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当格林童话这样的西方儿童文学在我国“特殊读者”群那里被“接受”、被“传播”（也就是被翻译介绍到我国）的初期，“这幼稚荒唐的故事”就引发了我们这个重“文以载道”传统“文训”的国度的质疑，曾经发生过有名的“鸟言兽语”争战，很多著名的儿童文学家、有名的文人与学者都参与了进来。看来“关海山”的确并没有下真工夫去了解我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对童话这个儿童文学特殊形式也知之不多，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外来的民间童话——格林童话有多么深刻的了解与认识。然而，“他”却轻率地发出了要“救救孩子”的声音，按鲁迅的看法，他的确不懂“孩子的心”。

第二节

“鸟言兽语”论辩

鲁迅之所以要借《勇敢的约翰》校后记来说事，是缘于上世纪30年代初那场有名的“鸟言兽语”争论。1931年，当时湖南省的一位官员要求“改良学校课程”。因为“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b。

而尚仲衣立刻撰文表达对此番“鸟言兽语”歪论的支持，文章名曰“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文章里谈到了两种标准，一是“消极标准”，二是“积极标准”。积极标准不多，只有三条，而消极标准则长达八条。而综观这八条，则条条都有反对童话之嫌，罪名还不轻。

例如，说什么“鸟兽本不能作人言，如读物中使鸟兽作人言，即是越乎自然”，这种违反自然现象的教育，定要拿教育者试问。而如果儿童在读物中看【a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前引书，第871872页。b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163页。】到猫、狗会讲人话，若是“读物给了儿童错误的社会观念，或让儿童曲解了人生价值”，那后果不堪设想，儿童怕是连修正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成为不治之症了。“许多儿童故事以大富、大贵、升官、发财、王子、公主，为人生的理想，奋斗的归宿”，这样曲解人生理想，儿童在幼年培养的这种欲望，对成年的行为必将有不利影响，诸如此类，等等。a

此文一出，立刻引发了人们的一片口诛笔伐。吴研因在文章“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中先提出疑问：“不合情理的神怪故事，足引起儿童恐怖、疑惑或迷信，固然不可用，但鸟言兽语，是否就是神怪，所谓神怪的界说究竟如何？

内容究竟如何？”他认为，如果《二郎神捉孙行者》一类的故事，也近乎所谓“神”的话，那么“猫狗谈话鸦雀问答，这一类的故事，或本含教训，或自述生活，何神之有、何怪之有呢？”如果按照尚仲衣等人的说法，凡鸟言兽语都是属于“神怪”之列，那问题就来了：“倘以为鸟言兽语，本无其事，而读物以无为有，这便是神怪，那么所谓神怪的范围未免太大了。以此类推，不但《中山狼》等一类寓言，都在打倒之列；《大匠运石》《公输刻》《愚公移山》等故事，也该销毁；就是……圣经贤传，也应大删特改，因为《介葛卢识牛鸣》《公冶长知鸟语》见于《左传》《家语》……”b此后，吴硏因在第二篇文章中慨叹道：“可悲得很，我国小学教科书方才有‘儿童化’的趋势，而旧社会即痛骂为‘猫狗教科书’。”

魏冰心也撰文加入了这场“鸟言兽语”争辩，他在《童话教材的商榷》一文中开门见山指出：“小学国语应采用儿童文学，低年级的国语教材，当多供给合于儿童想象生活的童话，这是近代中外教育家所公认，早已不成问题了。”c紧接着他继续表明自己的立场与看法：“我是主张小学低年级的国语文学，在有条件之下，应该采用童话。”他的理由，第一，因为“童话是幼儿精神生活上的粮食”；第二，因为“幼儿童话有益而无害”。

围绕这两个理由，魏冰心先从故事的内容出发进行说明，列举了很多有名的古今中外的寓言故事，比如《鹬蚌相争》《狐假虎威》《涸辙之渔》等，说明这些能丰富孩子们精神的“食粮”，是用“文学的描写”，“叙述道德的训练”，或“自然的现象”，是利用了儿童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入于科学的最便的一个桥梁”；【a原文请参见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140141页。b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144页。c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1165页。】而且在描写动物生活的故事里，还必得让动物人格化了，才显得出活泼与生气，否则这些故事便是“科学故事”、“自然读物”，而非“文学教材”了。

然后，魏冰心再根据儿童的特性对上面两点理由继续进行阐发，他认为，儿童在生理上虽说和成人有些不同，但儿童仍是完全的一个人，并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是成人的片断。“因此，儿童的生活上，也自有物质精神两方面的需求。”而正因为儿童与成人有一定的区别，因此，他们的精神需求与成人的也有所不同。儿童的心理就是“初民”的心理，初民既然把自然人格化了，当然儿童也必定会喜欢这些“鸟言兽语”的童话故事。实则童话不仅能够启发儿童的想象，也满足了儿童精神生活的需求。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且也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儿童也是在成长中的，他的兴趣爱好也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他的精神生活需求也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他会一辈子喜欢童话，依恋童话，甚至会妨碍到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多虑，而铁定要打破“鸟言兽语”的童话。这个事实以及它所带来的“我们成人毋庸多虑”的后果也成了鲁迅借《勇敢的约翰》译后记说事的那篇文章的主题思想。

第三节

抗战与“文革”中的格林童话

自20世纪初格林童话在我国得到传播以来，它在我国的接受与影响于每一个社会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但纵观看来，都是围绕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初次遭遇格林童话，受了千年封建礼教浸润的国人认为都是些“幼稚荒唐的故事”；待晓得它的好处在哪里时，“鸟言兽语”争辩一时又热火朝天；争辩还未尘埃落定，就发生卢沟桥事变，在国难当头，格林童话也一样卷进了残酷的战争，并让它的接受与传播达到了制高点——具有救国救民的功能，因为许达年译了《德国童话集》，这“基本上也是一部格林童话集”，有人就分析说：“译者显然意欲通过研究德国童话，让‘在生死存亡中挣扎的同胞’结识德国民族及国民性特点，以为中国找到强国之路，也就赋予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另一崭新功能，令人回味。”a【a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许达年自嘲自己“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我仍能保持这闲情别致的心情，细琢细磨地写这和身边的环境完全易趣的文字”，但细琢细磨这些似乎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世界，许达年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在《译者小序》中对德国战败后又崛起的骄傲以及国难当头的中国这样慨叹道：“可是它虽大败以后，过不了二十年，如今又虎视眈眈，在欧洲大陆上称雄了；比之我们自夸地大物博的中国，老是残息喘喘，翻不起身，真是从那里说起呢？”而他在《小序》的结尾干脆直接道出了他琢磨翻译格林童话的真正用意：“现在诸君还没有能力研究德国的政治、经济，那么，先看看他们少年所诵读的童话，作为将来更深刻研究的引线，想来也不是一件白耗的工作吧！”a

格林童话本身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样式，大多数国人对这种文学形式应该是无知的，这也导致我国某些特殊社会时期人们对它不仅是“无畏”，甚而是致其死地而后快。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了，类似许达年这样的人们也许依然还停留在格林童话能带来救国救民启迪的幻想中，殊不知一场“浩劫”正悄然逼近，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童话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几乎把全部童话作品都打成毒草，且把所有童话作家也都打成‘牛鬼蛇神’。这十年‘浩劫’迫使童话园地销声匿迹，成了一片荒芜”b，格林童话当然未能幸免于难。

早在1964年，发表在《人民杂志》第12期上署名张铁民的文章——《〈格林童话〉宣扬了什么？》就将格林童话的命运提前揭晓了。该篇文章分为三个小节，在名为“揭开‘被损害者’的外衣”这首个小节里，张铁民认为在格林童话的世界里，作者“完全抹杀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抹杀了灾难痛苦的社会根源，难怪修正主义者说：‘我们和格林是有个共同的基础的’，这就是人道主义和博爱”c。

在第二个小节“是对‘暴力’的反抗还是主张阶级合作”里，张铁民批评格林兄弟“赤裸裸地宣扬阶级合作”，他俩的格林童话就是“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缅怀过去，沉溺于中世纪的所谓静和自如”。因此，张铁民认为，格林童话早在当时已经“表现出它的反动性”，并责问“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的今天还要把它捧上天，来推荐给我们的小读者，是不是也要他们和阶级敌人拉起手【a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前引书，第101页。b吴其南《中国童话史》，前引书，前言，第5页。c张铁民《〈格林童话〉宣扬了什么？》，载《人民杂志》1964年第12期，第4648页。】来，成为亲戚、朋友和兄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