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血》自序

包括刚刚脱稿的《游泳池》等三个短篇，这本集子的创作时间横亘八年之久，是我多年来对短篇的迷恋和努力的心血结晶，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将特别珍视这本集子。

编辑顺序与创作时间恰恰相反，第一辑中的一个小中篇和八个短篇是一年来的近作，第二辑收的作品大约都写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0年这段时间，第三辑则是从一九八八年前的作品堆里挑选出来的。

《桑园留念》写于一九八四年十月，那时候刚从学校中业来到南京工作，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台的文学朋友，写这个短篇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扭转他们对我以前习作的不良印象。我把《桑》的原稿从一个朋友家的门缝里塞进去，我成功了，看过《桑》的朋友们都表示了对它的喜欢，自此我对创作信心陡增，但是《桑园留念》是在全国各家杂志辗转三年后才在《北京文学》上正式发表的。

我之所以经常谈及《桑园留念》，并非因为它令人满意，只是由于它在我的创作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重读这篇旧作似有美好的怀旧之感，想起在单身宿舍里挑灯夜战，激情澎湃，蚊虫叮咬，饥肠辘辘。更重要的是我后来的短篇创作的脉络从中初见端倪，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从《桑园留念》开始，我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如此创作使我律律有味并且心满意足。

我从小生长在类似“香椿树街”的一条街道上，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在这本集于中我试图记录了这种轨迹。

《少年血》中还出现了香椿树街的另一类故事，比如《木壳收音机》和《一个礼拜天的早晨》，还有几篇以乡村少年为人物的短篇，《狂奔》、《稻草人》等等，或许可以视其为一棵树上的几根技校？或许这些技极比树干更加动人一些？或许这些校极是我今后的短篇创作的新的意向？

我不能确定以后是否会继续沉溺在《少年血》的故事中，也无能判断《少年血》的真正的价值，但这本书无疑特是我的自珍自爱之作。

对于创作者来说，自珍自爱尤其重要。

二《世界两测》自序

我给这本书定下的书名有点抽象，但也可以顾名思义，它触及了这个世界的两侧。

一侧是城市，一侧是乡村，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片面和简单的排列方法。

先说说有关乡村的部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作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洁”县东施效颦。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怀乡”和“还乡”情绪的流露。枫杨树乡村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但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缀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正如于些评论所说，创作这些是我的一次精神的“还乡”。

《一三九四年的逃亡》是我生平第一个中篇，写于一九八六年秋冬之际。现在读来有诸多不满之处，但它对于我也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现在说说世界的另一例，这些有关城市生活的。《烧伤》等三个短篇是九二年的新作，《平静如水》等四个中篇写于八七或八八年。这是一些关于青春期、孤独、迷悯、爱情、失落、寻找的半流行。之所以自调为“半流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有着上述流行面通俗的故事线索和内核，也正是这些作品为我获取了最初的较广泛的读者。

我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影子飘荡在这些城市青年中，亦真亦幻，透过它我作了一些个人生活的记录，有关青春和梦想，有关迷悯和寻找，有关我自己、我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过的陌生青年。

我把这两类作品收进《世界两侧》中，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

人们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

三《婚姻即景》自序

这本书收有我的那些中篇“代表作”，“代表作”当然是指被舆论和广泛的读者所关注的作品，换句话说它们是我中末受冷落的一批。

先说说《妻妻成群》，如今因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广为人知。这个结果我未曾预料到。当初写《妻》的原始动机是为了寻找变化，写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中国味道的，以此考验一下自己的创作能量和功力。我选择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题材，一个封建家庭里的姨太太们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的成功也许得益于从《红楼梦》、《金瓶梅》到《家》、《春》、《秋》的文学营养。而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我没见过妻妄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梅珊或者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

自《妻妄成群》之后又写了《红粉》、《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这四个中篇曾经作为有关妇女生活的系列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我曾以为此类作品难以为继，没想到今年又写了一个《园艺》，虽与前述作品的意义不相同，但阴柔的基调似乎是相仿的，联想起从前发表的“创作谈”一类文字立志要跳出风格的陷阱，不由有点感慨，以我的写作惯性来看，跳出“陷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以后断不敢轻言“跳”与“变”了。

《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写的是男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名叫杨泊的男人，它们是我对自身创作的一次反拨，我试图关注现实，描摹一个男人在婚姻中的处境，理想主义一点点消逝换之以灰暗而平庸的现实生活，男人困窘而孤独的一面令人回味。我试图表现世俗的泥沼如何陷住了杨泊们的脚、身体甚至头脑，男人或女人的恐惧和挣扎构成了大部分婚姻风景，我设想当杨泊们满身泥浆爬出来时，他们疲惫的心灵已经陷入可怕的虚无之中。这或许是令人恐惧的，或许就是令人恐惧的一种现实。

多年来我苦心经营并努力完善着我的文学梦想，有机会将我的绝大部分中短篇作品一起出版，是我近年来最快乐的一件事，为此我要谢谢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有关的朋友们。

四《末代爱情》自序

九三年遥远的被黑依然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经常从电视上看见一些年轻英俊的斯拉夫人种的士兵在硝烟中穿行的镜头（或是断了一条腿躺在担架上），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见无数男欢女爱纠缠不清没完没了的连续剧，每剧必有一首凄抢动情的主题歌，每天夜里准时刺痛你的耳膜。

那恰恰是世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真实而平静的血，一个是虚幻的赚人眼泪的戏。我们只能生活在其中，玩味他人或者被他人玩味，去打仗或者制造打仗的武器，去演戏或者欣赏别人演戏。我们只能这样，不管是九三年，还是九二年或九四年。

九三年像所有的年份一样，对于我也是有苦有乐。九三年南京的夏天并不很热，相信冬天也不应太冷，正如我蜗居在阁楼上写出的作品，不是很精彩，但也不会让我很失望。

写作者为自己作品的好坏担惊受怕，中身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但我不想避讳这种忐忑的心情。好在那篇作品完了，我又可以寄希望于下一部了。

与我同住南京的作家叶兆言说，作家就他ma的得随遇而安（注：原文如此），随遇而乐，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情——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这样。九三年冬天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舅舅中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到底要写到什么时候？另一个声音却说，写你的吧，别东张西望，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除了写作你还能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嗯？

五《后宫》自序

这里有两座宫廷，两种历史。

《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了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

《武则天》在我自己看来是个中规中矩的历史，尽管我绞尽脑汁让这篇具有现代的功能，但它最终还是人们所熟悉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事，不出人们之想象，不出史料典籍半步，我没有虚构一个则天大圣皇帝的欲望，因此这部这个著名的女人也只能落人窠臼之中。

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

其实也不尽然，始且不论，人与历史的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

六《米》自序

《米》写于一九九0年与九一年冬春两季，那是我的第一次长篇的创作实践，刚动笔写第一章时我年轻气盛，写到中途时面黄肌瘦，春天终于完稿时我几乎是老态龙钟了。我这么回忆《米》的创作过程并非轻薄之言，只是它第一次让我深刻感受了创作的艰辛和磨难。

《米》发表以后我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那些对其赞誉有加的朋友。而当初那些尖锐的由表及里的批评在我记忆中也并无恶意，它帮助我反省我的作品内部甚至心灵深处的问题。这部使我心怀歉疚，歉疚来自于自我审视后的结论：我自己觉得中的某些细节段落尤其是性描写有哗众取宠之心。

无论你灵魂的重量如何压住的天平，灵魂应该是纯洁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米》给我的戒条。

《城北地带》是我的长篇新作，在我寥寥几部长篇中，它是尤为特殊的一部，因为中的人物都是我真实生活中童年记忆中闪闪烁烁的那一群，我中的香椿树街在这里是最长最嘻杂的一段，而借语言温习童年生活对于我一直是美好的经验，我之所以执着于这些街道故事的经营，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炊烟下面总有人类，香椿树街上飘散着人类的气息。

作为我的文集的第六种，这本书恰巧收进了我的长篇处女作和最新作品，恰巧可以让我和我的读者们一起回顾一下：从彼地到此时，这个人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在说些什么？

七《蝴蝶与棋》自序

短篇的创作花费了我近年来最主要的精力，现在能以如此快捷的速度将这些短篇推向读者，高兴之余亦颇为惶恐。

我不知道读者是否会理解并赞赏这些处于风格变化中的作品。事实上我自己也不能确定这种变化的价值。许多作家对于艺术的见解是一厢情愿的，而一厢情愿的创作通常导致两种结果，或者在困境中获取真正独特的艺术生命，或者看着黑暗渐渐吞噬你手中的最后一根蜡烛。

写作者终其一生都在设法建造他想象中的文学建筑，它的空间至少得由几面墙围成，而这几面墙的建设恰恰是需要你呕心沥血的。在塞林格最优秀的短篇《献给艾斯美的故事》中，一个小男孩让军人猜了一个谜语：一面墙对另一面墙说了什么？这个谜语的谜底是：墙角见。我常常想起这个谜语和谜底，我想一面墙迟早该和另一面墙见面的，许多创作者因此精心规划着那些墙角，企望这面墙与那面墙的完美的会合。

但是一切都悬而未决，这便是我或我们大家的惶恐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