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离开查伦杰教授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多少有点士气不振的新闻记者。我确信这个人的故事是真实的，如果我能得到允许发表，它会给《每日新闻报》带来一篇精采的文章。马路的尽头有辆出租汽车在等顾客，我跳了上去，车子开向了办公室。麦卡德尔象平时一样坐在他的位子上。

“唷，”看我进来他喊道，“你带回什么来了，我想，小伙子，你打架了。他不至于打了你吧？”

“开头我们有点小分歧。”

“一个什么人！以后你怎么做的？”

“后来他变的冷静点了，我们谈了一次话。不过从他身上我什么也没弄到——没弄到什么可发表的。”

“我可不这么认为。他把你的眼睛打青了，这就可以发表。马隆先生，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恐怖统治一切。明天我就拿他登篇文章，把材料给我就行。《吹牛教授》——这标题怎么样？我要让他明白，我们不要骗子。”

“我不愿那样做，先生。”

“为什么不？”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骗子。”

“什么？！”麦卡德尔高声叫喊着，“你该不是说你真的相信了他的猛犸、柱牙象和大海蛇的故事了吧？”

“嗯，那些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相信他搞到了新的东西。”

“那么看在老天的份上，伙计，写吧！”

“我愿意写，不过所有我知道的一切，他讲的时候都有个条件，就是不许我写出来。”我跟他讲了几句教授的叙述。“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麦卡德尔望着我。

“那么，马隆先生，”他最后说。”关于今天晚上的科学报告会，我想没有那家报纸打算报道，因为沃谆已经报道过好多次了，也没有谁晓得查伦杰要讲话，不管怎么样，你要去，这样你就正好给我们搞一份完整的报道，我们明天在报上发表。”

这一大我很忙，我早早地在俱乐部跟塔尔甫·亨利一块吃了晚饭，告诉了我的历险记。他带着不信的笑容听着，当听到教授说服了我的时候，他耸肩大笑。

“我亲爱的老朋友，在实际生活中，事情是不会那样发生的。人们不会在有所发现以后，又把证据弄丢了。把这个留给家们吧！”

“但那个美国诗人呢？”

“根本没有这个人。”

“我看到他的速写本。”

“查伦杰的速写本。”

“你以为那个动物是他画的？”

“当然是他。别的还有谁？“

“那么，好吧，照片呢？”

“照片上什么也没有。你说的，你就看见了一只鸟。”

“一个翼龙。”

“那是他说的。他在你的脑袋里安了个翼龙。”

“那么，好，骨头呢？”

“假如你聪明，又懂得你那一行，你伪造个骨头和伪造幅照片一样容易。”

我开始感到不自在。也许，归根到底，我是一个信了他的傻瓜。当时我突然有个令人高兴的想法。

“你参加会去吗？”我问。

塔尔甫·亨利沉思了一会。

“你的查伦杰不是个有名的人，”他说。

“你最少可以听到他谈到他自己的情况。”

“好吧，也许你有道理。我来。”

当我们到了会议大厅的时候，发现到会的人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多。开来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白胡子的教授们从车上走下来，年轻人挤在门口。这表明听众都是有名的，而且是懂得科学的。我们一在座位上坐下来，就明显看出。听众的情绪高，但有点恶作剧。流行歌曲被热情地唱着，对一个科学讲演会这倒是一个少见的序曲。

当梅尔德拉老博士戴着那顶大家都熟悉的帽于在讲台上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一齐叫喊着，“你在哪儿弄到的那顶帽子？”使得他慌忙地把帽子摘了下来，藏在椅子底下。当患风湿病的瓦德雷教授一拐一瘸地坐在他位子上的时候，大厅里四面八方都在问他那个可怜的脚指头到底怎么样了，这个脚指头使得他很不好过。不过叫喊得最响的是我的新相识查伦杰教授进来的时候。

查伦杰微笑着，他慢慢地在讲台的前排座位上坐下，舒了口气，捋了捋胡子，看看他眼前坐满了人的大厅，叫喊还没有停止，主席罗纳德·默里教授和演讲人沃谆先生走了进来，会议开始了。

假如我说默里教授犯了大多数英国人犯的说话让人听不清楚的错误，我相信他会原谅我的。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人有话要说，却不去学会怎么让人听得清楚。

默里教授做了好多深刻的评论，只有他的白领结和桌上的饮水瓶听得见。而后他坐下来，出名的通俗讲演人沃谆先生站了起来，开始讲话。他是一个严厉的，瘦得皮包骨的男人，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声音和气势凌人的态度，但它有个长处，知道怎样吸收别人的思想，并把它们以一种对一般听众来说既有学问而且还很有趣味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在我们面前，按科学的解释展开了万物的历史。他给我们讲到地球，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物质。而后他用图说明地球的凝固、冷却，形成山峰的用皱运动，蒸气化成了水。论及到生命本身的起源，他就含糊不清了，但是他讲了动物生命进化的伟大阶梯，最初从低等的软体动物和小小的海中动物说起，而后一直经过爬虫类和鱼类，直到最后我们到了第一个生儿育女的动物阶段，一切哺乳动物的祖先，因此，也是每一个听众的祖先。他给大家看了一幅图，海的干涸，沙洲，上边的生命，到处是咸水湖，吓人的蜥蜴样的动物，“这些动物，”他说，“不幸的是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就在这个星球上灭绝了。”

“瞎扯！”讲台上响起了一声叫喊。

沃谆先生有一种大生的尖刻脾气，打乱他的话是危险的，但这次打断好象那样可笑，他竞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停了一会，而后，提高声音，慢慢地重复他的话，“它们在人类到来以前很久就灭绝了。”

“瞎扯！”又一次响起了叫喊。

沃谆吃惊地挨个望着讲台上的那排教授，直到他的眼光落在查伦杰的身上，他靠着椅子背坐着，闭着眼睛，脸上挂着微笑。

“明白了！”沃谆说，“是我的朋友查伦杰教授。”这象是最终的解释，在笑声中恢复了他的演说。

但是只要提及过去，总要使他说到灭绝或史前生命，这立即招来教授的同样牛吼。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听众也开始跟着快乐地叫喊。好几排坐在凳子上的大学生参加了进来，每次查伦杰的胡子一张，一百来条噪子就叫着“瞎扯！”另外还有同样多的人喊看“秩序”，“可耻”。沃谆，虽然是个坚强的人并且是个遇事不慌的演说家，最后还是发火了。他犹豫不定，结结巴巴，来回重复他的讲话，对造成他困难的原因气坏了。

“这实在是不能忍受！”他喊道，眼睛扫过讲台。“查伦杰教授，我要你停止打断我的讲话。”

大学生们高兴地看到教授们自己吵起来了。查伦杰教授慢慢地向前探着身子。

“沃谆先生，”他说，“该我要你停止那种与科学事实不严格相符的说明。”

跟着这句话是一片喊声：“可耻！可耻！”“把他赶出去！”“把他从讲台上撵下米！”主席站了起来，挥着两只胳膊，激动他讲着活。“查伦杰教授——个人的——看法——以后，”这是几个我们唯一能听得见的字。打断别人讲话的人鞠了一躬，微笑着，捋了捋胡子，往后仰着身子坐着。沃谆继续他的讲话，时不时地看着他的对手，而这位对手脸上挂着始终那样开朗快乐的微笑，好象睡着了。

演说终于结束了，沃谆坐了下来。在主席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的话以后，查伦杰教授站了起来，来到讲台的边上。

“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始说，“我被挑来动议感谢厌谆先生，为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非常形象，非常富于想象的演讲，演说中有几点我不同意，当这几点出现的时候，我有责任指出。沃谆先生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简单而有趣的，他相信是我们这星球的历史记录。通俗演讲是最容易听的。但是沃谆先生（这里他微笑地望着演讲人），请原谅我，我认为这类演讲肯定既是表面的又是引入歧途的（挖苦的感叹），通俗讲演就其本质来说是寄生的。”沃谆先生打了一个愤怒的抗议手势。查伦杰接着说：“在实验室得到的一个最小的新事实，远胜过任何不会给以后带来有用结果的通俗讲演。”这时沃谆先生跟主席小声说了一阵，后者半站起来，很严肃地说了点只有饮水瓶听得见的话。查伦杰说：“但是就说到这里吧！（长久高声地欢呼。）“让我把题目转到兴趣更广泛的方面吧。哪一点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不同意演讲人的说法呢？是在地球上某些类型动物的生存上。在这个题目上，我不是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讲话，我再加一句，也不是以通俗演说家的身份讲话，而是以一个他的良心要他紧密符合实际的科学家的身份讲话。嗨，沃谆先生非常错误地认为，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所谓的史前动物，这些动物就不存在了。如他所说，它们的确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它们是，如果我可以用这种表达法——和我们同时存在的祖先。被认为是属于侏罗纪的动物，现在依然存在。”（叫喊：“证明它！”“你怎么知道？”“瞎扯！”）“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我知道，因为我看见过他们中的一些。”（鼓掌，吵吵嚷嚷，有个声青，“撒谎！”）“我撒谎？”（普遍的喧闹）“我听到谁说我撒谎？好不好请这个说我撒谎的人站起来让我见见？”（一个声音，“他在这，先生！”一个戴眼镜的不惹是生非的小个子死命地挣扎着，被一群大学生举过了头顶。）“你敢大胆说我撒谎？”“没有，先生，没有！”小个子喊道，消失了。）“假如我到你们中间——”（一起合唱“来吧，亲爱的，来吧！”会议被打断了好一阵子。）“每一个伟大的发现者总是遇到同样的不信任。”（长时间的欢呼，会议完全被打断。）

这一切取自我当时匆忙做的笔记，对大厅里彻底的混乱提供点挂一漏万的概念。人数很多的听众哄哄嚷嚷象沸腾的茶炊。教授向前走了一步，举起他的双手。在这个人身上有某种巨大吸人的东西，叫喊声逐渐停止了。他象有什么肯定的话要说。他们停下叫喊，听着。

“我不耽搁你们了，”他说，“这不值得。真理就是真理，一些愚昧人的声音不会影响事物本身。我宣称我开辟了一个科学的新领域，你们不相信我。”（欢呼。）“那么你们肯不肯在你们当中找出一个或几个人来作为你们的代表，以你们的名义来验证我的说法呢？”

索摩里先生，一个有经验的比较解剖学教授在听众中站了起来，他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他说，他希望问问查伦杰教授：他提到的那个成果是不是两年前他去亚玛逊河一带旅行期间得到的。

查伦杰教授说是那样。

索摩里先生间查伦杰教授，肯不肯把存在史前动物的乡土的经度和纬度讲出来。

查伦杰教授回答，他要保持适度的小心，告诉给一个从听众中选出来的委员会。索摩里先生愿不愿意参加委员会工作，亲自验证他的故事？

索摩里先生说他愿意。（高声欢呼）

查伦杰教授说：“那么我保证，我会把这种能够使你找到道路的材料，交到你手上。不过，既然索摩里先生要去核对我的说法，我希望有一个或几个人跟着他，核对他的验证，而且必须说明，那里有困难，有危险。索摩里先生需要一个年轻的同事。我可以征求志愿者吗？”

这不正是格拉迪斯说的机会吗？格拉迪斯会要我去的。我站起身来。“我去，主席先生，”我说。

跟我在一块的塔尔甫·亨利小声说，“坐下，马隆。不要自己在大众面前当俊瓜。”就在这同时，我看到了又一个高瘦的男人，黑头发，从我前面儿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愿意去，主席先生，”他一再重复地说。

“名字！名字！”听众喊着。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顿·马隆，我是《每日新闻报》的记者。”

“你的名字哪，先生？”主席问那个瘦高男人。

“我是约翰·腊克斯顿勋爵。我去过亚玛逊河，我知道它的沿岸一带。”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作为体育家和旅行家的声誉的确是举世闻名的，”主席说，”同时在这样的探险中有一位报界的人员参加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动议，”查沦杰说，“这两位先生被本次会议选为代表，陪同索摩里教授登上旅途，来考察并报告我说法的真象。”

就这样，在叫喊和欢呼声中，我们的命运被决定了。不一会我就在利简特大街银色的灯光下走着，满心想着格拉迪斯和我的未来。

忽然我的胳膊时被碰了一下，我转过身来，瞧见了那个志愿和我一起参加古怪远征的瘦高男人。

“马隆先生，我想是，”他说，“我们结成伙伴了，是不是？我住在阿尔巴尼，过了街就是。也许你肯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有一两件事我想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