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梯尼亚兹回忆说：

“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使我不愉快。事情是这样的：那种局面你可以称之为我与雷伯的对立，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达到了顶峰。一九七七年一月，我到亚马逊尼亚去过，比塔拉斯早一个月。但是乔治此行我一无所知；事后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事实人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麦迪逊大街那栋楼里搞些什么名堂，我有一个印象，好象塔拉斯多少是退休的人了。在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兄弟两人所指挥的一些行动中，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只在与某些基金会有关的事务中被提到，罗杰·邓恩等人（例如加利福尼亚人朱巴尔·温，他是突多尔·安盖尔的继任者），几乎把他们各自公司的全部利润都投入了这些基金会。

“至于埃塞尔和伊莱亚斯·魏茨曼，他们来找我谈那件事，我当然记得。这对夫妇提出的疑问使我火冒三丈。但原因同他们的推想是两码事。他们以为我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出于愤慨，是因为他们居然怀疑雷伯的诚意……其实不然。

“顺便提一下，大约过了五个月，他们又来找过我，并告诉我他们见到了雷伯，说雷伯‘把一切都摆平了’。我没有向他们提任何问题，只是从他们注视我和我的办公室的那种神态了解到，雷伯可能已经把有关他自己以及我的机构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们。总而言之，他们两人一直到最后没有再引起任何麻烦，而且事实上到那时已成了王臣，与塔拉斯和我同样了解内情。

“但是他们误解了我恼火的原因。我的愤怒另有原因，比遇到一桩令人气愤的事要严重得多。

“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的那次南美之行，并无其他目的，就是为了澄清雷伯与我之间的问题。”

“我这里有全部数字，雷伯。最近几年里你这样提款，使你的公司大部分处境岌岌可危，我和我的助手不得不象超级杂技演员那样铤而走险。”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你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了不起的，大卫。”

“我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你恭维我。三天前尼克到我的事务所来。在利比里亚和巴拿马的公司里，他连一块钱的流动资金都没有了，这些公司负债累累。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罗杰·邓恩告诉我，他那里的情形也一样。朱巴尔·温——他远不如突多尔·安盖尔——在加利福尼亚正遇到严重的问题。奈西姆是一个永无怨言的人，但是你只要注意一下他在各金融市场所做的一些交易，就可以知道他得不到必要的补给。要是没有与苏联和中东国家的生意往来，他几乎要失业了。保尔·苏必斯和桑塔纳的情形也一样，你迫使桑塔纳在达拉斯走钢丝，使他至今惊魂未定。甚至连韩也受到了影响：他最近和北京的中国人做的一笔买卖结果陪了本。由于他不是傻瓜，我猜想他这样做是遵照你的指示，目的只是给你提供一些现金。我没猜错吧？”

“没错。”

“要是没有那些赌场的收入，你那两百多家旅馆在两年前就破产了。你从那儿抽去了太多的资金，甚至不让它们缓一口气。埃塞尔·考特也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但是她忧心仲仲，弄不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说到底，即使靠赌场的收入最终也维持不了。不出一年，或者更快些，就全捉襟见肘。除了你自己的银行之外，你向所有的银行都借了钱。尚未偿还的贷款多达九百十二项，而这些银行的钱是不会白给你的。”

一个小时之前，巨型直升飞机把塞梯尼亚兹送到一条大河边，那河水几乎是黑的。当这件庞然大物从天而降时，沙马塔里人（雷伯象个巨人矗立在他们中间）甚至没有抬起头来瞅上一眼。这些印第安人正在安营扎寨。塞梯尼亚兹面对无边无际的丛林感到一阵心慌，简直想要呕吐；他觉得怪异，乌巴尔多·罗沙居然能在这绿色的海洋里把克立姆罗想找到。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雷伯说。

他那双眼睛审视着塞梯尼亚兹的脸。

“你和我们一起吃吗，大卫？不过，你不要勉强。要是你和飞行员们一起吃三明冶，我这里的朋友不会见怪的。”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塞梯尼亚兹板着脸没好气地说。“我可以在你觉得合适的任何时候提出辞职。”

“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讨论，大卫。”

他的语气象往常一样安详、谦和，有时候实在瘟得叫人恼火，现在便是这样

此刻，塞梯尼亚兹也没有心思去注意印第安人如何张罗这顿午饭。他们撼动几棵树，一些毛虫纷纷跌落，或者直接从树干上被剔出来。然后，他们拔去虫身上的毛，用指甲或牙齿将它们剥开，用树叶裹起来煮熟。

“大卫，我取之于你的已经太多了，希望你能原谅我。这几年真是难为你了。先解决当务之急：请做好一切准备，把雅瓦公司的股份在证券市场公开抛售。这样可以弄到近二十亿美元……这种吃法的虫子叫做‘玛那’，意思是‘神馔’。你尝尝。甜得很，而且富有营养。你吃了就知道。”

塞梯尼亚兹愕然无言以对。但是他很快定下神来，暗自思付：“荒唐！我就这样呆在这丛林深处，跟一个赤身露体的人讨论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这个人还要我吃毛毛虫！”

“全部卖掉？”

“只要你愿意，大卫。或备只卖掉几个公司。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跟雅瓦有关的公司有三百多家。”

“要不要我把它们给你全都列出来？”雷伯平静地问。塞梯尼亚兹只觉得肝火越来越旺，而这样激烈的感情他是不习惯的。他认为这是环境太陌生造成的。

“雷伯，你已经花了六十多亿美元……在这上头……”

他打了个手势，指指这些印第安人、这片林中空地、这架西考斯基宜升飞机以及建立在亚马逊尼亚腹地的这个世外桃源。

“说下去，大卫。”

“你的目标是什么？有一天你告诉我，你要乌巴尔多·罗沙买下最早的几块地，是想让印策安人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你记得吗？”

“我从不忘记任何事情，这你是知道的。”雷伯心平气和地说。

“我知道你是永远正确的。你说土地是买给你那些印第安人朋友的，可是你在这片土地上毁林伐木。你声称要保护这些人，却破坏了他们的自然居住地。”

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他，那目光是深不可测的。但这次塞梯尼亚兹真的动了怒。他说：

“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主席是一个叫班德拉·德梅洛的将军，或者他曾经担任这个职务我记不清了。不管是现任还是曾任，反正他的正式职责是‘尊重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下面还是他的原话，“保证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为他们所专有’。我没有引错吧？”

“没错。”

“他的一份声明的全文别人为我翻译成了英文，现在我一字不差地引用他的原话，‘给予印策安人的任何帮助都不能妨碍国家的发展’。你记得那句话吗，雷伯？”

“记得。”

“你或许也会那样说。但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恐怕稍微有点儿不同。比如，你会说：‘我对印第安人的任何友谊或热爱，都不能妨碍开发我正在创建或已经创建的国家。’”

没有反应。雷伯一动也不动，他蹲着身子，两只大手下垂，手掌摊开，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塞梯尼亚兹。在这两个人的周围，印第安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谈笑。一些女人到河里去游泳，她们躺在浅水里尖声嬉笑。其中有几个年轻女子裸露着光滑的身体，两股之间粉红色的***暴露无遗，即使在塞梯尼亚兹看来也很美。

“我不想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

“只要你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相信。”

“这是你的权利，大卫。”

“同样，我还相信，你在亚马逊尼亚所做的事情都不合常情。上帝可以作证，我从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五一年起就开始为你工作，可我从来不记得自己答应过干这差使。我是身不由己被水流带走的，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所做的只是努力使自己免遭灭顶之灾。你很可能是个天才，或许你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不同。可我只是个凡人。我厌倦了。我已经五十四岁。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跟你走，非得有简单、盲目的信仰不可。这一点乔治·塔拉斯能做到，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必须理解。你积聚了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财富，却一直没有露过面，而我尽力帮助了你。今天我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比我曾梦想过的更有钱。但是我不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理解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喜欢你，有时候还觉得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现在我心中无数，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辞职。”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雷伯柔和地说。

“即使我辞职不干，一切仍将井然有序。我已经做好安排，工作不会中断。倘若我死了，或者离开了，你的事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建造起来的这台巨大的机器……”

“是我们一起建造的，大卫。”

“也许是的。也许我起过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反正这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运转。我甚至相信，哪怕你不过问，它也会继续运转。”

没有回答。恰恰是这阵沉默被塞梯尼亚兹误解为无动于衷，从而深深地刺伤了他。他暗自思量，“我指望什么呢？他已经不通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变得精神失常了。”

确实，到一九七七年甚至更早一些，塞梯尼亚兹已把东五十八街的业务班子组织得无须他驾驭也能正常工作。他生就一副稳健的性情，办事一丝不苟，作风实事求是；不管他自己如何看待上述品质，反正这种出类拔萃的组织才干，使得他从一开始（五十年代）就未雨绸缪。他其至在自己的事务历建立了克立姆罗德非常成功地发展起来的那套隔离保密体制。他把王的业务分成八个互相独立的部门，只有在电子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它们才互相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二年，是他向雷伯建议，把所有重要的文件，特别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委托协议书，都存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去。雷伯在科罗拉多州曾经买下一家小银行，好处是那里有个保管库简直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在同等程度上受到地形的天然保护。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塞梯尼亚兹建议雷伯另外再采取一项安全措施——“对此，连我也不应该知道，雷伯。”于是，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或许是在瑞士特普弗勒的地盘，或者是在伦敦奈西姆的护卫下，或者在香港韩某的领地，甚至也可能在所有这些地方，存放着那些文件的一份或几份副本；正本则在洛基山区四百米深的地下。

一九七七年会见克立姆罗德时，塞梯尼亚兹宣布辞职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回到纽约，塞梯尼亚兹以惯有的效率开始执行雷伯的命令，着手对雅瓦总公司及其盘根错节的子公司网进行调整。（除了雷伯和他自己，任何人都弄不清这些公司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时，雷伯已和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取得联系，在高兹契尼亚克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塞梯尼亚兹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一个控股公司。然后，他请审计员估价。为此，他选择了一家信誉卓著的事务所。通过估价，这个庞大的有限公司的股份价格便确定下来。证券交易委员会予以批准之后，纽约一家有声望的银行把它们投放到市场上。这是那个财政年度的一件大事。尽管塞梯尼亚兹通过高兹契尼亚克为雷伯确保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售股净得仍不少于十九亿五千三百万美元。

这笔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王的大多数商业账目恢复收支平衡。

其实，更确切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克立姆罗德还在不断地提款，加上巨额的银行贷款必须偿还，这预示着缓解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它没有使塞梯尼亚兹得到宽慰。而且，他的担心也不仅仅是财政上的；他认为，自己与雷伯之间的冲突根本没有解决。亚马逊尼亚的摊子在他看来仍然是个无底洞，或迟或早会把一切都吞下去，除非巴西和其他有关国家开红灯，不理会以保护人自居的雷伯借口帮助印第安人的一切遁词，禁止这些投资塞梯尼亚兹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狂的表现，由于王对自己的行为不作任何解释，这种自大狂尤其令人不能容忍。

“这么多年来，他的全部业务一直由我经手，可是对我也不作解释。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从报纸上获悉，那些生产纸浆的巨型成套设备，从日本发出，足足绕了地球一圈，耗费之大谁也不会相信，方始运到亚马逊河口。他干下的这些蠢事，后来都得有人向银行付帐，我自己就是不得不面对银行的那些人之一。

“实际上，我没有撂挑子的唯一原因，我想是这样的：局面一个月比一个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不管我想得对不对，但我觉得，我准备好的接班人已无法接受这个摊子。这就有了个借口……”

大卫·塞梯尼亚兹始终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对王的感情，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八〇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