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央视老兵(2)

作者:水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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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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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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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92字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抑郁症是一种越来越常发的疾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等外因的促发。我还知道了,抑郁症患者内心真实的活动,以及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你的节目真不错,我肚子里会想,哼,你是眼红我吧。反过来,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最近节目收视率一般啊。我心里会说,你懂个屁,你还不如我呢。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问个究竟。


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他说:“你就跟你哥说,没事,有我呢,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你要给他希望。”


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后来,当我告诉崔永元我哥哥的情况好转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抑郁病是会复发的,一定要注意。


我和崔永元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崔永元跟我和白岩松一样,遇到什么不爽,找几个朋友,喝顿大酒,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也许就不会睡不着觉,得抑郁症了。


《电影传奇》之后,崔永元又做了几档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和最近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但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处在一种纠结之中。这纠结有他对自己巅峰时期的耿耿于怀,更有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以及我们所处现实的无奈。于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崔永元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0年的央视。


坊间对他的辞职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为了挣大钱,有的说他想从事教育,更有知情者爆料说,《谢天谢地你来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连个名分都没有,经费不足,每次请嘉宾不给人家钱,害得小崔每每亲自出马,利用自己的名气欠那些嘉宾的人情。终于,小崔忍无可忍,愤而离去。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前不久,当我听说央视一个频道每期节目花150万,请凤凰卫视的一位知名主持人和他的团队“友情客串”时,我还真有点相信了。但仔细一想,崔永元还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问过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不愿再这样混下去了。他看到了现实,他知道自己还有梦想与追求。他希望趁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再拼一把,就像二十年前他在《东方时空》那样拼一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3大姐敬一丹


敬大姐是我们内部对敬一丹的尊称,和年龄、辈分无关。因为,在我们看来,敬大姐就像一位关心、照顾我们的大姐姐。更重要的是,敬大姐在做人做事,对待名利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当我和白岩松、崔永元一起跳槽加盟《东方时空》,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敬大姐早已是央视着名的节目主持人了。那时候,她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深入人心,而敬大姐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野路子”半路出家的小年轻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当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我们听说敬一丹要加盟的时候,真的是既意外又压力巨大。


你想,对我们这些当时还对电视处在懵懂状态,凭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闯荡的门外汉而言,敬大姐这样的“大腕”和我们并肩而坐,那我们岂不会死得很惨吗?我们感到意外,那是因为当时《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初出茅庐,还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敬大姐肯放弃《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这样的着名栏目,投身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我们的老领导孙玉胜曾经回忆说,敬一丹是他力主要“挖”的,不过当时他打电话邀请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生怕她瞧不上我们这座小庙,所以基本上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让孙玉胜没有想到的是,敬大姐不仅当场答应了,而且还反而怯怯地问他:“您看我行吗?”


敬大姐后来当着我们的面,坦诚地说出了她当时的心态。她说,其实当时她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焦点访谈》是个全新理念的新闻评论性栏目,对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播音员的角色,拿着编辑写好的稿子,在话筒前主持的她来说,《焦点访谈》当时追求的记者型主持人对她不是没有挑战;另一方面,大姐说,当时看到小水、小白他们那么年轻,有闯劲有干劲,还有特长,她就想:会不会有一天被他们甩下来啊?然而,敬大姐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盟《焦点访谈》。她回忆说:“我又一想,跟这么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跟这么一个有创新追求的栏目一起打拼,一定很有意思,况且就是被他们比下来也不丢人。”


说起来,敬大姐年龄并不算很长,比我就大几岁。但我感觉,她要比我们几个成熟得多。这可能和她插过队下过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央视发生了许多事情,又有诸多的变故:栏目被调整、领导被调走、部门分分合合、节目起起落落,然而,在我印象里,敬大姐始终荣辱不惊,不计得失,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


就像许多单位一样,央视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不仅是栏目,对人也是这样。出现了更年轻、漂亮的主持人,马上力推。自然,老人老面孔多半就会渐渐“失宠”,失去机会,甚至任凭自生自灭了。敬大姐也会遇到这样的“潜规则”。


曾经,我们《焦点访谈》的几个主持人每个月轮流平均主持节目,我稍微有点例外,原因是我主攻国际大事,只有在国际上有重大突发事件时,我才采访主持《焦点访谈》。而敬大姐他们几个则是平均分配的。然而有一个时期,某位主持人却是大放异彩,频频出现,几乎独占了整个栏目的主持机会,像敬大姐他们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和白岩松替敬大姐打抱不平,嚷嚷着要找领导说理。敬大姐却反过来劝我们。她说,我这样也挺好啊,我可以多跟着编导下去采访,了解事情,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挺好,比坐在演播室里强。


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些年发生过不少,但我没有听到敬大姐抱怨过一次。偶尔,我们“四大名嘴”聚在一起,忆往昔,砭时弊,而当我们看到敬大姐乐乐呵呵,淡然的笑容时,又会自觉无聊,自叹弗如。


敬大姐说起我,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曾经为她泊过车。其实那件事到现在我根本就记不清了。但敬大姐却每次都能描绘得栩栩如生,并且还把我形容得特别威武高大。


她说,有一天她在电视台大院里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但刚刚学会开车的她,却怎么也没办法把车停好。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的车窗前。敬大姐形容说:“小水当时拉开车门,对我说,大姐,你下来,别管了,我来吧。”只见我上车,动作麻利地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停进了车位。


“那动作,那技术,漂亮!”敬大姐回忆道,表情里透露着类似一个大姐姐对自己小弟弟成长的自豪。这些年来,无论我得意还是心灰意冷,敬大姐的问候总是让我感受到温暖。有一次,我直播完节目,看到敬大姐发来了一条短信:节目不错,人也很帅,就是眼神不亮,眼袋有点重,多注意休息啊!


那一刻,一股暖流从我心中升起。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做完节目,在电话里听到老父亲说,节目很好,就是有一个字你读错了。


敬大姐理解我这些年一直对《高端访问》栏目被撤销而耿耿于怀。2012年,我得到了一对双胞胎。敬大姐第一时间送来了祝福。而她的祝福竟让我一时差点潸然泪下——“小水,祝福你,得到两个小宝宝比你采访一百个国家元首都幸福,尽情地享受吧。”


4怀念战友陈虻


陈虻是在2008年12月22日晚上走的。


通知的短信是白岩松发的,就四个字:陈虻走了。


那个晚上我正和几个同事喝茶聊天。之前已经知道陈虻住院了,而且知道陈虻得了癌症,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看到这个短信,我心里还是感觉有如晴天霹雳。


在他住院期间,我曾经和几个同事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人事不省,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我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一下他,也没能跟他说上话。感觉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河流,却在眺望对岸那个曾经亲密的身影。


接到白岩松的短信,我马上赶往医院。进门时,老领导孙玉胜和李挺刚好从医院里走出来。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这两位陈虻的老战友、老朋友低沉着脸,眼含热泪,冲我点点头,只淡淡地说了声:“去看看吧。”


我直奔陈虻的病房,正好看到人们把陈虻的遗体推着送往太平间,我冲到前面,却只看见白色被单遮盖下的他被无声地推过,转瞬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失去了控制,一边仰着脸朝天破口大骂,一边冲着旁边的一个垃圾筒狠狠地踹了几脚。


深夜12点多的时候,我在太平间门口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在那儿骂天骂地。我不知道在骂谁,但我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一位我们许多电视人至诚的战友,在47岁的年纪就匆匆带走,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都没留下。


看到我那个样子,现场不少人跑过来安慰我。我红着眼睛,问一直守到陈虻生命最后一刻的李伦(陈虻的大弟子,时任《社会记录》栏目制片人),陈虻最后留下什么话了没有,李伦告诉我,陈虻到最后基本上是昏迷的,说不出完整的话,但好像总是在嘴里念叨着几个字。李伦说:“我凑近了费劲地听,才听清他在说‘话语空间’这四个字。”


听到李伦说出这四个字,我感觉胸口就像被重重地击打了四次。“话语空间”,这四个在陈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的字,其实浓缩了我们这一代电视新闻人,十几年来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标。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陈虻在内的一群年轻人,或舍家抛业,或义无反顾,或慕名而来,或误打误撞,怀着一腔热血和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加盟到中央电视台大旗下,在《东方时空》这艘快艇上打拼。陈虻就是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理想以及执着,代表着我们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以及在新闻节目中表达真实的“话语空间”。


不幸的是,就在陈虻离开前后的那几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们对“话语空间”的追求,遇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扭曲,我们的空间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的队伍变得分崩离析。有细心的记者当时写道:2008年,中央电视台迎来了50周年台庆。这一年,陈虻热爱的(也是工作了十几年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陈虻走了。


《东方时空》的另一位创始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冲锋也没了。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我们也时常抱怨没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重压。看到他离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联想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所以,当时在我们对他的追忆中,在我们的热泪和哀悼中,我们更伤感于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我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


正是夹杂了这样一种悲情色彩,陈虻的去世和之后的告别仪式,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很多新闻业同行们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松写到的那样:“好像所有人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次因为陈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发这样大的情感,我感觉这可能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感伤和喟叹。我们骨子里是因为眼看着一个兄弟就这么倒下了,而你无能为力。”


陈虻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后来成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算起来是我的领导。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轨迹差不多。我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别参加工作,所以我俩更多是以哥们相称,关系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赏,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记忆中,在《东方时空》初期,我还找陈虻走过“后门”。


我在《焦点时刻》当记者时,去济南采访报道,在那儿认识了济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她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节目,反映济南工商银行一件好人好事。这个记者后来就跟我变成了朋友。她当时很有抱负,但对新闻报道不是特别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拍纪录片、专题片、电影。她把《生活空间》看了很多遍,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也是能够实现她抱负的一个地方,而且她对陈虻当时也是如雷贯耳,想要拜他为师。


这位女记者后来到北京找到我,问能不能帮忙让她见一下陈虻,看看能不能将她从济南台调到中央电视台来。我答应了她去问问看,然后就给陈虻打了个电话。陈虻很客气,问:“水兄,有什么事?”我向陈虻推荐了一下这位记者,他说,要到我这儿来,调进来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我们用工制度就是这样,要不然这样,我这边可以先接收她,实习也好,临时在这儿来干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栏目有权自己聘人,只要部门认可就行,不像现在必须得是央视台聘或是企聘。陈虻答应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说:“水兄你推荐的人肯定差不了。我们现在做纪录片的队伍太小了,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壮大我们的队伍,多多益善。”


那个女孩在陈虻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毅然从原单位辞职,加盟了《生活空间》。之后,她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捧得各种奖项,先是我们部门的金奖,后来是台里的金奖,再后来在国家级甚至国际上都在不断地获奖。陈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这女孩真不错,是非常优秀的编导。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只身来北京,通过我投奔陈虻团队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电影导演了。她就是李玉。


后来评论部分了又合,《东方时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与他见面更少了,但见面一定会聊两句。


再后来,我们搬到了“南院”(央视新闻评论部临时办公地,因位于电视台以南故而得名),陈虻则成了评论部副主任。当了领导,他开始值班,经常审片子,包括我们的节目。这时我才老碰见他。他经常叼个烟,一头长发出现在南院某个合成机房里面,身后站着一二十个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审片子。那些年轻的编导一个个毕恭毕敬,眼睛里充满崇拜之情,听陈虻给他们讲电视台的故事,以及做电视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