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那些砍了头的树

作者:王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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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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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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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862字

我在西双版纳、海南岛、张家界结过很多次婚。印象最深的是在西双版纳,快进傣家村寨,导游小姐很神秘地告诉游客:傣族姑娘美丽善良可爱,但各位朋友一定要尊重她们的民族习惯。导游小姐说了一大堆话,很含蓄、很严肃、很云山雾罩。我几乎有些紧张,生怕自己不小心,冲撞了傣族姑娘。上得竹楼,喝茶听歌,旋即就有傣族姑娘款步上前,把红丝线搭在我肩上。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听讲解员说了:肩上搭了红线的帅哥,您一进门就被我们美丽的傣族姑娘看上了,她将同您喜结百年之好。同游诸君相视而笑,从白头老翁到尖嘴猴腮都成了帅哥,肩上都搭着红丝线。我不习惯玩这种游戏,可惟恐冒犯了傣家规矩,只好听凭导游小姐和傣家姑娘摆布。如此约莫五分钟,婚礼结束,花费一百六十元。还有几次遇上婚礼,我奋力拒绝,但反抗无效,硬被生生拉去完了婚。这是结婚游戏,大可一笑了之。可真实的婚礼呢?有去教堂门口仿西式婚礼的,有请当地土笑星插科打诨的,有租用花车满街兜风招摇的,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我有回赴熟人婚宴,听笑星司仪祝愿新娘:祝您像慈禧太后一样的有福气!新娘脸上乐开了花,我心里却是一愣:这不是咒人吗?那拉氏二十七岁就成了寡妇啊!新郎也高兴坏了,他似乎真成了咸丰皇帝。我的暗自吃惊并不妨碍婚礼的热闹,依然是欢歌笑语,觥筹交错。


南方乡村,常常可见这种场面。谁家老了人,夜半灵堂里,录音机播放着哀婉的哭丧,守灵的人围坐桌前打麻将,或者会有高声谈笑,或者会有因出牌引起的争吵。死者遗像高挂在墙作壁上观,无奈地望着这个***不类的黑夜。南方乡村依祖上规矩,死了人必须有人哭丧,而哭丧不仅是习俗,而且是门艺术。各地哭丧都有其独特的旋律,哭丧用词也各有讲究。可现在熟悉这种习俗,懂得这门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有人请年岁长、懂礼数的人代为哭丧,慢慢就有了专门替人哭丧的职业。替人哭丧通常按时收费,点到付钱。既然成了生意,少不了有所计较。办丧事的人家为了省钱,便把哭丧录了音,翻来覆去地播放。哭丧毕竟还没到知识产权的地步,职业哭手多半也不属有维权意识的人群,白白让人家占了便宜。我是见过这种丧事的,灵堂里吆五吆六乱糟糟的,只有录音机里播放着别人哭丧的哀号,看着听着甚是滑稽。


寺庙的香火越来越兴旺,不管是名山大刹,还是无名小庵,总有许多执着的善男信女。南方香火最盛的当是南岳衡山,一年四季香客不断。有一年春节,我同几位朋友冒雪上山。山路已经冰封,几乎寸步难行。朝拜的人依然很多,中间自有不少虔诚的香客,而游客也多会去庙里供上一炷香。我并不是朝圣去的,可到了极顶祝融峰,也没有不供奉香火的道理。我烧完了香,鞭炮声刚刚消散,听得朋友们在旁边爆笑。一问才知道,他们许下的心愿,都是请菩萨保佑打麻将手气好。去年夏天,我陪外地朋友再访南岳,正逢某位尊神的吉诞,更是香客如蚁。南岳香客有专门的服饰,黑色布褂如苗家装束;亦有专门的朝香行头,小板凳上安有烧香的插座,既可用为佛事,也可拿来小憩。山脚大庙前,我的两位同游正在交换名片,他们不巧被一跪一拜、亦歌亦舞的香客围了一个圈,图案酷似太极八卦。太极图转瞬即逝,可惜没拍下照片,大家叹惋良久,只道这场面太有意思了。我每次去佛前长跪之后,都会随意做些功德。佛前敲打木鱼的僧人,虽然半眯着眼睛,那目光却有些扎人。他不设下连环套请君入瓮,就算大慈大悲了。


我这里描绘的是中国近二十年来随处可见的风俗画,画面里最抢眼的两大色块,就是娱乐和消费。婚姻、伦理、宗教、民俗,一切都可娱乐,一切皆供消费。如果不嫌太学究的话,这即是全球化的消费主义狂潮席卷中国的日常图景。普通百姓总是稀里糊涂就被某种思想或主义裹胁了,而最有渗透力的思想或主义,总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向民间灌输。“两个老太太”的故事,让中国城里人欣然接受了超前消费的观念。虽然这个故事城里人都讲得绘声绘色,我不妨在这里再作重复:一个中国老太太住在简陋的破房子里省吃俭用,往银行里存了几十年的钱,年老之后终于买了一套房子。老太太非常欣慰,说总算住上自己的房子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年轻时就向银行贷款买了房子,然后一边工作一边还贷,她老了以后非常欣慰地说,我终于还清了银行的钱,这套房子总算是我的了。结论是,美国老太太比中国老太太值!于是,不少城里人开始按揭买房、买车,似乎不按揭消费不时髦。自己有足够的钱也不把房款一次付清,理由是自己的钱留作更有价值的投资。我想资金运作的道理如果真的如此简单,要么就是政府和银行太傻,要么就是老百姓太刁。见事迟钝是中国比较典型的社会管理病,当中国出现大量“房奴”、“车奴”和百万“负翁”时,再来采取处置措施总显得效验不及。不管政府搬出多少马后炮,社会风潮早已是消费至上,娱乐至死。城里的住房越建越大,街道越筑越宽,广场越修越辽阔。有人研究说,中国城市越来越堵车,重要原因就是马路越来越宽。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我不知道这个研究是否有道理,但中国城市的交通状况并没有因道路的改善而好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中国人只要不是懒汉,似乎都在奋斗。他们就像身牵绳索的纤夫,喊着同样的号子:要快!要大!要新!要多!要好!中国人能不着急吗?看看一年一度的富豪榜,巨富们的财富比小孩子吹气球还要快。千万、亿万、十亿、百亿,计算富人财富的数量级年年刷新,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扳脚趾头都早扳不过来了。世界顶级轿车宾利,普通版每辆也得八百多万人民币。我原以为这种轿车的最大销售国应是美国和日本,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穷了几千年的中国。山西煤老板团购悍马和别墅的财富神话,经常在饭局上听人说起,感慨系之,向而往之。有报道说,北京价值近四千万的最昂贵别墅,也是山西人买下的。还有一位南方富豪,在某城市的近海建造了飘浮式别墅,造价之巨外人不得知晓。因海上建别墅有违法律,每当警察干预,富人就雇巨轮把他的别墅拖往公海。海上别墅的材料极易腐蚀,必须不停地翻修,费用之大难以想象;仅仅是隔三岔五同警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也不知要花多少钱。


人家都这么有钱了,你还能坐得住吗?我没能力就中国人的发财欲望做出调查,只能“见微知著”作些所谓的“文化观察”。记得中国八十年代以前,常见的酒店名称通常是某某宾馆或某某饭店。这些酒店名称很快就显得落伍,近二十年新建的酒店先是一律要加上一个“大”字,慢慢发现仅仅加一个“大”字还不够,还得加上“国际”二字。中国人办事,俨然都是国际视野。中国人走遍地球每个角落,一不小心就会买回自己制造的东西做纪念品。这是个真实的神话,颇能鼓舞早就不太自卑的中国人。过去常见批评“求大求洋”,现在很多中国人“洋”似乎不屑一求了,“大”却是孜孜以求。房子的“大”,当然大到别墅。可别墅似乎还不够,开始要建庄园了。若依中国国情,应该禁止建造别墅,可前几年中国不少城市都号称进入“别墅年”和“别墅时代”。政府总是睡醒了才说话,等它开始限制别墅用地,无数别墅早已是“城市包围农村”。乡村在城市面前的退却,不光是土地的消失,还有土地上生灵的劫数。城里栽树,必须栽大树。无数在乡间默默长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大树,一夜之间就砍了头,被七手八脚地拉进了城里。慷慨的城里人在水泥地里挖出方斗之坑,把那些无拘无束的乡下大树圈养起来。中国人自古都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现代中国人失去了耐心和胸怀。他们要自己栽树自己乘凉,而且要马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头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进城的。有些地方做出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进城。但这种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出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买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高兴;哪怕知道这棵树进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进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出气?也许若干年之后,城里这些“砍头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出务工的农民被叫作“盲流”。“盲流”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户、会赚钱、没文化、喜欢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齿,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种人:贪污腐败的官员、爱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做“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出现,同时就有人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子。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体。“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做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伦·巴特菲的财富雄居美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融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食的鳄鱼。


中国某些智者鼓吹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美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而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浪潮。欧美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食物。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眼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作“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入“不消费者”行列,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却坚决不购买商品,只从垃圾箱里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他们把省下的钱用作环境保护,用作慈善事业。快餐店和超市外面的垃圾箱,通常会丢弃很多仍可食用的食品、仍可穿着的衣服及各种日用品。德国的“不消费者”声称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反对浪费、保护环境和资源。他们把政治诠释得这么简单清纯,真是叫人敬佩(中国人不管把政治定义得如何堂皇,而人们感受到的政治无非是权力之争)。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这样的“不消费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的还举办刊物申述主张。有些国家的“不消费者”不仅律已,还要律人。巴黎街头有支秘密的“扎胎队”,专门对付那种耗油量大、污染严重的多功能运动车。法国人喜欢把严肃的事情略加浪漫,未免有些过头。英国人做得温和些,他们成立“反对都市四轮驱动联盟”,自制罚单贴在越野车上,所谓“罚款”只是宣传资料,号召人们节约资源,反对浪费。


西方国家还有一种群落,被称作“无趣族”。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世界级巨富,比如比尔·盖茨、沃伦·巴特菲。有一次,比尔·盖茨飞往印度做慈善,行李刚放进酒店就动身去查看贫民窟。一位印度官员悄悄对围观的民众说:前面那个穿卡几布裤子的家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生活简单得有些清苦。他喜欢吃便当,停车选普通车位,乘飞机只坐经济舱,不穿名牌服装,睡觉不喜欢盖被子。沃伦·巴特菲住的老房子是五十多年前买的,当时花了三万美元;他被称作“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证券经纪人”,每年只从自己的公司领取十万美元薪水;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雇请顾问和仆人,自己开着林肯轿车四处转悠。这些富人乐于把钱捐出去做慈善,捐得越多心里越安宁。美国亿万富豪查克·费尼简直是位圣徒,他说不把钱捐光,死不瞑目。这些抵达了财富巅峰的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生活极简至朴。


然而从很多年以前开始,不少美国人仍靠超前消费继续支撑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支付豪宅、名车和环球旅行的开销,很大部分就是近年次级贷款危机的祸源。美国人把次贷危机不道德地抛向了国际社会,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亦深受其害。美国不少从中国进货的商人,迫于次贷灾难宣告破产,他们拖欠的货款成了再也无法追讨的阎王债。中国很多同美国市场咬得很紧的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濒临倒闭。美国长期的商业繁荣,塑造了美国人的诚信形象。过去中国人痛恨自己同胞轻诺寡信,也喜欢拿美国人做榜样。今天,这个榜样倒下了。


明天倒下的是谁?中国老百姓初听“次贷”二字颇觉陌生,其实我们早就在吞食“次贷”苦果而不自知。早期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不高,没有途径把这种危机向国际输出,只好打落了牙往肚里吞。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中国各家银行不知道发放了多少“次贷”。只不过中国过去的“次贷”不是“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而是发放给了那些有着平庸经营者的国有企业,少数神通广大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如果严格按信用分级,都应该算是次级信用。贷款到了他们手里便有去无回,债务人拍拍屁股一了百了。无数没有冠以“次贷”之名的银行贷款,被贴上“坏账”、“呆账”等中国式标签,统统一风吹了。中国干什么事都自有特色,从各大银行剥离而出的“资产管理公司”,实则就是消化中国式“次贷”的揩屁股公司。中国老百姓普遍缺乏财政和金融常识,他们认为银行贷款是国家的钱,同自己没有关系。于是,一风吹了多少“次级贷款”,老百姓为此埋了多少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


环保主义者说: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向未来的子孙租借的。可有位煤矿老板不这么看。我曾问过一位山西煤矿主:你们把煤炭挖完了怎么办?这位煤矿主哈哈大笑,把双手比划成篮球的样子,说:您急啥?煤挖完了,地球就变小了,还是个圆的嘛!我当时不得不佩服这位煤老板的幽默和急智,可后来我想他必定很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亲历的真实故事,好比佛门公案,透露着某种玄机:一面是资源、环境、消费,确实令很多人忧心忡忡,一面是不少人仍在肆无忌惮地攫取和破坏,不仅毫无歉疚,而且洋洋自得。


民间有个故事,说的是叫花子和拾狗屎的人畅谈理想。叫花子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天吃猪油炒饭!拾狗屎的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下的狗屎只准我一个人拾!穷惯了的人,向往发达之后肯定就是享受,尽管只是吃猪油炒饭和拾尽天下狗屎。中国人过去真的穷够了,有钱了该怎么办还真是个问题。细想那些建私人庄园的,买私人飞机的,买下海岛做岛主的,同那两个想当皇帝的穷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猪油炒饭的份量更多些,拾狗屎的天地更大些。


中国人自古有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叫中国人不要再赚钱了,肯定会被会指为疯子;谁叫中国人不要太享受了,同样会被指为傻瓜。但是多年之后,子孙们抚摸着城市里的砍头树,也许真的会说:我们的前辈,曾经多么疯狂,多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