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晚上，兹比和雷伯去看电影，兹比记得正片的片名是《卡萨布兰卡》，由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主演。“我已经看过这部片子，雷伯也看过，但他是个电影迷，那位瑞典女郎也叫他着迷，于是我照例让步。”他们大约在十一点半从电影院出来，开始步行回到兹比那套还跟雷伯会住的小公寓去。

一辆汽车靠路边停下，车内走出两个男子，其中显然有枪。他们不理睬兹比，只是对他的伙伴说话。

“你是贝克吗？老板有话跟你说。”

“芬尼根？”

“上车吧。那个波兰佬也去。”

雷伯慢腾腾地说：“走，兹比。他们不会开枪的。”

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群波多黎各人，大约五六人，有男有女。雷伯用西班牙语叫他们。他们笑着走过来。

“快，上车。”带枪的那个人说。

雷伯继续说西班牙语。那些波多黎各人放声大笑，雷伯自己也笑嘻嘻的。

他用英语说：“ok，兹比。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他俯身探头向车内说：

“你意下如何，芬尼根？你自己出来还是要我拖你出来？”

车内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兹比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个儿不太高，但块头很大，一头红发是所能想象的最红的一种颜色。

“情况非常简单，芬尼根，”雷伯用安详的语调说。“如果你的朋友在我后面向我开枪，他也得开枪打死这个波兰人和我的波多黎各朋友们。我相信这将是一次在古代希腊称做百牲祭的事件，用英语说就是大屠杀。你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复辟’……你知道‘复辟’这词儿的意思吗，芬尼根？从你的面孔看我想你大概不懂……

“‘复辟’就是恢复旧秩序，就是重新夺回你的一年十七万美元的收入。这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芬尼根。所以，两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滚蛋；要么你坚持向曼哈顿岛南区的报贩收你的每天一美元五十美分。你自己挑。我的名字叫雷伯。你作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你可以从汽车里出来想办法打我。我会杀了你。咱们一对一较量。你决定吧，芬尼根。”

雷伯退后几步，重又用西班牙语跟那些笑呵呵的波多黎各人说话。然后他用波兰语说：“兹比，他准备向我扑上来了。请你不要介入。一切都会好的。”

在随后的几秒钟内，许多事情以很快的速度接连发生。雷伯的一个瘦骨嶙峋的大拳头飞快地挥出去正好击中带枪的那个人的喉结。带枪的那个人疼得弯下身来，从此对战局失去了兴趣。芬尼根向雷伯刚刚站立的地方猛扑上去，结果脖梗子被雷伯用另一只手打了一拳，小腹上也挨了一脚。他一头撞在墙上，从那里弹出来，转身时正好赶上捞到左右各一个嘴巴、脖子上重重的两下（不幸的是他的脖子竞一无遮蔽）、两腿之间的一脚以及面门上五六记钩拳。

他瘫了下来。

雷伯冲第三个人笑着问他打算怎么样。

“不怎么样，”那人说。“这已经够了。”

“我也宁愿如此，”雷伯说。“至少有人可以把他们带走。希望你懂得怎样开车。”

他站得笔直，脸上现出冥思遐想的神情。但是那第三个人没有估计错误，兹比和那些突然止笑的波多黎各人也没有料错：从雷伯身上确实透出一股无情的杀气。

高兹契尼亚克兄弟中的老大来自波兰西北部波兹南以北一个名叫瓦格罗维茨的小镇。他在一九二四年来到美国，把他的名字齐格蒙特改成便于按英语发音的西蒙。他通过移民局的审查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开始卖报。一九五〇年，他四十四岁，是三个报摊无可争议的主人，其中一个设在纽约中央大站的最佳地点。在曼哈顿报贩的小天地里，他有了点儿名气。到一九二七年，他已有力量资助他的两个兄弟移居美国，在孟菲斯就是其中之一让雷伯搭上卡车，把他带到了纽约。

介绍雷伯去找兹比·齐布尔斯基的正是西蒙·高兹契尼亚克，也是他在七月份说服大多数报贩跟雷伯一起干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下午五点左右，高兹契尼亚克离开他在中央公园第三十六街拐角的报摊，徒步向中央大站走去。有一个目击者看到他在救世主教堂附近跟刚刚走出一辆蓝色雪佛莱的两个人说话。高兹契尼亚克最后上了那辆轿车往北而去。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被发现，那里正在建造未来的联合国总部。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被用铅管十分仔细地打断了，手段野蛮之极。只有他的面孔完整无损，好象是让人容易辨认似的，一份用波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依地文印刷的报纸从他口中塞进去，直下咽喉。

芬尼根死于两天后的八月八日。调查表明，他离开自己作为报纸发行系统头头的职位已有一星期，前几天他用了一个化名在大西洋城过夜，陪同他的另外两个人显然是他的保镖。这两个人后颈中了枪弹。芬尼根则被发现吊了起来，但不是吊在绳上。用的是码头装卸工人刨铆条箱的一只钩子，钢制的钩尖被塞入他口中，戳破上腭，穿透脑子。

气候在八月二十日左右起了变化。先是在新英格兰上空鬼鬼祟祟、假惺惺地下起雨来。海洋开始更换浓谈不一的各种紫色，空气变凉了，甚至阿道夫和贝尼托那两只老是栖息在码头边上的鸬鹚，也摆脱了它们习惯的昏睡状态。换句话说，夏天已经过去。

这一点不象会使塔拉斯夫妇沮丧。他俩都讨厌炎热。要是依着他们，最好把乡居的房子搬到格陵兰。但他们需要象样的邮政系统给他们送书来，每星期还得把雪莉为《纽约人》杂志写的报道寄出去。他们只得将就住在缅因州，但愿那里的气候比较凉快、湿润，这个希望倒是难得落空的。

一九五〇年，乔治·塔拉斯五十一岁，即将写完他的第三本书，他在里边斩钉截铁地断言道，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几乎逐字抄袭了帕斯卡尔·保科在这以前为科西嘉人制订的一部宪法。他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激起专家们的愤慨。到九月八日，他只要再写五十页左右就可以结束了。这天，他习惯地醒来得很早，吃过早餐，开始工作。雪莉大约在七点钟下雨时出现了，这两件事是毫无关联的。她得写她的文章。这对结婚二十三年没有孩子的夫妇，在相亲相爱的同时，还对整个人类同样持有极其尖刻的讥讽态度。

十一点左右，雪莉抬起头来指着海湾方向的一扇窗说：“有人来跟咱们作伴了。”

乔治朝窗外看去，他五年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化为乌有。往事历历在目，连细节都清晰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又看见了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一举一动和没有动作的神情，似乎又听到了那种独特的说话声音。

塔拉斯在缅因州的房子是石基木头结构。从每一边，或者几乎从每一边，都看得见海，有时，大西洋的浪花会一直溅进屋里来，如果窗开着的话。它坐落在皮诺布斯科特与蓝丘湾之间一个低平的岬角上。距离最近的一所房屋差不多也有三公里。

“我是来归还你的两本书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他从布袋里掏出一本惠特曼和一本蒙田的书交给塔拉斯。

“这又不急，”塔拉斯答道。“如果你没有读完，还可以留着。你喝茶还是咖啡？”

“都不要，谢谢你。我喜欢你的房子。这两本书我真的都读完了。”

雨停了，但是看样子很快又会下起来。尽管如此，这两个男人还是走到外面去。他们选了一条通往海洋的小径。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通过大卫·塞梯尼亚兹。”

“你来到美国多久了？”

“差不多两个月。”

“以前你会说英语吗？”

“只会一点儿。”

塔拉斯在他过去二十年中坐惯了的一块礁石上坐下。他们所在的海湾口子朝东南方向而开，被洋面上刮来的风不停地抽打着。他审视着克立姆罗德——抑或基姆罗德（kimrod）？不，是克立姆罗德（klimrod），——发现他几乎没有变样。塔拉斯猛然意识到此情此景实在是够荒唐的。“天哪，”他思忖着，“我在欧洲大约见过两万个男人和女人，也是从各个集中营里出来的，他们都有悲惨可怕的遭遇，其中好多人的经历不止在一个方面与众不同。然而我记得的名字连十个也不到；如果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可是为什么偏偏记住他？”

“我想，你万里迢迢来到美国，不是单单为了还书给我吧？”

“不是的，不单为这件事，”雷伯含笑答道。

他穿着绳编的凉鞋，布裤子、布衬衫，肩上背着他的袋子。好奇使塔拉斯心中奇痒难忍，但他又感觉到在毛特豪森已有体验的那种羞怯，这是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不，这不是我到缅因州来的唯一原因，”雷伯补充一句。

他开始自述离开奥地利后怎样去以色列，后来又到世男各地，不过并不是什么都说得十分详尽。

“你的英语相当出色，”塔拉斯说。

“谢谢你。”

他的灰眼睛凝望着海洋。然后他略略低下头来看着塔拉斯。

“我读了你写的一本书，”他说。“关于公海上海盗行为的法律问题。你至今还在哈佛执教吗？”

“他们还没有把我撵走。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我需要有人在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中给予帮助，”雷伯说。“你能匀给我一个钟点吗？”

“留下来和我们共进午餐。这是我的条件。”

他们相视而笑。

“好吧，”雷伯坐在邻近一块礁石上，两条长腿往外伸直。

“最近，”他用缓慢的语调、淡漠的口吻说，“我成立了几家公司。一共有几十家。”

“我是教国际法的，”塔拉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象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关于社团法我管得不多。”

“我知道。我明白这是两码事。我有一些律师在为我工作，负责起草合同之类。我的问题在另一方面。”

直到此刻，他的话才沁入塔拉斯的脑海；平时塔拉斯的反应要快些。

“你说你创立了‘几十家’公司？”

“目前大约有八十家。”

“都在美国？”

“在美国和加拿大。”

“你现在多大年纪？”

“过十天我就是二十二岁。”

他笑了起来。

“是的，我来到这个国家还不满两个月。但事情发生得相当快。说实在的，甚至太快了点儿。我还来不及使自己作好充分的准备。”

塔拉斯张口结舌，直勾勾地望着他。

“这确实是我来拜访的原因。所有这些公司都是按同一原则建立的：由受托人在一切事务中代替我当名义上的股东。我估计，不论你的学问多么专门，你还是知道委托书是怎么一回事。”

塔拉斯只能点头。

亩伯继续心平气和地说下去。

“这些公司涉及许多大不相同的领域：出版、运输、发行、不动产、广告、食品、餐厅。我相信它们都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其中一些已经开始赢利。你是否想要知道利润的数字，以便考虑你的报酬问题？”

塔拉斯揉揉自己的眼睛。

“等一等，”他说。“也许我在做梦，但我有点跟不上你。究竞是我产生了某种幻觉，还是你刚才确实对我说过，你在来到这个国家不满两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创立了八十家公司？”

“八十一家，”雷伯作了纠正，眼睛里流露出一点嘲弄的意味。

“以前你从来没有到过美国？”

“这辈子还没有。”

“你只有一个人？”

“在你所指的意义上说是这样。”

“你可不象一位大富翁。这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林茨别后，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掘到了纳粹战犯的宝藏？”

“我来到美国时什么钱也没有，”雷伯平静地说。“这当然带来了一些困难。”

塔拉斯向对方凑近些。

“你在糊弄我，对不对？我猜想，这是一种奥地利式的幽默或者是半犹太人的幽默，是不是？”

“我已不再是奥地利人或犹太人。”

紧接着，他说：“至于我的实际收入，我估计九月份可达三万五千美元。但很快还会增长。因此，你不用担心你的报酬问题。这一点先说清楚……”

“你别再跟我纠缠什么报酬问题了，好不好？”

“这一点说清楚以后，再谈促使我来到此地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所有的委托书都签上了我的真名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k，1，i。我注意到，你对于我的姓氏中有没有l这个字母犹豫了一下。”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塔拉斯问，他已经准备认输了。

“我并不存在，”雷伯说。“我是非法入境来到贵国的，没有任何证件。没有护照，连一张驾驶执照都没有。”

他抓起一抔尘土。

“这事将来总会引起麻烦。”

他们午餐吃的是蒸龙虾，这在缅因州算不了一件大事。雪莉和这位年轻的客人边吃边谈绘画——对这个话题乔治·培拉斯兴趣不是太大，——谈得非常热烈，甚至就一个名叫波洛克的人展开了争论，当然是彬彬有礼的争论。

等到只剩下两个男人的时候——雪莉上巴尔港湾邮寄她的文章去了，——雷伯具体谈了他的愿望……

“你想成为什么？”塔拉斯问。

“一个无国籍的人。我不想做任何国家的公民。”

“你是奥地利人。做奥地利人为什么就那么讨厌？”

“能不能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照办，但你的想法肯定行不通。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或者几乎是不存在的。你是否真的要我向你提供所有的细节？我手头没有书，我的书在波士顿，我将在一星期后到那里去准备秋季开课。”

“我希望得到初步的答案，塔拉斯先生。以后还可以详细阐述。”

“好吧。现代最早的无国籍人产生于苏联在二十年代前期通过的剥夺国民资格的法令，那是针对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侨民的；后来希特勒德国和墨素里尼意大利也颁布过。这些和你没有关系。三年前即一九四七年签订的几项不同的和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包含若干有关无国籍问题的条款。确切的条文我记不得了，很抱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国籍状态是不受欢迎的，得不到国家的保护……”

塔拉斯中断自己的话，谛视着这位高个儿、皮包骨、貌似冷漠的年轻人。

“但是你也许觉得自己不需要国家的保护，我说的对吗？”

微笑。

“是的。”

“不过，事情可能会变得对你来说极其困难，比方说，当你想要越过边界的时候。国际法原则上只适用于有国籍的人。放弃国籍将使你失去一些方便，诸如对等互惠……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

“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塔拉斯说。“作为一个到美国来的奥地利人，你可得到跟一个去奥地利的美国人同样的万便。而作为一个无国籍的入，你就什么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可提供以换取你要求得到的方便……”

“诸如成立公司的权利。”

“正是这样。”

“这会不会导致我已经订下的合同全部作废、一律无效？”

“会的。除其他情况外也有这种可能。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干，如果有人确实跟你过不去的话……”

克立姆罗德站起身来。塔拉斯的房子已超过一百年，—问间屋子漆成各种不同红色的天花板相当低。雷伯的头几乎碰到顶。他走到窗前，似乎在凝神眺望黑暗的岛屿和边缘不整齐的海岸线。

“你是否认为，总有一天人不再需要护照，不需要印戳？”

“如果这样，我将感到惊讶，”塔泣斯回答。“我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都不太高，但在愚蠢的程度上，国家远远超过人们。你该读一读蒲鲁东（注：（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被称作「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著作。他是个饶有兴味的法国人。”

“那么解决办法呢？”

“保持奥地利国籍，或者成为美国人。”

“都不行。”

“或者弄到一张方便护照。”

“那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可以出钱买护照。既然奥地利、美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把你烦死了，处在你的位置，我不妨成为古巴人或阿根廷人。可用抛硬币的办法由正反面来决定。”

“但不是巴布亚人。”

“眼下还没有巴布亚国，”塔拉斯说。“但这一切不可逆料。”

他扑哧一笑，“巴布亚人！”他望着雷伯，直盯着那双由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灰眼睛——它们是如此令人难忘，如此深沉严肃，它们是智慧的火花。

奇迹发生了：雷伯·克立姆罗德也开始笑出声来。他确实笑得痛快极了。

乔治·塔拉斯和他一起纵情大笑，那种强烈的幸福感他将永志不忘。

黑狗——4

迪耶戈·哈斯在池中被喇喇地戏水玩儿得正欢，管家来请他去接电话，说是从美国打来的。

妈咪塔说：“我不知道你在美国还有朋友。”

“这一定是哈里，”迪耶戈答道。

“这个哈里是什么人？”

“杜鲁门。还能是谁？”

迪耶戈拍拍一位女士的手，这位女士名叫孔塞普松(也许是英卡尔纳松？)什么的，她父亲拥有三万公顷土地。尽管如此，她还是相当可爱。哈斯走去接管家拿在手里的电话分机，冲着孔塞普松（或英卡尔纳松）什么的微笑。不论，迪耶戈的母亲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想法，反正他不打算娶这位女士。“但我将乐于把她弄到一个黑暗角落里去，以便往她的裙子里面瞧瞧。”

“哈喽！哈喽！”他兴冲冲地说。“我就是年富力强的迪耶戈·哈斯本人。”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他感到一阵寒栗，感到脊背阵阵发凉。

“比利亚维森西奥，”远处一个安详的声音在电话中说。“卡车和圣母像。树下一条无法通过的河。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迪耶戈几乎在窒息中答道。

“还记得咱们之间的一次谈话吗？”

“每一句都记得。”

“现在我需要你。”

“我有兴趣，”边耶戈回答说。“我非常感兴趣。”

一阵狂热的冲动使他兴奋到了极点。通过洞开的房门，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在阿根廷的未来，除非上帝降下奇迹，否则他是无法逃遁的：这个孔塞普松什么的，连带她那三万公顷土地，她爸爸的那些罐头食品厂，她那丰满的***和慵懒的姿态，有朝一日迪耶戈醒过来会发现自己已经跟她成亲而不如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要归功于妈咪塔做的某种手脚。“你将变得大腹便便，我的小迪耶戈，”他心想，“整天在老丈人的厂子或森林开发区走马看花，抽抽雪茄，往肚子里填烹调过了火候的牛羊肉，那些浑身珠光宝气、嘴巴象章鱼的肥软女人将用温柔得令人肉麻的眼光盯着你……”

他向电话里说：“无论你要什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天论在什么地方。”

接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倾听着那个安详的声音，一双黄眼珠子在阴湿的幽暗中闪闪发光。

“我顶多只需要三天时间，”他说。

他晃着脑袋把电话挂上。他的母亲从一群太太们那里走过来，带着甜得发腻的口吻打听消息。

“你认识哈里·杜鲁门，我亲爱的？就是那个美国总统？”

“我认识他，”迪耶戈答道，“他遇到什么问题总要把我叫去。我大概忘记告诉您了，妈眯塔。”

那天，由于钱不够（妈眯塔平时只给月规钱，指望迫使他投降），他卖了自己的一块白金表和一只缀有钻石的烟盒——他二十九岁生日的礼物。他用这笔钱弄到一张护照，姓名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生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比他的实际出生年月早了三年）。两天后，即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迪耶戈推说去看在布兰卡港开设银行的舅舅，其实坐飞机前往纽约。

当然，他没有意识到此举实为对他来说将持续二十二年之久的一段惊险生涯的开始。

迪耶戈·哈斯最感到自豪的是这样一件事实：他是最早听到王的召唤并且立即作出响应的人之一。

那人姓苏斯曼，是个裁缝。他和他的老婆、弟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他姐姐家的六个人一起工作。总共十七人挤在加起来还不到十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工作时间以外，从午夜到清晨五点钟，这两间屋子还是卧室、厨房、洗澡间、起居室、藏书室、闺房甚至厕所。他从眼镜镜片和他的胜家牌缝纫机上端详着雷伯。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萨泼斯坦，”雷伯说。“我要向你建议的事情十分简单。”

“我完全懂得你建议的内容。我不太清楚的是这件事对你有些什么好处。顺便提一下，你的依地语带有一种很特别的口音。”

“我是从电台函授班学的。收听广播时干扰很大。”

“我相信，到了有人会做不要好处的事情那一天，一定比今天热得多，”苏斯曼说。“你在这笔交易中会得到什么呢？”

“咱们还是从头谈起吧，”雷伯耐心地说。“你在布鲁克林工作、居住。你还到你的住所以外的地方工作。你没有很多场地。甚至可以说，你的工场里如果有人要伸出胳膊量一块料子，他必须把窗子打开。”

“这样他们可以吹到一点几风，”苏斯曼苦笑道。

“你把你们缝制的成衣卖给曼哈顿果园街的批发商店。往返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你希望有较大的场地，最好距离你们的销售点近些，这样你们就可以提高产量，有较好的居住条件，较好的……”

“如此等等，”苏斯曼说。

“我不必一一列举了。现在我知道，在那儿附近某人有一个货栈，货栈楼上还有四间一套公寓。他的货栈并不派用场，那套公寓对他来说也太大。而他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布希维克区工作。他可以住你的房，你们去住他的。他付你的房租。你付他的。你用货栈的一半面积做你们的工场，我把另一半租金付给你。当然，你得多花一些租金，但这将从你增加的收入中大大地得到补偿。”

“你打算用那货栈的另外一半地方做什么？”

“开一家犹太食品餐厅，”雷伯说。“将来你们甚至不用自己做饭了。”

十分钟以后，迪耶戈问道：“你把这类事情叫做什么？”

“物物交换。也可以说是各得其所。”

“你只要直接向原来那个主儿租用货栈的一头不就完了吗？”

“你说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坐地铁返回曼哈顿。

“还有，”雷伯说，“我这是在实习。我有一个相当有趣的主意……”

这个“相当有趣的主意”就是“神话一般不可思议的华尔街行动”，它将为雷伯·克立姆罗德在两天内赚到三百五十万美元，在十个月内赚到一亿美元。

迪耶戈·哈斯是在九月十一日傍晚抵达纽约的。这不是他的第一次美国之行。过去，在妈咪塔玩弄了一次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之后，他差点儿没在美国结婚。“她象害了偏执狂似地非要我娶一个至少和她一样有钱的老婆不可，”事后迪耶戈说，“她为我设下了一个可怕的圈套，诱饵是不折不扣的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的女儿。我宣称自己搞上了同性恋才得以脱身。但我掂量到了脚镣手拷的份量。”他在华道夫—阿斯托贝亚大饭店包一个套房住了两个月，然后和两三个舞女一起去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但妈咪塔切断了我的财路。”

一九五〇年九月，他没有住进华道夫饭店。他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斗室下榻，那是雷伯住的地方。租金是一星期十美元，比夜晚收留所好不了多少。

他现在奉雷伯之命到处去跑，而且总是彻底完成各项稀奇古怪的使命。他就是这样出没于克立姆罗德的生活圈子，而其时克介姆罗德为他的初期扩张打下基础以后，正准备把他的活动向其他州展开。

迪耶戈指出，十月十四日这一天，雷伯忽发奇想用那个犹太裁缝在布鲁克林的两间房去交换一个保险业务游说人在曼哈顿的一个统楼层，同时得到地方开设他的第十四家餐厅。

他认为，三天后的十月十七日是“华尔衔行动”正式开始的日子。

“瞧，”雷伯说。

迪耶戈抬起头来，看见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正门。

“很漂亮，”他说。“你是不是想要把它买下来，还是仅仅租用？”

“往低一点儿的地方瞧。瞧柱头下面。”

迪耶戈把视线放低，只见一个露天小摊在卖热狗、三明治和苏打水。一群穿深色套装、系领带的男人站在摊子周围边吃边喝。

他问道：“是你的吗？”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笑着说。“但我还没有把股票投放到市场上去。我卖过几天热狗。在这里可以听到很有意思的消息。好了，咱们走。”

他们走到松树街的一座建筑物前停下。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

迪耶戈抬起头来。

“亲爱的耶稣啊！”他故作惊人之叹：“如果这不是一家银行的话，我将感到惊讶，就让魔鬼立刻把我置予死地！在曼哈领的这一个地区，银行少说也有五六万家之多！我简直傻了服！”

他装做近视的样子，几乎把他的鼻子贴在一块刻着“亨特曼哈顿”字样的巨大铜牌上。

“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银行。不过是不是最好的呢，嗯？”

“向后转，”雷伯说。

几乎就在街对面有一块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

“你明白不，迪耶戈？”

“—点也不。”

“来。”

他们走到该区的另一条街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一栋办公楼前的便道上等侯他们。雷伯作了介绍。那人叫丹尼尔·哈森多夫，是个高级间掮客，在专门代办不动产交易的韦伯斯持、瑞安、卡尔布公司当经纪人。三人一起走进办公楼，乘电梯上十五楼。那是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的上午九点十五分。

一个名叫诺曼的男人认识哈森多夫，向他现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慢条斯里地把另外两个人——迪耶戈·哈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打量了一番，尤其是对仍穿着布裤子、布衬衫的后者。

他问道：“是你想买这块地皮？”

雷伯点点头。

“开价是四百五十五万美元，”他说时语调不无讽刺的意味。他的神气有点儿象英国白金汉宫的侍从长推备把一群寻找宿处的美国游客撵出去。

“我准备出四百七十万，”雷伯心平气和地说。“我希望先付定钱取得选择权。”

“我们已经有一个买主了。”

“现在你们就有两个了。我准备今天就进行谈判，在两小时三十分钟以后。有银行保付的支票。”

“你愿意先付多少？”

“按定金的惯例：百分之五，也就是二十三万五千。”

诺曼看了看哈森多夫，后者点点头。

“行吗？”雷伯说。

到了外面，哈森多夫摇摇头，感慨地说：“在我的老家密苏里州，卖一头牛要谈一个星期！”

“如果真是一头牛的话，我也会花这么多时间，”雷伯说。“那个约会怎样了？”

“我跟他通过电话，我还得给他打回电。他将在一点钟见你。是我好说歹说才答应的。”

“不用费心。你不会得到比百分之十更多。回头见。”

雷伯把迪耶戈推进一辆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咱们简直是在挥金如土！接下来要买一辆卡迪拉克高级轿车了！”

在纽约或其他任何地方，除了地铁、公共汽车或两条腿以外，迪耶戈从未见雷伯使用过其他任何交通工具。他们穿过荷兰隧道前往纽瓦克。

“咱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

“去张罗那二十三万五千美元。我能到旁的什么地方去弄这笔钱？”

过了一小时，克立姆罗德从与他形影不离的布袋里取出一批开业证书，放到纽瓦克的银行家面前，经过对方最后一次验证，克立姆罗德得到了那笔钱。

迪耶戈凭有限的法律知识也懂得，雷伯几乎把他成立的公司全部抵押出去，才得到这笔二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贷款。协议就此达成。

“咱们走吧，”雷伯说。

又来到了华尔街。这回不是哈森多夫在便道上等侯，而是已经和迪耶戈在芝加哥和巴尔的摩一起工作过的本尼·贝尔科维奇。“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相处得很融洽，”后来迪耶戈指出，“这是有原因的：本尼开口的次数仅比蛤蜊多，几乎不相—上下。”

他们见到了诺曼。诺曼宣布说，卖方经过商议，同意选择权以三个月为期。随后有一番争论，诺曼企图把定金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不过，他显然并不指望达到目的。半小时后，他们走出去，回到松树街的亨特曼哈顿银行大楼。

“一点正我和大卫·费洛斯有个约会，”雷伯说。

他和迪耶戈穿过一间间庄重幽暗的办公室。“我们像两个来修抽水马桶的管子工，”他们通过一道又一道栅栏的时候，迪耶戈思忖，“至少他应该甩掉那只该死的布袋！”又是一批秘书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盘问后，才让他们进去。他们终于站在大卫·费洛斯面前。

“十分钟，”费洛斯说，“那还全然是因为哈森多夫这个王八羔子一再坚持的缘故。”

“王八羔子”正站在那里，神情有些紧张。

“事情极其简单，”雷伯说，“我们生活在、而且还将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充发展的时期。一切迹象都指出这一点，看起来这种局面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其中获得好处最多的莫过于银行。你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银行的总裁……请原谅，你是银行董事会的一员。凭这一点，你是鸿运亨通的。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你们的各个部门目前分散在八栋大小不等的楼里，有的还相当远。你在考虑一个合并的办法……”

“你是在哪儿产生这样一个念头的？”

“卖三明治和苏打水给你的低级职员的时候，”迪耶戈在一旁喃喃自语，而且差点儿忍不住纵声大笑。他简直欣喜欲狂。他刚刚开始明白雷伯的这一策略，并感到极大的兴趣和快乐。

“你在考虑一个合并的办法。在你们的董事会里，你是这一步棋最积极的支持者，”雷伯语调和婉地说，“你正计划在曼哈顿岛南区与岛北区交界的中间地带实行合并。别的银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在重要性上跟你们不能相比。谁也不想首先走这一步棋，孤零零地落到离此好几公里的地方去。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离开华尔街去第五街或麦迪逊大街会导致中间地带发生拥挤，造成整个岛南区的房地产价格暴跃，投资锐减，包括你们的在内。你们在这个地区有七栋重要的建筑，价值在三千万美元左右。”

“四千万，”费洛斯面带讥笑插了一句。

“三千五百万，”雷伯不假思索地说。他也露出微笑。

“你这人真逗，”费洛斯说。

“等到你对我有较深的了解时再说。你只有一种选择，把你们各个部门集中在一栋大楼里。”

“这大楼在哪儿？”

“哪儿也没有。它还不存在。但是你将把它建造起来。大约花一亿美元。”

“这样的价格为什么只建一栋？”费洛斯笑着问道。

“为什么不造它十二栋？我将在哪儿建造这些大楼？”

“你从左边第二个窗户望出去。在街的另一边。前往下看。”

费洛斯几乎站起身来。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我当然知道这块空地。我的一名助手已打算到那里去看看。”

“告诉他不必费神了。

“已经卖了？”

“是的。”

“卖给你了？”

“是的。卖给我了，”雷伯说。“我要把它以八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你。就在今天。正是今天。”

这一回费洛斯可坐不住了。他绕着写字台转了一圈，不过没有走到看得见空地的那扇窗户前，尽管他的神情象是要走过去瞧瞧。

“我知道，”雷伯说，“你要对我说，你担心别的银行最终都将离开华尔街，单单把你们留在这一带。这将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但是他们不会离开。”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几乎同样重要。他们中大都也有和你们一样的问题：没有地方。”

“你为他们也都买下了地皮？”

“那没有必要。你们的银行是东海岸最重要的一家。别的银行需要的空间大大少于你们。假定我把我们所在的这栋大楼卖给别家银行……”

“别的哪一家银行？”

“一家大银行，其财力足以购买你们所要卖掉的。在华尔街范围内已有这么一家。他们买了这栋大楼，就将留在这一带。”

费洛斯走过去重新坐下。

“以后你还有什么东西卖给谁？”

“你还有什么想卖掉？”

“一切。”

“你们的七栋大楼？”

“如果我们买下你的地皮，盖起一栋——比方说盖起一栋六十层的大楼，那么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抱住那些旧大楼不放。即使一家银行有时候也不反对拥有一些现钱。”

双方有片刻都不作声。

雷伯的眼睛迷迷蒙蒙，仿佛罩上一层灰色的烟雾。

“那我表示同意，”他说。“我就把你们的七栋大楼全卖出去。当然是卖给银行。或者某一类金融机构。”

又是默不作声。

然后费洛斯说：“我得跟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商量一下。我不能自作主张采取这一决定。”

“不，你可以决定，”雷伯说。“亨特曼哈顿银行董事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代表银行做五千万美元以下的交易。我那块地皮今天的价格是八百万。明天会涨到九百万，星期一是一千万。而一栋六十层的大楼将花掉你们一亿二千万左右……我有一个建议，再过两小时三十四分钟，我还会到这儿来。我将向你们递交你认识他本人的一位银行家的信。在这封信里，他将同意买下你们的大楼，条件当然是你必须购买我的地皮并在上面盖一栋新大楼。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否愿意买我的地皮？”

“我全明白了，”迪耶戈说，“你要把两小时以前出四百七十万买下来的一块地皮以八百万美元的代价卖给这个家伙。其实，你也没有出四百七十万，而只是付了二十三万五千美元定金——这笔钱是一家银行给你的贷款。你的利润是三百三十万。除去银行贷款和各项开支，粗略说来也有三百万。此外，你还可以得到出售松树街那栋大楼的一笔佣金。而你没有掏一分钱腰包。让我表示一下我的喜悦和惊讶吧！”

“你什么也没有弄懂。”

下一个约会地点在百老汇，走过去大约十分钟。这是那天的第四个约会，跟其他几个一样（纽瓦克银行的约会除外），也是由哈森多夫牵的线，时间安排在两点三十分。纽约工商银行董事长哈维·巴尔身材魁伟，肤色微红，态度耐心。他让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一次也不打岔，并且象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他没有理解错似的，一直到雷伯的话告一段落时说：“第一，你向我保证亨特曼哈顿银行不会离开华尔街；第二，你说该行要迁到目前所在地点的对面它将兴建的一栋大楼里去；第三，为此目的该行要向你买一块地皮；第四，对我们有利的做法是买下或保证买下松树街的亨特大楼，一俟该行从那里迁走我们就搬进去；第五，新大楼落成大约需要六年时间；第六，我们应当放弃曾经考虑过的迁往曼哈顿中间地带的设想，理由有两层——我们不用象白痴似地孤零零挂在那里，而且我们一走，本来会使华尔街一带的房地产，特别是我们的房地产跌价；第七，宣布我们留下的决定，相反将导致这些房地产的价格上涨；第八，你有七栋大楼可出售、交换和再交换，按这样的方式其他六七家银行或金融机构肯定会仿效亨特和我们带头迁移的榜样；第九，也是最后的一点，我必须给你一封信，信中我以我的银行的名义保证，一俟亨特大楼腾出来，即在六七年内，我就把它买下，不过条件是我们要得到亨特曼哈顿的保证——该行不得悄俏迁往曼哈顿中间地带，该行将购买你的地皮并在上面建造价值至少一亿美元的新大楼，而该行的各个部门及其总部将集中在那里。”

“总之，是这样，”雷伯说。

迪耶戈拼命忍住自己格格地笑出声的强烈冲动——这已经是一天里的第二次。

“来一支雪茄？”巴尔建议。

“我不吸烟，谢谢。”

“那么，来一杯威士忌？”

“谢谢，不了。”

巴尔摇摇头。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有一些对你来说不大妙的消息。我们所在的百老汇这栋大楼，并不是我们银行的财产。我们还有不到三年的租借权。租约将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到期。我们试过种种办法希望延长租借期。但没有成功。房东断然拒绝延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等待六年、七年或八年之后亨特曼哈顿乔迁了再搬。我们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撤走。你认为新的亨特大楼到那时能落成吗？”

“不。”

“你认为我们会愚蠢到这样的程度：先搬一次家，过三四年再搬一次？”

“这不是十分明智的做法。”

“我不说你也明白。你的计划行不通，基姆罗德。”

“敝姓是克立姆罗馅。k，l，i，m。我可以请你看一些东西吗，巴尔先生？”

他向贝尔科维奇打了个手势，贝尔科维奇便把一些文件放在桌上摊开。

“巴尔先生，你的房东姓丘契尔，詹姆斯·安德鲁·丘契尔。昨天我跟他见过面。他同意把这栋楼卖给我。你现在看到的是已经签字的出售承诺书。现在你同意购买松树街的大楼了吧？硬性规定的附带条件是：至多不超过一年，我将向你提交我是你的房东的证明，据此，我同意把你的租约延期，直到你们能迁入亨特曼哈顿的原址时为止。”

第二天，十月十八日，亨特曼哈顿银行由该行未来的大股东和最有实权的行政负责人大卫·费洛斯为代表，就购买松树街该行总部对面那块地皮一事付了地价百分之十的定金，即八十万美元，取得选择权。

当天，雷伯·克立姆罗德就把这笔钱存入纽瓦克银行——正是这家银行同意给了他三万美元贷款购买卡车和摩托车，二十三万五千美元的第二笔贷款也是该行给他的。

靠了边笔存款，再仗着亨特曼哈顿已付定金这一点的力量，克立姆罗德可以得到同一家纽瓦克银行提供的四百五十万美元短期贷款，最终把地皮买下来。

随后他便能把地皮卖给大卫·费洛斯（十月二十六日交割），从而全部偿还纽瓦克银行的贷款。

克立姆罗德从这一宗买卖获得的纯利为二百九十二万美元。对王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阿根廷人宣称，这笔钱是王在四十八小时内赚来的，这话过头了，应该说在九天之内。

不过，真正的好戏还没有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