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鸿远根据张怡的指示，暂时留在北平工作。为了给活动在北平郊区一带的游击队输送人力和枪支，忙了些天，工作告一段落后，张怡才指示他，可以找一个适当时机，争取带柳明这样一批青年学生离开北平去参加华北的游击战争。

敌人搜捕的风声越来越紧。他曾几次在街头被敌探跟踪，虽然每次都被他机智地甩掉了，但不能不提高警惕。因此，他出外时，行踪变化不定，服装也时常变换。他又把公寓房间里的一些文件、刊物、书籍、信件等查了又查，烧了又烧，以防敌人的突然搜查。

这天，他患了感冒，吃了药，蒙头睡了半天。晚上精神好了些，便拿出那本唯一保留下来的小册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坐在小桌子前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这本小册子，是他从延安带来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请示了张怡，抽时间把它复写了许多份，像散播火种般把它们悄悄分发给许多要求抗日的青年人。

夜深了，他仍捧着这本小册子，毫无倦意地读着，思考着抗日战争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直到上床睡觉前，才把手里这份唯一的文件烧毁掉。

鸿远住的大成公寓东山墙靠门洞，北山墙临大街。他睡觉一向很警醒，天还没有亮，忽然醒来——听见不远的大门外有窃窃私语的声音，急忙跃身下床，把耳朵贴到小后窗上：“先把住大门。宪兵队的那个人还没来，等一会再叫门搜查……”鸿远不由得一怔——敌人果然来这里搜查了！这时，他忽然想到邻屋那个名叫常里平的人来。

鸿远每天都通过送茶水、打扫房间的王永泰了解公寓里来往房客的情况——他希望从这里了解公寓里有无敌人的活动；希望能听到他日夜关心的延安方面的消息；他也愿意了解一般房客的思想情况，以便就地适当做些工作。这里住着三十多个房客，大部分是从外地来北平投考大学的学生，小部分是商人或失业的知识分子。

五天前，王永泰告诉他，隔壁房间住进来一个姓常的，很像是个革命的人——他一来就成天趴在桌子上刻蜡板。王永泰偷偷看出来，刻的是共产党的什么文件。后来，蜡板不刻了，床底下的柳条包上，却出现了一包油印的东西。鸿远听说后，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个人如果是个党员，这样马虎大意太危险了；喜的是，这个人可能知道一些有关党的最近消息，通过他可以了解红军当前的动向。自从北平沦陷后，张怡更加忙了，鸿远难得和他见面，就是见了面，也只匆匆谈些当前的具体工作任务。于是，鸿远就像闲串门似的来到隔壁看望常里平。

常里平二十六、七岁，身材矮矮的，方脸阔颐，双眼却炯炯有神。他对鸿远非常热情、和蔼，谈起抗日的话题也很投机。谈到后来，他带着踌躇志满的口吻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建立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三岛之国能有多大力量？朋友，抗战情况不久就会大大改观的！”“听说红军准备开到华北前线来抗日，他们现在开到什么地方了？你能告诉我一点这方面的情况么？”“是呀，这消息实在令人高兴啊！”常里平答非所问地说，“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已经大有进步——他们在七月十七日就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了；八月二十二日又把西北的红军改编成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真是好得很！而且还允许八路军开来华北前线对日作战。这太好了！另外，听说国共两党目前正在谈判一些其他的抗日步骤……总之，国民党人大有进步，国共合作打败日本是不成问题的。”听到常里平对国民党的进步评价那么高，鸿远沉思了一下，说：“国民党抗日这么坚决，那芦沟桥打得那么艰苦时，他们怎么不派援兵来支援呢？”常里平笑着回答：“我看你很关心国共合作和抗战前途的大事。朋友，实话对你说吧，我是北平市的地下党员。现在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时代，除了汉奸全是我们的朋友——这种变化了的情况，我看，你也应该看到啊！”听到常里平炫耀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说话又带着训人的味道，鸿远感到这个人太高傲、太麻痹，也实在太轻率、太缺乏革命警惕性了。他并不了解对方是个什么人，哪能第一次见面就暴露出自己的政治面目呢？但鸿远不便批评他，只是轻轻说：“老常，听说敌人正在全城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的人民，咱们都要加倍小心才好。”常里平哈哈笑了起来。他掀开褥子，拿出一小卷油印的东西，又从里面抽出一张递到鸿远手里：“敌人是在找永定门打他们的那支游击队，所以我们无须多虑。日本人对一般市民不会太刁难——因为他们还要以此收买人心呢。没事儿！老弟，我相信你是个要求抗日的青年，所以，对你不用保密。这份油印的东西是我们北平市地下党《告人民群众书》，你看看吧。”鸿远接过文件略微看了一下，拿到自己的房间里，看过后，很快把它烧掉了。

这是中午的事。吃过晚饭后，鸿远感到常里平把那些文件随便放在褥子下面，实在太危险。便又到隔壁房里来劝告常里平，希望他赶快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常里平仍然不介意地说：“这是等着一位同志来取的。小曹，谢谢你的关心。怕什么！没事儿。”“不管怎样，你不要把它们放在褥子底下。掀起块砖把它们藏在地下，或者藏在墙缝、顶棚里都要好一点……”“我知道，我知道！”不等鸿远说完，常里平笑呵呵地打断了他的话。

鸿远无可奈何，快快地走出了常里平的房间。

这会儿，鸿远在小后窗上听到敌人就要进来搜查，他首先想到常里平这位麻痹大意的邻居。他的文件很可能没有藏好，而他又是个与北平市地下党有关系的党员，如果一旦被捕，情况是严重的……怎么办？鸿远紧张地思索着。

“不，决不能叫他被捕！……”鸿远想着，把屋门轻轻打开一点，先探头向黎明前的院子审视一下——小院没有一点声息，灰蒙蒙、静悄悄的，房客们还都在熟睡。他又仰头望望周围的房上——那上面也没有敌人。于是，他一闪身来到常里平的房门前——房门根本没有插，鸿远只一碰，门就开了一道缝。他一侧身，闪进屋，急步走到常里平的床边，轻声呼唤道：“老常！情况不好——公寓已经被敌人堵住了大门。你那些东西藏好了么？”“什么？敌人堵住大门啦？”常里平从床上一跃而起，迷迷糊糊地好像还在做梦。

“那些文件还在褥子底下吧？”鸿远也顾不得征求常里平的同意，伸手就把褥子掀开——果然，昨天那包油印的文件还照样儿摆在下面。他一把把文件抱在怀里，又问：“除了这些，还有么？”“没有了。”“那些蜡纸、钢板呢？”“已经送走了。”鸿远这才放下心来，拿起那包文件出了常里平的房门。一跃身来到斜对面的跨院厨房门口——这里堆着大堆的煤球，旁边还有一把大煤铲。鸿远用煤铲在煤球堆上轻轻扒了一个坑，迅速把那包文件埋了起来。天色放明些了，他又仔细地看了看——一切照旧，没有破绽。然后，转身向自己的屋子走去。

走过常里平的门口，常里平忽然迈出门槛拦住他，轻声在他耳边说：“糟糕！刚才我又找出另外一包来。小曹，你看怎么办好？”鸿远皱了皱眉，二话没说就把常里平手里的一包东西拿到自己的手上。就在这时，大门外“砰！砰！砰！”地响起了粗暴的敲门声，而且一迭连声地吼叫着：“查户口！快他妈开门——开门！”再到跨院里去埋藏来不及了。鸿远把常里平向屋里一推，敏捷地拿着那包东西闪进了自己的屋门。

鸿远刚把屋门插好，大街门就打开了。蜂拥进来二十多个警察，由一个头戴考究的巴拿马平顶草帽、身穿灰纺绸长衫的特务带领着，先到老板的帐房里去查看房客簿子。

鸿远拿着那包东西蹲在窗户根下，翻开一张一看——还是那份北平地下市委《告人民群众书》。……他顾不得责备常里平，心里迅急地转着各种念头——这么一大包子，吞是吞不下去的；烧掉，会冒出油烟来，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怎么办？他放下那包东西，站起身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天色已经大亮，那个特务正手拿房客登记簿站在院子里，命令警察把住外院各个房屋的门口；然后，他自己带着四、五个警察走进里院去了。看来，敌人是准备从里向外普遍地搜查各个房间。鸿远从这一点断定，敌人并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发觉他这个“永定门事件”的参与者就住在这个院里。这使他稍稍放了心。但是，这些抗日宣传品怎么办呢？自己的门前已经有警察站上岗，把它们拿出去是不可能了。藏在顶棚上？可那又是个灰顶棚。设法弄开砖地埋起来呢，也不保险……怎么办？鸿远焦虑地想，这样呆下去，等一会特务来到他的房间里肯定会发现这包东西。后果……焦虑中，他想到自己是个从小受党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今天为解救革命同志脱险，为了北平市的党组织免遭破坏，为了广大党员的安全，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反而宁静下来了。他像平时收拾东西一样，把宣传品包得整整齐齐的，轻轻地把它们放到床底下，然后站起身来，又把自己的衣袋仔细搜索了一遍。

这时，已约摸上午八时多，忽然有人敲他的屋门。鸿远不免一怔：特务这么快就来了么？……但他无暇多想，走近门边，不慌不忙地问道：“谁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鸿远打开屋门，进来的却是柳明。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敌人正在大搜查，柳明却闯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等鸿远开口，柳明神色慌张地小声问：“我来找你打听什么时候可以走。怎么回事？怎么你们这儿的房间门口都站着警察？”鸿远望着柳明，轻轻回答：“你算来巧了——日本特务正在这里搜查每一个房间。你在大门外怎么不留神看看呢？一看情况有变化，应该赶快脱身才好。”“大门敞开着，我完全没有想到……”柳明不安地低下头来。

鸿远觉得柳明缺乏地下工作经验，不能怪她，想了想，附在她耳边说：“既然放你进来了，不搜查完，他们是不会叫你出去的。你千万要冷静、沉着，可装做我的表妹，咱们要做出关系亲密的样子。敌人如果问到你政治方面的事，你一概回答不知道，只说是来看我的……”说到这里，他向窗外望了一下——鸿远住到公寓后，为了随时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他在窗玻璃上挂上纱布当窗帘。这样，白天在外边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屋里却可以看见外边。这时，他望见房门外的警察懒洋洋地站在门洞边阴凉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听屋里人说什么话。鸿远笑了一下，让柳明和他并肩坐在床边。

两人沉默着——自从柳明一迈进屋，鸿远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沉重了，又为她的安全担忧起来。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告诉她。他默默地思索着，如何能使柳明既保持沉着、镇定，又表现出天真幼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终于，他打破了沉默，小声说：“小柳，我今天有点感冒，想躺一躺。你坐在床边小凳上，咱们说说话好吧？”说着，鸿远倒在枕卜，身上盖上一条旧薄被，装做发汗的样子。柳明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自从迈进这个门槛，自从明白了她和她所尊敬的这个人，他们的生死、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的内心涌起某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感到恐惧与忧虑，又感到幸运与厄运的混和……

两个人轻声说起话来。柳明常常答非所问。鸿远以为她是惊惶的缘故，就又极力安慰、鼓励她。越是这样，柳明的心反而越发跳得厉害。

鸿远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柳明笑笑说，他们来往不少了，柳明还不知道他的身世。趁这工夫，他正好向小柳讲讲他的家世和他过去的生活。柳明精神一振，她也正想多了解这个人呢。于是鸿远讲起他的身世来。他说，小时他家是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的生活。兄弟四个，数他大，也数他嘎气。家里人都叫他“嘎子”。一年秋后，地主赶着毛驴来收租，家里仅有的二斗粮叫地主搜去了，几斗糠也搜去了，连几把干菜也装进地主的小毛驴的驮子上。母亲指着一帮红虫儿似的光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对地主说：“孩子没得吃，留下点吧！”地主把眼睛一瞪：“欠我的租就得给！都不交租，我一家子吃什么？”看看屋里除了一条破烂不堪的破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地主这才赶着毛驴“得儿、得”地走了。曹鸿远那年十二岁，看地主那么狠毒，肺都气炸了。他想出口气，报报仇，就拿着几块石头子儿，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地主赶着毛驴从树下经过时，他攥着石头瞄准，像他平日给地主放羊打头羊那样，狠狠地一块接一块地照准地主的脑袋打去。被打得鼻青脸肿、懵头转向的地主发现是佃户曹家的嘎子打他时，小嘎子已经跑得没影儿了。这下可把老地主气坏了！他又跑回曹家的茅草房里，疯了似的用棍子把锅盆碗罐、家三货四全给打得粉碎。接着，又把嘎子妈毒打了一顿，还嚷着：“等捉到了嘎子，非要他的小命不可！”小嘎子知道惹了祸，不敢回家，在深山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在第三天深夜里偷偷地回家来。妈妈赶紧塞给他几个糠馍馍，哭着说：“孩子呀，快逃活命吧！那老地主要捉住你，就没你的活命啦……快——快到大同煤矿去找你的二叔去吧！”小嘎子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流着眼泪，“妈妈，我走！你别难过……”他忍着揪心的悲痛，怀揣几个糠馍馍，离开了妈妈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大同。他不知道叔叔在哪个矿上做工，就每天在几个煤矿外面转悠。终于有一天，听一个老矿工说，叔叔和他爸爸一样，也在煤矿里被砸死了……后来，还是这位老矿工把他介绍到一家小矿上当了背煤的童工。他才十二岁，个头又瘦小，一背就是七八十斤，匍匐着身子，一步步爬着陡坡，攀着窑梯，随时都会摔下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这牛马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小嘎子心里燃烧起对那个吃人的世道深深的仇恨，终于和一个小伙伴一同逃到了北平。他讨过饭，卖过报。后来，大些了，就在火车站上扛大个——当搬运（亻夫）。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是北平法学院的大学生，姓张。他叫他老师。他同情小嘎子，时常把小嘎子领到自己住的公寓里，教他文化知识，教他作个有理想的人。从此，小嘎子开始发奋读书——读文化书，也读政治书。他甚至在扛大个休息时，还拿着一本唐诗来背诵。后来，张老师把他介绍到北平医学院去当工友和练习生。他喜欢学习，还到北大旁听过哲学、文学课，也抽空在医学院听些医药学的课程。因为他长得端正，一些学校剧团，还常找他去演话剧。从此，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曹鸿远跟着张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着担任交通员。以后，又由张老师介绍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前，延安派他到北平来买药。但碰到战事，他回不去延安了，所以留在北平……

“老曹，原来你有这么坎坷的经历——怪不得你是这样……”柳明专注地听着鸿远的叙述，忘了当前的险境，沉浸在一片安谧、新奇的喜悦中。她本想说，“怪不得你是这样好”；但“好”字没有出口，被鸿远用嘴“嘘”了一声：“你听——外边……”柳明立刻住口，心里又怦怦地乱，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