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喜欢麦卡德尔，这个上了年纪的、红头发的新闻编辑，我也希望他喜欢我。当然博蒙特才是真正的老板，但是他生活在奥林匹亚顶峰稀薄的气层里，从那里他是看不见比国际危机或者内阁意见分歧更小一点的事情。他高高在上，超越我们。但是他有代理人，麦卡德尔就是第一代理人。我进屋子的时候，老头向我点点头，把眼镜向上推得老高，一直推到光秃的脑门上。

“嗳，马隆先生，我从各方面听说，你象是干得很好，”他用苏格兰口音和善地对我说。

我谢了谢他。

“威根煤矿爆炸的报道好极了。火灾的报道也好极了。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请求你照顾一下。”

他看样子吃了一惊。“啧，啧！什么事啊？”

“先生，你想没想到可以让我为报纸出趟差？我会尽我的力量给你搞些好的稿子来。”

“你想的是种什么样的差事呢，马隆先生？”

“嗯，先生，任何有危险、要冒险的事情。我确实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完成。事情越困难，对我越合适。”

“你象是急着要送掉你的命。”

“要评价我的生命，先生。”

“恐怕有这类事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地图上巨大的空白区正在被填满，不论哪里都没有给传奇冒险留下地盘，不过，等一下！”他加了一句，脸上突然出现了微笑，”说起地图上的空白区使我想起来了。有个骗局——一个近代的牛皮大戏。拿他写篇文章倒不坏。嗯？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事情，什么地方都行。”

麦卡德尔想了一会。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跟那个家伙相处，友好地——或者谈话的措词最低限度是友好的，”最后他说。“你象是有那种能和别人建立联系的天才。”

“谢谢你，先生。”

“那么你为什么不上查伦杰教授那里碰碰你的运气呢？”

我想我露出来了吃惊的样子。

“查伦杰？”我叫了起来。“查伦杰教授，有名的动物学家。他不就是把《电讯报》布伦德尔的脑袋打破了的那个人吗？”

新闻编辑笑了。

“你害怕吗？你不是说你要去冒险吗？”

“当然去冒险。我不怕，先生，”我回答。

“我不认为他总是那样坏。很可能布伦德尔上他那去的不是时候，或者是用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跟他说话要策略些，你的运气会好的。我相信，这件事正是你所需要的。”

“我对他还真的一无所知，”我说。“是因为布伦德尔那件事，我才记得他的名字。”

“我这里有点笔记，马隆先生。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挺注意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把这个拿去吧！今晚上我再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了。”

我把纸放到口袋里。

“等一下，先生，”我说。“我还不很清楚，我访问这位先生是为了什么。他做过什么事吗？”

“两年前他一个人到南美做了一趟探险，去年回来了。毫无疑问他是到过南美，但就是不说到底到了哪儿。他在讲那次冒险时含含糊糊的，有人提出质疑，他就紧闭上嘴。或者是某些奇迹一样的事发生过——或者这个人撒谎，而这个假设是更可能的！他有几张保护得不好的照片。有人说这些照片是假的。他不回答任何问题，把记者踢出门去。我的意见是，他不过是个对科学有兴趣的夸大妄想症的病患者。马隆先生，这就是你的采访对象。现在，大步走吧，瞧瞧你将会做点什么。你年龄够大了，能照顾你自己了。”

会见结束了。

我上俱乐部去，路上我停了下来，望着黑暗的泰晤士河，在露大地里我总是思考得更加清楚。我拿出麦卡德尔给我的那张纸片，在电灯下读了起来。我当时产生了一个灵感。根据别人给我介绍的情况，我担保作为记者我永远不会有希望和这位教授接触。而他的传记表明，他在科学上是个狂热的人，那么我得找出一个立足点，靠这个立足点他也许接见我。

我进了俱乐部。时间刚刚过了十一点，大屋子到处都是人。我看到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男人，靠着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当我把椅子挪近他的的时候，他转过脸来。是塔尔甫·亨利，《自然》杂志的工作人员。

“你知道点查伦杰教授的情况吗？”我问。

“查伦杰？”

我点点头。

“查伦杰是个从南美带回来些稀奇故事的人。”

“什么故事？”

“啊，瞎扯淡，说他发现了些古怪动物。我相信他现在已经不谈了。他跟大家会见了一次，会上那个笑啊，连他也看出来他的故事不行了。有一两个人原来准备把他当回事的，但很快对他就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

“嗯，由于他的行为让人不能忍受。动物学会有个可怜的老瓦德雷。瓦德雷曾写了封信：‘动物学会会长向查伦杰教授致敬，下次会议如蒙光临，本人将不胜感激。’他的答复要印出来，简直有伤大雅。”

“你说说吧！”

“好吧：信的一开始是：‘查伦杰教授向动物学会会长致敬，如蒙滚蛋，本人将不胜感激。’”

“老天爷啊！”

“是啊，我想老瓦德雷也这么说吧。”

“查伦杰还有什么事吗？”

“嗯，你知道，我是一个细菌学家，不过我还听说过查伦杰的一些事。他人聪明，富有活力，但是个赶时髦的人，而且粗鲁得令人不能忍受。他甚至为他在南美从事的工作造了一些假照片。”

“你说他是个赶时髦的人。他在什么地方特别赶时髦了？”

“有的是，但是新近的是魏司曼和进化论。我相信他在维也纳和人狠狠地吵了一场。”

“不能告诉我争论的要点吗？”

“现在不行，不过有记录汇编的译本。我们办公室里有。你愿意来一趟吗？”

“我正要那个。我必须去访问这个家伙，需要些材料。我一定得知道跟他谈什么。你对我真是太帮忙了，我现在就跟你去，不太晚吗？”

半小时后我坐在杂志社的办公室里，眼前是一本记录汇编。我不懂辩论的全部，但明显的是这位英国教授非常盛气凌人，把大陆上的同行都惹火了。汇编上我看到一处又一处用括号括起来的“抗议”、“吵闹声”等字眼儿。

“我理不出个头绪来，”我惊叫着。

“如果你不是个专家，当然那是有点难懂的，”塔尔甫·亨利回答我。

“哪怕能够找到一句有用的话，”我说。“啊，有了，这句行。这句我象差不多懂得。我把它抄下来，这将会使我和那位可怕的教授搭上关系。”

“再没有别的事要我做的了？”

“嗯，还有。我想写封信给他。假如我能在这儿写并且使用你的地址，那就太好了。你可以看这封信，我担保没有惹他生气的地方。”

“好吧！那是我的桌子和椅子。纸在那儿。不过你发信前给我看看。”

写信花了点时间，不过当信写完了的时候，我认为这事干得并不那么坏。我有些骄傲地向挑剔的细菌学家朗读着。

“‘亲爱的查伦杰教授，’”信写道，“‘作为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我总是对你关于达尔文与魏司曼之间相异之处的考虑深感兴趣。我最近有机会重读——”

“你这个坏透了的骗子！”塔尔甫·亨利惊叫着。

“‘重读了你在维也纳出色的讲演。不过内中有句活，好象我不理解。如蒙允许，请赐一见，因为我有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只能在个别谈话中说明。如蒙同意，我定于后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前来叨光。

‘谨向先生致以真诚深切的敬意。爱德华·顿·马隆敬启’”

“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

“嗯，假如你能昧着良心——。不过你这是要干什么？”

“到他那儿，只要我到了他的屋里，我也许会知道怎么做。我甚至可以坦白认罪。假如他有运动家的风度，他会理解的。”

“好吧，再见。星期三上午在这里我会接到给你的答复——如果他真答复的话。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谁都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