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些繁琐的检查，我们到达洛杉矶机场之后，一路20多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怎么合眼，大家都非常疲劳。我感觉身上像是贴满了肮脏的东西，非常难受。把行李从机场取出来后，我号召全体报道组人员，第一件事就是撕掉那些该死的红色标志。于是，我们一群人就在洛杉矶机场大厅，一点点把所有行李上、随身包上、护照上的标签全部撕下来，就像是从自己身上把无数个令人作呕的“污点”，一点一点地抠下来。我在护照上留了一个，心想，回去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在节目上控诉一下美国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这一趟还有个插曲，让我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超级大国，我前些年去美国，他们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飞机上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虽然美国的空姐没有我们的空姐漂亮，很多都是大妈级的空嫂，但他们的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

我们从洛杉矶继续坐飞机飞往夏威夷这一路，飞行时间大概有六个小时，中间正好有一个饭点。我们理所当然地想，飞机上肯定会提供餐饮。结果到了饭点，没动静，我想，美国人是不是懒啊，没想起来？可等到饭点都过了，也没动静。

这时，我注意到，机舱里有的人面前有餐盒，里面有沙拉、牛排之类，一会儿看见别的乘客从前面拿回来一盒。我琢磨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有头等舱待遇，还是我们的红色标签虽然撕掉了，但是被记录在案，所以没有这个待遇呢？

实在饿得耐不住性子了，没办法，我就叫了一个空乘人员问：“你们不提供餐饮吗？”她说：“现在飞机上没有免费的饭。”我就问：“那他们吃的是什么？”她答道：“是买的。”我有些好奇：“怎么没听广播介绍啊？”她还是很简短地回答：“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没办法，我只好问：“那我们要吃饭怎么办？”她说：“你们可以买啊。”没办法，我决定刷卡购买一顿饭，表达了需求之后，那位空乘人员让我们稍等，过一会儿，她直接回来告诉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的饭卖完了。”

我当时很无语，美国人不至于穷成这样吧，就算次贷危机受到了一些影响，也不至于说六个小时的飞机，机票也不便宜，横跨用餐时间，都不提供飞机餐吧？这让我觉得，美国人可能真的很穷了，“9　11”让他们变得很恶毒，看人都像恐怖分子，而次贷危机让他们变得很小气，如此“穷凶极恶”！

当然，这些可能是我的一孔之见，但是我在美国的那些天，确实也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在夏威夷的时候，我还经历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人在国外都很受欢迎，特别是揣着钱的大款。但是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在apec会议期间，夏威夷有一个很大的免税商店dsk，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免税商品。我们有些同事在工作之余，也想给家里买点东西，在国外买奢侈品还是比国内便宜许多，买些皮包、手表、香水、化妆品之类，很划算，所以大家偶尔也会去逛。

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逛逛，可到了门口，工作人员说上午不开门，都关着呢。我好奇心重，又多问了一句：“为什么上午不开门？”人家说：“今天上半天包给了中国代表团。”

免税商店可以包场？这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又问：“是什么方面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回答说：“参加apec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我们为他们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故意开玩笑说：“中国人就行吗？我也是中国代表团啊！”人家很认真地回答说：“不行，是official，官方的代表团，记者是不可以入场的。”

我们是上午10点去的，说要到下午2点之后才对外开放，于是我们只能下午去，去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上午的营业情况。一个营业员告诉我，好像销售额是100多万美元。一个上午100多万美元？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实准确的数字，如果是真的，那还真是了不得的成绩啊！

我当时特别感慨，一个感慨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有钱，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的确给美国人民作了不少贡献。另外一个感慨就是，美国商人也真是火眼金睛，很会看人下菜，我没听说这个免税商店给韩国人提供专场，给文莱人提供专场，或者是给墨西哥人提供专场，只有中国人获此“殊荣”。当然，他们对中国人另眼相看，肯定是看上咱们中国的钱。代表团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专门抽出一个集中时间来，安排他们购物，未尝不是一个高效的做法。

所谓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指胡锦涛主席，或是外交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官员，因为apec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会议，来参加的还包括很多商人、企业家。apec的几项重要活动中，除了21个领导人不打领带，穿着皮夹克或者夏威夷岛服照相之外，还有一项就是apec商务领导峰会，有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参加。比如说美国的波音、沃尔玛，英国的壳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等。中国也会有很多企业前来，当然主要还是央企和大型国企，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粮、中国煤炭等等。那么会议间歇，来买买名烟名表，买买奢侈品，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么一想，我倒是一点也不怀疑那位营业员告诉我的数字了，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算得太少了，或是还没激发起中国大款们的购买热情，半天才100多万美元，这对咱们来讲是小菜一碟。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央企的大老总们出手，该有多阔绰啊！

所以，这趟美国之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感到非常自豪。回忆起1989年我第一次出国，身份是新华社的一个土鳖记者，在埃及的马路边上，花上两镑买了一个冰淇淋，都已经十分奢侈了。谁能想到现在的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天啊，不可想象的中国人，让免税店为他们开了专场疯狂购物秀，而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竟然连飞机餐都提供不起了！

3“可怜”的海外中国人

2011年去法国和夏威夷采访的这一趟，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出访模式：每到一地，都找一家当地的华人旅行社，他们可以负责我们的吃住行，也可以帮我们提供翻译、联络采访对象等。因此，我在这次跨洋采访中，比较密集地接触到了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拿了“绿卡”在当地工作，与他们接触常让我感受深切却难以言表。看这些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很难让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或者羡慕他们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会情不自禁地说上一句：“嘿！混得真不错！”相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些兄弟姐妹挺可怜的。他们生活在一种紧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状态中，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到达异乡，正在试图通过移民局的某种考核，时刻都需要提心吊胆。

当然，不同的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不尽相同。先说说我们在巴黎遇到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吧。那两个学生，是旅行社找来帮我们搬行李的。当时，我们要乘第二天早上7点的欧洲之星列车去戛纳，而由于这一趟我们要飞越整个地球，需要带两个季节的衣服，而且还有很多电视设备需要随身携带，所以我们7个人差不多有20多件行李。我们报道组里有3个女孩子，大伙儿要把这些行李从巴黎中央火车站门口搬到站台上，感觉比较困难，于是就向旅行社求助。在法国人工很贵，列车时间又很早，所以找不到合适的搬运工人，旅行社就帮我们介绍了两个留学生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火车站，果然来了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跟我们的领队刘爱民接上了头。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行李，就开始喊价，说每个人100欧元。当时刘爱民就晕了，大呼天价。我们7个人每人每趟能拿一件行李，剩下的还有十来件，整个下来，他们最多每人每趟拿两个箱子，跑个两三趟。就是搭把手的事儿，怎么这么贵啊！

那俩孩子开始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在法国啊，这算便宜的了，要是让鬼佬来扛这个，没有200欧元拿不下来，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已经是老乡价了。”当时我们急着赶火车，没时间讨价还价，之前也没跟旅行社商量好，只能哑巴吃黄连。

结果，在搬行李的过程中，这俩孩子比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年轻人懒多了，一人提一个箱子，随手再抓一个小包，慢慢吞吞搬一趟。我们一边催着他们，一边自己也搬，等我们搬第二趟都回来了，他们第一趟还没过去呢！可是看那两个孩子，似乎是在不情愿地免费帮别人搬家的样子。当时我们赶火车，顾不上那么多，自己都尽可能多地尽快把行李搬到站台上，最后，他们总共也就搬了我们全部行李的三分之一，而且尽捡轻的小件拿。刘爱民看这样子，就很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呢？来挣钱的还是骗钱的？我们付给你们酬金做事，你们起码应该积极一点吧。”想想，100欧元相当于近1000元人民币，在北京火车站帮别人扛个行李是什么价钱？

当然，最后刘爱民还是憋着气付了他们钱，两个留学生连声谢都没说，堂而皇之地就离开了。看得出，那两个留学生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信他们家里也是寄予厚望，凑钱把他们送到国外来学习。当然，抓紧机会打打工，磨炼一下，这没什么错，但是，在国外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下，想要挣钱，首先一定要努力工作，不管做什么，你跟别人开了很高的价钱，如果人家同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对得起人家所付的每一分钱，不能有一种“捞一把是一把”的心态。也许在他们看来，国内这帮央视的“傻帽”，有钱，宰吧！但我相信，如此的态度，将来一定会让他们自己吃苦头。

还有一次，我去爱尔兰采访，回程的时候在机场办完手续，还有一些时间，就找了一家喝咖啡的地方，吃点简单的餐点。不一会儿，一个挺精神的中国小伙子过来，在那儿擦桌子扫地，一看见我就问：“您是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个小粉丝。

小伙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沈阳来的。我看他仪表堂堂的一大小伙子，纳闷他怎么在机场快餐厅当保洁员，他告诉我说，去年家里凑钱把他送到爱尔兰留学，学了没半年，就学不下去了，钱也不够了，学校里也出了些状况，感觉在这儿学下去太累了，给家里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后来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就跑出来打黑工了。

我很为他惋惜，千里迢迢跑到异国他乡求学，居然就这么轻易放弃了。我问他：“你家里应该也是好不容易把你送出来的吧，花了多少钱啊？”他坦白说，花了20万。

我说：“那是不少的一笔钱啊，他们花这么多钱把你送到国外，是为了让你上大学学习，不是把你送来给人家餐厅扫地的，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他摇摇头说：“没敢跟他们说，先混着吧，机场这里收入还不错，攒了点钱的话，能上学再上学，实在不行，我们好多东北老乡在这里，也有开饭馆，做买卖的，就在这儿黑着干活也行。”

临走的时候，我记下了那个同学的名字，但可惜我没记他家里的电话，否则我特别想跟他们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赶紧叫孩子回来吧。

我们在戛纳采访g20期间，旅行社安排了一位40多岁的毛女士给我们做翻译，也帮我们联系采访。据她自我介绍，她在法国待了十几年，在法国的大学学过语言，还学了工商管理一类的专业。

采访的最后几天，我们每天要通过直播和北京演播室连线报道，毛女士就负责帮我收集一些当地报纸上的资讯。其实就是简单浏览一下，帮我们从每份报纸的头版，以及与g20、中国相关的版面中，提纲挈领地整理一些要点。每天早上，她会到我们住的酒店，利用早饭时间，跟我说说今日要闻。

本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这位翻译同志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我大学时第二外语选的是德语，法语不行，但是我们宿舍那时有同学学法语，偶尔瞎吹牛的时候，跟着他们也会学几句。后来，我跟刘欢在一起“神侃”时，还学过几句法语，但是也只停留在那些常用语而已。法语跟英语虽然在发音上略有不同，但很多单词的拼写是很相近的，所以我光从字面上看法语报纸，也能猜出个大概。于是，我就发现，我们这位女翻译的翻译时常匪夷所思。

比如说，有一天报纸头条有一篇评论，讲的是大家都在谈中国是不是要救欧洲，中国国家主席这次参加g20峰会，能够有什么样的承诺等等。她一上来就跟我翻译说：“这篇文章说中国的总经理胡锦涛说……”

我一听不对，就打断她说：“等等等等，中国的什么？”

她说：“总经理，嗯，就是相当于ceo啊。”

“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啰？”我问道。

她点头说：“对对对，是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胡锦涛。”

我实在超乎诧异了：“胡锦涛是谁你不知道吗？那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啊！”

诸如此类，让我开始对她的翻译将信将疑。有时候，我让她简单地把某些评论和报道的大意告诉我，我在报道中引用一下，她都会出现一些常识上的翻译错误。

从她的翻译可以看出，她似乎对时事和新闻，完全没有概念。我实在好奇，就问她：“你在这里这么多年，平常都不看新闻吗？”

她笑笑说：“我们旅行社一天到晚忙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看新闻，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跟我们利益有关系时，可能才关注一下，平时基本就不关注。”

我很难想象这种状态，于是就很不客气地跟她说：“毛女士，这些新闻和报纸上的东西，虽说我不懂法语，但是按常识来说，你起码一大半都没看懂，或是理解得不对，那你平时生活跟人交流就没有困难吗？”

她很自信地回答我：“没什么困难，我买菜逛超市都没什么问题。再说，我们更多的是和中国人打交道，了解个大概，有什么事不懂的问一下就行了。”

其实，不仅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日常上街、买菜、讨价还价、邻里聊天之类都没有问题，但是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时事新闻、政治、国计民生，都漠不关心。他们只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动态的关注，还不如在国内的时候积极。在中国的时候，他或许还有条件有氛围可以纵论天下，南海怎么了，伊拉克怎么了，日本怎么了，俄罗斯又怎么了。但他一旦出国，就蜷缩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角落，反倒对外界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一心只是为了自己身边那一亩三分地。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位民营企业家，积攒了一些财富，为了孩子能够到国外学习，就移民加拿大。移民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当地投资买房，他的房子买在了一个很偏僻的岛上，叫爱德华王子岛。据他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后来慕名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岛，人烟稀少，整个镇子上大概只有几十户人，每年大概有那么几个月，会迎来游客热潮，其他时间都很安静。我这个朋友每年要去加拿大若干次，每次要待够若干天，才能履行整个移民的手续。虽然他国内有很多业务要忙，但是也万般无奈，为了小孩只有身先士卒，每年都老老实实上那儿待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在那儿待了大概有一个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他：“你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