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读：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冯唐译：

商鞅变法的内容定好了，但是担心老百姓不信，没马上公布。在秦国都城街市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杆，下令：“能搬到北门去的给十金。”老百姓觉得奇怪，没人敢动。再次下令：“能搬到北门去的给五十金。”有个楞头青真的搬了，马上给了他五十金。于是下令变法。变法一年整，秦国都城里说新法不便的人数以千计，于是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令不行通常从上面开始。太子是国君的后代，不能上大刑。揍他师傅公子虔，黥他师傅公孙贾。”第二天，秦国百姓都严格遵从新法。新法施行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中无贼，百姓勇猛作战，私斗不敢，国家大治。有些最初说新法不便的人，又来夸新法好。商鞅说：“这些都是乱法的人。”把这些人都发配边陲。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

冯唐评：

编写中国历史的顶尖人物通常不动声色，尽量保持客观、公正。他们绝不编造事实，而是通过选取事实的方式和侧重隐晦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以描述和记录为主，在描述和记录中也很少使用形容词，憋得实在不行了的时候，才会添加极少的评论。每当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我常常在恍惚中回到中学课堂，少年人在考试，监考老师在巡视，少年人斜一眼老师，老师瞥一眼少年人正在做的题目，实在忍不住，似乎不经意地用手指敲了敲试卷上那个题目中一个词，暗示一个隐藏得非常深的陷阱，少年因此再次审题，恍然大悟，划掉原来的答案，重新奋笔疾书。

这一传统从司马迁开始，到司马光的时候已经非常巩固。

在讲述商鞅变法的实施过程后，司马光没憋住，发表了开篇以来最长的评论。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马光的大意是：信任太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信任，管不了老百姓。商鞅这些人也不是什么仁厚的人，春秋战国又是诸侯混战的乱世，天下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江湖，商鞅这些人在乱世还不得不要树立老百姓的信任，仁厚的管理者在和平的年代更要如此。

我同意司马光说的，信任极度重要，再好的战略方针，没有团队的信任就没有实施，没有足够的信任就没有高效率的实施。

下一个需要切切思量的问题是：如何树立信任？

树立信任有很多困难。第一，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都有一个自我，每个人每天都靠着这个自我的指挥来生存：吃喝拉撒，喜怒哀乐。一砂一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王国，从建国开始，这个自我就是绝不退位的国王。多数人，特别是有钱、有权、有知识的权贵和公知，都把自己的自我养得肥肥大大，有些甚至大过长城和金字塔。即使是没钱的、没权的、没知识的大多数，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也骄傲无比，对这个世界指指点点，找一切借口证明自己只是怀才不遇，其实真的了不起，他们即使如游丝，也是***丝，可以长久地真诚地痛骂别人“傻***”，不会长久地真诚地痛骂自己“傻***”。所以贫贱无论，对于关键问题，每个个体都发出了最强音：“我凭什么听你的？”第二，任何一个重大变法都必然破坏已有的权力平衡，必然触动已有的利益分配，既得利益者必然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反对。而任何变法，无论设计得如何用心和精美，必然有缺陷，必然可以找到问题。第三，具体推动重大变法的人往往没有类似的经验（有类似经验的人往往已经死了或者心灰意冷或者疾病缠身，不适合再次主导重大变法），其他人凭什么信他？

没有任何经验的商鞅在推进有史以来最重大变法的过程中，不交流，不说服，不辩论，而是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树立威信。

第一，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立信于民。让老百姓做一件简单到白痴都认为够白痴的事（现代管理里，这类事情被称为“防呆”举措，“傻子都会”的意思，比如多用pp，少用word，pp里多用图片和视频，少用文字），听从命令的，重奖到他心惊肉跳。

第二，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镇压最高层的反对力量。在这种时候，拣软柿子捏没用，打狗给主人看，只能让狗们鄙视你。商鞅变法满一年后，都城里开始有很多有话语权的公知议论新法的坏处，既得利益被损害的集团觉得时机成熟，找了最合适的代言人：太子（秦王是变法的坚决支持者，太子是可能反对变法的最高权力者）。在这种时候，商鞅简单粗暴地表明态度：如果太子不是太子，一定灭了他。尽管灭不了太子，一定灭了太子身边最亲近的人。商鞅简单粗暴地采取行动：臭揍了太子两个师傅，“你们怎么管教太子的？不信打不服你们。”

第三，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消灭任何议论。新法施行十年之后，那些最初说新法不好的公知，又来夸新法好。商鞅简单粗暴地把这些公知发配边疆。对于领袖定好的政策，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份儿，不服就滚。对于领袖定好的政策，其他人甚至没有夸赞的份儿，说坏话就是死，说好话就流放。简单说，听话，出活，没有其他。

后来，秦国大盛。再后来，老秦王死了，太子即位，简单粗暴地车裂了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