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初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茫然不知所终，不料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其时，家中老大已从汽车配件厂定点技校分去嘉定的工厂上班，其余三个都面临分配。老二和老三阿明各是高三与初三，阿援初二，分配的政策，是工农远近搭配。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年长的总是让年幼的，所以，老二“农”，老三“工”，阿援呢，是女孩子，总归好办，大不了养她，娘家养了婆家养。母亲在阿明学校家长会上表示，上面的和下面的都可以务农，总之，阿明要留上海。多子女的家庭，爱就是这么公然的偏倚，而各人自领地位，亦觉自然而然。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阿明的那一场未遂的反抗，早已被大革命的风暴冲刷得不留痕迹，母亲的时代偏激症则演化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所有的教条都脱胎现实，她就是要把这窝儿女安顿好，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她又是学统计的，懂得事物里的量和量的分配。于是，老二等着去农场，不知是崇明，黄山，还是苏北大丰，倒是老三先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泥瓦匠。父母很高兴，亲戚邻里都发了糖。接着，老二的喜报也敲锣打鼓送上门来，去的是安徽黄山茶林场。也是命运捉弄人，阿明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开往安徽皖南，比老二的黄山还更向北。这样，刚送走老二，又要送老三。虽然终是属上海的单位，尚可引以安慰，但目下却要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就像那年阿明“出走”的时候，母亲又病倒了，这样烈性子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强政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而且学会了逃避。他回家来说一句：有什么要做的吗？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到弄堂里下棋或是闲话。阿明的行李是由阿援收拾的，用配给证买蚊帐、旅行箱、毛毯，拆洗被褥，赶织了厚毛线衣裤，在火油箱里装了饼干糖果卷面，炒了五斤炒麦粉，碾了芝麻核桃拌上，又到弄口水果店问人要了草绳作打包用。

托送行李的前夜，兄妹俩将几件行李捆扎停当，出去到后门口，练习骑黄鱼车。黄鱼车也是向弄口水果店里借来的，为明日送行李用。阿明仗着会骑自行车先骑上去，不料三轮和两轮完全不同，都走不成直线。倒是阿援事先没骑过什么车的，蹬上就会，一溜烟地骑走。阿明跟着追了几步，拉住车架，一跃身坐上了。阿援放缓了速度，在陆家浜路上悠然骑着。从背后看阿援卖力蹬车的样子，小时候的活泼劲又回来了。阿明自己也好像回到了幼年时光，在交通公园里，母亲租一架小三轮车让兄妹俩骑，阿明和阿援轮流做车夫和乘客。现在，他们都大了，而且变样了。马路上很安静，路灯寂寂地照着，阿援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声音清脆。阿明心里有些伤感，却是令他觉得高兴的。看着他们的影子一会儿从树荫里出来，一会儿又没人树荫，好像在画境里行走。

阿援骑了一段，又换给阿明骑，歪歪扭扭骑了回来，将黄鱼车在后门口停好，锁在一根落水管上，这才放心进门。却见母亲站在房门口，两人都一惊。母亲放阿援过去了，让阿明到她房间去。父亲已睡在床上，半卧在被窝里。母亲躺了多日，这时却起来，身上还带着一股被窝的捂熟气，暖和且不洁。母亲头发蓬乱，脸睡得浮肿，在灯光下叫阿明害怕。母亲说：我晓得你心里很开心。阿明的心思有些被说中，惶悚着。母亲接着说：你早就想走，早几年，就吵着要去住读，好，现在逞你的愿了！阿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低下了头，像是不屈服，又像是承认，母亲更加恼怒：你恨这个家，你看不起你父亲，我，还有你的兄弟——阿明抬起头，想说不是，可母亲根本不容他说话：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养你那么大，落得个遭你恨，来不及地要走出去，和我们断亲缘！母亲哭起来，阿明又急又怕，想要辩解，又想要安抚母亲，他求助地看看父亲，父亲却好像睡着了，停了一下，结果是返身走了出来。

余下的两天，阿明基本不在家里呆，忙着和同学告别，收进一堆笔记本，上面写着各式赠言。最后的那个下午，他还到工程队里去看了看，结果被留下讨论宣传事项，还在新出的壁报上画了幅题图，在食堂吃了饭，晚上九点才回家。父亲母亲都已经睡了，阿援责怪地看他一眼，没说什么，也睡觉去了。看起来，他真的很像母亲说的，他看不起全家人，而全家人心生怨艾。第二天早起，阿明到公司集合，乘大客车往火车站。进站才看见，全家人，除了远在黄山的二哥，都立在站台上。此时，阿明不由眼里一热。身在人海人山之中，还是眼前这一小丛人是与自己亲的，亲到都没有愿望去了解彼此。母亲倒十分平静，对阿明即将开始的旅行流露出兴趣，问路经什么地方，几时可抵达安徽，很天真地告诉说，火车上会供应盖浇饭。车开动时，阿明看着越来越远的亲人，终于消失，然后，水泥的月台也截止了。火车开过一片盘桓交互的铁轨，终于进入旷野。阿明忽然想到母亲在他记忆中，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乘过长途火车，那一晚失态痛哭的样子义出现眼前。阿明当然不会懂得这痛哭中的种种失意，只是心生怜惜，不止是对母亲，还是对他从小生活周围，各样的人与事。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去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卜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辨识的树种，低矮地伏在地面，杂芜得很；但兀然间，会有一株或是二株也是不辨识的树独自立起，树冠不大，树身细高，有些像火炬；当汽车上下左右盘旋，它便在视野里进来出去，留连久久，看起来，寂寥得很。下一封信里，已得知树名，那低矮的是野茶树，单独兀立的，则为柏树；可是又出来一种无名的花，细茎，长蕊，紫色，间在野茶树里，不仔细几乎看不出来；还有水塘里的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从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亦是无名，只听得一片繁闹的啁啾，也是要细听，就听得出高低曲直，其实各有担当。然后，松鼠，野兔，獾，也出场了，又有一只果子狸，被他们围追堵截，一直逼进粪坑，再从粪坑中捞起，剥皮烹煮，一顿饕餮。第五封信开始从自然风光走人人文，介绍离他们最近的镇市名叫梅街，并无一树梅，不知此名源于何时何物；与这风流的名字不相符合的，是这镇市的古朴，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木梁和木柱结构成框架，简约疏朗，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街道石板砌地，因气候潮润，石缝问嵌有青苔，而一旦日朗风清，那青便归于黑黛，是横铺的水墨。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他十分惊讶阿明的表达，何其畅快淋漓。去了皖南，阿明似乎焕然一新。此时回想，阿明其实一直是抑郁的，只是温和的天性，才不使这抑郁变得尖锐，就像南昌，不仅伤人，更要伤已。而他，陈卓然，似乎刚来临这抑郁期，就是在进人工厂的日子里。阴沉的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床，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强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阿明的世界却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他其实不是对思想有热情，而是对诗有热情，阿明也是，他们都是诗人。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皖南，发扬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人的信只是报平安，叙寒暖，问健康，或者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而对了陈卓然，他就起了抒发的愿望。和陈卓然一样，他多少也是自己向自己抒发。可同样的，倘没了陈卓然，他就只好抑制住这愿望。现在，他可是相当放纵，相当任性，要对自己，他可不好意思。陈卓然就像另一个自己。好比阿明对陈卓然，是另一个陈卓然。陈卓然的信，对阿明是有些深刻了，他多半看不懂。他们的交往向来如此，阿明并不很懂得陈卓然，他更多地是欣赏这个人，欣赏他清明轩昂的长相，欣赏他流利的说话以及新鲜的言辞，欣赏他不为自己懂得的思想，继而感激他对自己倾心诉说。事实上二呢，陈卓然虽然深刻，却也未必真正懂得阿明。他们各领一爿天地。有几次，南昌不禁是纳闷地问陈卓然，为什么对阿明如此器重，陈卓然没有立刻作出回答，因他自己也有些纳闷。这一对朋友就是在懂与不懂之间，爱人与爱己之间，诉说与自语之间，结交和交往。

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由领导安排，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许多回忆来到眼前：停电的礼堂里，四下里点起烛光，他立在架起来的课桌上，滔滔不绝地背诵，对立派都凝神聆听——“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那场面真是华丽，革命真是华丽，简直不像真实，而是像，像艺术，像诗。现在，他从诗里走出来，走向了现实，现实是灰暗的，也是强悍的。

他找出当年——说是当年，不过是一二年前的时光，找出当年他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其中有马克思写作此篇文章的背景，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往前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再有关于文章的结构，两篇序言和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概论，第二至第六章逐年分析法国1848年到1851年的阶级斗争，七章是结论；还有巾心思想，马克思以法国革命的经验阐明两个原理：一足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构，即国家机器，二是必须建立巩固工农联盟……他替阿明抄录这些，心里怀疑阿明懂不懂，这对阿明以及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他想的也对也不对，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不约而同，他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喜欢那一节，保皇党以共和党人身份出现，缠着三色巾，向民众发表演说，于是，“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他还喜欢那一节，波拿巴这痞子将人民的悲剧当作化妆舞会，“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他顶喜欢开头与结尾，开头是黑格尔关于历史事件人物出现两次的说法，马克思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结尾的一句为“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阿明所醉心的全是一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场面与场面之间无甚相干，呈孤立状态，所以，并非马克思的本义。阿明还是没懂，不懂就不懂吧！即便是如陈卓然那样，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了些教条。陈卓然感慨地想，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方才摆脱出来的教条，阿明却生来与它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作了以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