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属于“作家”这个特殊类别。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假如这不是矫情的说接，一定是心虚的表现。肯定是心虚。我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这样的，他们应该是具备非凡的心胸和头脑、博大的文化和修养的人、而我不具备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个拘谨、怯懦、无能的人，沉迷于一些世俗而浅薄的乐趣中，譬如麻将、流行小报杂志、到处觅取时髦衣物等等。有时候我痛恨自身顽固的庸俗习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些“庸俗”，我对所有深奥的需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惧，除却创作。

除却创作，我想说我只对这个东西迷恋之至，而且多年来一往情深。这与那些虞诚的集邮迷、足球迷和xx收藏家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培养的，这是上爸对我的一种怜悯，让我这个笨人具备一点“过人”之处？

有些事情应该从头说起，我正好借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三十岁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下面的纪事年表式的东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没兴趣的读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我父母的家里。我父亲是个机关职员，母亲是工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谓的小年夜，已经临近春节了。我母亲准备去加夜班，加班有双份工资，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对于我们桔据的家庭经济是很可观的，但我恰恰这时候出生了。

当然这些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五车

这一年本来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亲没要那个腹中婴儿，母亲说，养不起，即使是你差点也不想要

一九六六——九六八年

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有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我有个印象，母亲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外婆房间里去睡。

我家临街的墙上刷写着打倒xxx、xxx的标语，墨迹非常牢固，几年未褪，又过了几年，被打倒的xxx和xx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领导。

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我回家偶尔还看见她，脑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学，在一所旧教堂改建的小学校里。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别排座位，我左边是个漂亮的穿红裙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个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怀，可见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向往着“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说这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浇借来的，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是最早的文学启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罗列的一张人物表，人物有党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或反动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0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一九八0年——九八四年

八0年考上北京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中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待，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篇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样地荒唐。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地思念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八四年我中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立异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到，而且经常级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阴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们已经开始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了。

这一年我写了短篇《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我离开学校是狠灰溜溜的，学校的领导在我欲调未调时期，总是用很关怀的口气问我，小童，什么时候调啊？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好人，尽管小节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讨人喜欢。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身通过了。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记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扰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自此上帝开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这年《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杂志从此成为我最理想的投稿阵地，后来他们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载我的作品，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我的结婚照，一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发表了无数作品，其中许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开始有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气看那些评论，然后对朋友说，我不看评论家的东西，他评他的，我写我的。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从头细说。我只记得我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化太大了。

我女儿天米是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过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但我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牲？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八九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带了四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人了一种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我母亲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了好运的《妻妻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一九九0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蜒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

七月母亲去世，她才五十六岁。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

这段时间近在咫尺；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栋破旧的阁楼上过我的日子，窗外汽车喇叭声不断，窗内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间，白天读书、会友、搓麻将，夜里写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门，做了江苏作协的专业作家，不必天天去上班了。我喜欢这种平淡随便的生活。

假如有更好的生活在召唤，我就等着，假如没有更好的，这样也不错，我就这样生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