢情愿”。对近代以来的所有大国来说，如葡、西、英、法、德、俄、日、美，世界很危险，随时可陷己于灭顶之灾。在以往的三十年和六十年，中华民族经历了数不清的曲折和陷阱。成为国际焦点后，中国将经受更多、更大的风浪，经历更多曲折。

中国能“熬”到江泽民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天吗？未来无法预知，“充分条件”不可能被预知，但从以往经验看，我们可以指出三个“必要条件”。

实现愿景的三个必要条件：不动摇，不折腾，不偏袒

经济上不动摇。在未来三十年里，我们要坚持以孙中山说的“民生”为核心，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我们已经坚持了三十年不动摇，若再坚持三十年，就是世界第一大国，若能坚持到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就能过上世界上最富裕的生活。

政治上不折腾。怎样才能政治上不折腾？在未来六十年里，我们要始终维持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稳定。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努力维护“和谐社会”，政治上坚决“不折腾”。中国大陆三十年前搞政治运动，鼓励全民参加夺权运动，其时台湾在抓经济建设，一跃而成亚洲经济的明星。大陆开始抓经济建设，台湾政治开始折腾，经济建设服从每年一次的“夺权政治”，政客相互指责，相互掣肘，经济停滞了十年。其间，大陆经济已经翻了两番多。看到世界上那些在内部政治上“折腾”的国家在沦落，中国政治一定要保稳定，不折腾。

国际上不偏袒，求公正。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没有公正，世界就不和平，不稳定，中国也难独善其身。世界金融危机，迫使中国采取超常手段应对，导致了很多新问题。美国借口“9·11”，率领西方世界发动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新“十字军东征”，伊斯兰世界遭殃，中国也损失惨重。所以，发达的北方要稳定，不发达的南方也要稳定。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繁荣和进步。身处世界的南北方之间，中国承担居间调停的国际责任。中国既要劝阻北方本能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军事等方面发动统治南方的战争，也要劝阻南方对北方发动战争。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努力争取国内的社会和谐，还要承担外部世界和平与和谐的责任，努力让“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延续下去。

怎样才能做到这“三不”，经济上不动摇，政治上不折腾，国际事务上不偏袒？显然，关键在于政治上不折腾。这就涉及争议极大的中华政体，变还是不变？

中华政体：变与不变的辩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一甲子的成功在求变，正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从1919到1949年的三十年，我国进行了社会革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动员组织了起来，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获得了独立自主。从1949到1979的三十年，我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国家开始强大了。从1979到2009年的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人民开始富裕了。三个三十年，通过不断的变革，先后解决了“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走上了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之路。

尝到了变革的甜头，今天又有人要求大变革，要革政治体制的命，说这体制是专制，不符合“世界潮流”（欧美8亿人是“世界”，中国13亿人何以就不是“世界”？）。他们懒惰地把中国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政体”问题。他们号称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中国政府“闯关”，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利益之关，闯政治改革之关，拆故宫，建白宫，改行西式的“宪政民主”。

在以往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了没有？变了，而且变得很快，变得很多。上四十岁的人会了解，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革命体制变成了制度化的体制。在以往三十年里，政治体制有渐进的变，更有“震荡疗法”式的突变。一夜间，我们把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了，那曾经是80％的中国人生存的基本制度。一夜间，我们把党政干部的终身制废除了，代之以任期制，而且是附加年龄限制的任期制，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任期制。我们还有渐进的但非常深刻的变化，比如文官录取考核制度，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变成强大的反贪污机构，行政和司法的规范化、透明化，还有一国两制、言论自由等等。

然而，中华政体的主干没变，不仅六十年没变，而且两千多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依然非常“中华”。中华政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底蕴深厚，两千多年的惊人变化就是在以不变应万变、求万变中发生。因此，中华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华政体的树干是什么？每种政体都包含四大要素，第一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选拔政府官员的方式，第三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主要执政机构，第四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预防和修正政府错误的机制。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判定中华政体四大支柱。

第一，官民关系信奉“民本主义”的民主而非“西方民主主义”。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思想，已经延续三千多年了。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担当为百姓谋福利的责任，否则理应被推翻。换言之，政府是为所有人民的福祉承担责任的机构，不是社会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平台。

第二，官员选拔方式上以政绩考核为核心标准，从基层做起，实行“绩优选拔”（meriocracy）。中国的绩优选拔传承自远古的功勋制，也有两千年历史了。这个制度与西方的选举制非常不同。选举制靠利益集团支撑，选拔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官员，能说会道及面相比能力的实证更重要。

第三，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掌握核心权力机构。在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中国，拥有共同执政理念的儒家弟子组成统一的执政集团。今天的共产党也是个代表当代中国人民整体发展利益的执政集团，不是议会政治的党，不是某个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利益集团的“党”，字面“尚黑”，所以中国人讲“君子不党”。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中国社会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分成相对固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中国明显有统一的社会利益，才会有统一的执政集团。

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人民怎可能团结一致向国强民富的现代化目标坚定地前进？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维持绩优选拔，保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杜绝武装干政甚至军事割据？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抵抗住族裔分裂主义，保障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有“统一战线”，有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抵制住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甚至挟持政府的企图？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只要在上述六项里的一项出了问题，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第四，与西方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政府犯错误。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中国分工制衡机制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文明不可能至今绵延不绝，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熬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政体展示了超强的学习力和适应力，不仅适应学习西方的东方（苏联东欧），也适应学习西方的西方（美国西欧），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一路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

所谓政府管理，无非是四种手段的综合运用：1强力压制部分利益（比如靠军警）；2呼应部分和眼下的利益（比如靠选举）；3承担保障整体利益的责任（比如靠中立的执政集团去平衡局部与整体、眼下和未来、变化与稳定这六种利益）；4塑造共同利益观以凝聚人民利益（比如靠社会核心价值观）。

中华政体适应变革，强调更高级的后两项手段，给“善治”提供了辽阔空间。

政体西化未来三十年的最大陷阱

从对中华政体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三十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陷阱。而今，西化中华政体的主张在国内外都非常流行。这种主张意味着：

第一，放弃民本主义的民主信念，改信“西方民主主义”，信奉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第二，放弃绩优选拔为核心的干部制度，改行多数决选举制；第三，放弃统一的执政集团，改为多党竞争制；第四，放弃分工制衡，改行分权制衡。

如果上述情形出现，政客们必然公开逐鹿，争夺大位，煽动人民支持自己夺权。结果，政治上必然折腾，以民生为核心的政策必然动摇，国际上也必然偏袒和跟随西方。如此，三个“必要条件”就消失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愿景就成了泡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空话。

为什么有可能出现这种暗淡前途？一是因为所有现实的政体都是固态的，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身，才能适应社会变迁。二是因为“挨骂”，外国人骂我们的政治体制“专制野蛮落后”，我们自己也信了，无视我国在中华政体护佑下取得的巨大成功，满眼都是“不可能克服”的问题，自己痛骂自己，痛骂自己的“体制”，产生拆故宫建白宫的“自杀”冲动。认为改制度就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拿别人的鞋量自己的脚，总说自己的脚是畸形的，不看自己跑得比别人快，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中国是欠发达国家，很多问题都是高速发展造成的，不是制度造成的，不是“原来就有的”。事实上，在同样的根本制度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获得了六十年的快速进步。有什么理由认为，在现行制度下，我国无力解决腐败、缺法治、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以及住房、教育、医疗的不平等？拆了故宫，问题只会更加恶化。

避开“拆故宫”的陷阱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们不希望像前苏联那样，在骂声中东施效颦，走上自杀之路。我们用了两个三十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发展道路，解决了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在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希望还能解决挨骂问题，特别是自己骂自己的问题，即拿别人鞋量自己脚的教条主义问题。前三十年，我们对“西方的东方”（前苏联、东欧）的教条有了足够的警惕，后三十年，我们需要对“西方的西方”（美、欧）的教条产生足够的警惕。

总之，政治上不折腾，抵制住西化中华政体的诱惑，拒绝自杀，我们才能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才有实现未来三十年的愿景的可能。

为何中国长期停留于“转轨时期”？

秋风（独立学者）

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的价值观念如此狭隘地聚焦于物质财富，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智用于获取财富，而根本不顾其他价值。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资源投入财富产生与享受中，其财富当然可以超常规地增长。

物质主义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信念，它首先体现为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它渗透于改革之前正式制度结构的最深处，在八十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转向，但其物质主义精神并无根本变化。政府在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支配下所采取的种种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政策，默许、诱惑、推动乃至强制民众产生了物质主义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使物质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无所不在，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尴尬，甚至令人担心的制度格局、财富配置状况及伦理状态。

经典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

政府控制经济与福利国家，是现代国家物质主义精神的两个主要制度结果。在八十年代前的中国可以看到前者之经典表现。

根据现代中国人所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在生产力的驱动下神秘地演进。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力的变化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决定国家的权力配置，最终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和幸福。这种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指导国家同时致力于控制资源与满足人民物质需要。不过，以80年代初为分界线，两个时代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80年代之前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主要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宏大教条，国家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将其统治权建立在对物的全面占有之上。建立和巩固国家对财产、资源的控制，成为宪法最具根本意义的条款。政府通过种种宪法与法律安排，成为国土上全部物质性财产绝对意义上的所有人。国家行使统治权的基础，不是同意，也不是中国圣贤讨论过的“天命”，甚至也不是封建的“征服”，而是对财产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全面占有。这样，国家被还原为财产关系的总和，国家宣布占有一切财产、资源、财富，及由此所生产出来的剩余。

这种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异常重视经济增长。拿它与以私人产权和法治的国家相比，这一点显得十分醒目。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国家稳固之本就是通过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积累国家的实力，这种实力主要表现为重工业及其所支撑的军事力量。这种物质性实力不仅仅是针对外部世界的敌人，同时也针对内部的敌人：唯有掌握了强大的物质性力量，国家才能对内外敌人保持足够的压制能力，使之畏惧、顺服。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政府趋向于过度投资，尤其是向能够生产强制性力量的重化、军事工业投资。

与此相对应，国民也被视为一种物质性存在：“螺丝钉”或者“砖瓦”的比喻表明，国民被视为建设国家的工具。国民首先被视为“劳动者”。他们由国家动员并统一安排，利用国家控制的资源为国家创造财富，积累力量。这样的国民经济，其实是“国家经济”，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享有财产、组织生产与分配活动，并占有盈余。这样的国家具有非常浓厚的经济色彩，经济就是政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