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后，在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国统区，不但新文学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通俗也获得了独具特色的长足进步。其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传统通俗不断向新文学靠拢，二是横空诞生了与世界通俗接轨的现代化通俗：后期浪漫派。它们共同为国统区的普通市民读者创造了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为国统区的都市文学增添了奇丽的色彩。

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

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在抗战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时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战爆发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空前统一的文化局面，使现代通俗的进一步变革由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性。

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张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抛弃了北平舒适安逸的物质条件，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过着相当艰辛窘迫的生活。作为国统区章回的惟一重镇，张恨水不负众望，抗战以后写出了二十余部长篇，成为大后方销行最广、销路最大的文艺作品。

张恨水在抗战期间，对通俗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他通过下乡调查，发现“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些人越摔在后面”。因此他反对脱离大众的象牙塔里的“高调”，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张恨水一方面坚持“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期，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

张恨水的通俗理论，第一强调“服务对象”，他指出“新派，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第二他强调“现代”，他指出浩如烟海的旧章回“不是现代的反映”，因此他力图在新派和旧章回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

张恨水的改良取渐进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张恨水仍喜欢“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因为这样便利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的组织，这表现了张恨水“恋旧”的一面。同时，他又注意增加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注意描写细节等西洋技法，这表现了张恨水“求新”的一面。

张恨水关于通俗的理论思考，既有与新文学阵营不谋而合之处，也有他自己的独见之处。而新文学阵营更看重的是张恨水的“气节”和“立场”。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五十寿辰，重庆文化界联合发起祝寿。数十篇文章盛赞张恨水，主要强调的是他“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立场和“最重气节，最重正义感”的人格，这对张恨水的通俗改良产生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张恨水从创作之初，就有一条对通俗的“雅化”思路。他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为雅化方向，精心编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现代人对此已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性格和景物的刻画，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的第一流作家。但在抗战之前，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宗旨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所以不论他写作“国难”还是改造武侠，一方面在通俗界显得过于时髦，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是换汤不换药，依然属于“封建毒素”。直到抗战时期，张恨水通俗的雅化才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创作宗旨上，张恨水把写作从谋生的职业变成了奋斗的事业。他宣称要“承接先人的遗产”，“接受西洋文明”，“以产出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他吸取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和方法，接受新文学的批评和鞭策。这使得他抗战期间的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

张恨水抗战以后的中长篇共有二十多部。按题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巷战之夜》、《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抗战，第二类是《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讽刺，第三类是《水浒新传》、《秦淮世家》、《丹凤街》等历史、言情。他的抗战追求“写真实”，多以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为主要描写和歌颂对象，因此引起当局注意，经常连载到中途就被“腰斩”。这类由于仓促求成，往往因为拘泥于生活真实而忽略了艺术真实，平铺直叙，又急于说教，故而艺术性平平。其中《巷战之夜》写日寇狂轰滥炸，《大江东去》写日寇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很有控诉力量。《虎贲万岁》写常德会战中，国军某师在日军四面包围下苦战不屈，全师8000余人只有83人生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因为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发表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相比之下，他的讽刺取得了较大成功，并且得到了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和张恨水早年的新闻化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刺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所达不到的境界。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揭露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社会腐败，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这与新文学中巴金的《寒夜》，沙汀的“三记”等作品一道，共同构成了一部文学中的国难史。

《八十一梦》连载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庆《新民报》，1943年由新民报社出版。借鉴了《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及晚清谴责的笔法，用14段荒唐的梦来抨击大后方的腐败荒淫和空谈误国等恶劣现象。其中的《天堂之游》写警察督办猪八戒勾结奸商，走私偷税。西门庆开办了120家公司，做了10家大银行的董事和行长，他的太太潘金莲身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时装，驾车乱闯，还打警察的耳光。而孔夫子却绝粮断炊，不得不向伯夷、叔齐借点薇菜糊口。《在钟馗帐下》里有个“浑谈国”，只知空谈，不做实事，国破族灭之时，还在成立“临渴掘井讨论委员会”。张恨水在《尾声》中说：“我是现代人，我做的是现代人所能做的梦。”这部书的悲愤和大胆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也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重视。周恩来认为这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的好办法，而国民党方面则对张恨水发出了威胁，迫使张恨水匆匆结束全书。史家认为，“这是继张天翼《鬼土日记》、老舍《猫城记》、王任叔《证章》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表明作家已同一批优秀的新文学家一道，对民族命运、社会阴影进行慧眼独具的省察和沉思。”

《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连载于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描写了两类牛马，一类是奉公守法，甘赴国难的牛马，一类是被金钱驱使，寡廉鲜耻的牛马。两相对比，反映出大后方严峻的生存现实。书中有句名言：“当今社会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称得上是“魍魉世界”。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离开重庆，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写于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专员”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到处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车子、条子”，变“接收”为“劫收”的丑恶内幕。至此，张恨水的政治立场已经十分鲜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报》因常有“反动言论”而一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

张恨水此一时期的历史、言情类，也自觉突出了时代性和政治性。《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丹凤街》等赞颂民众的“有血气，重信义”。总体看来，张恨水的雅化过程是逐渐由消遣文学走向了“听将令文学”，在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学，而在具体的艺术技巧上，则不如抗战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梦》的结构颇有独到之处，《魍魉世界》的心理刻画也比较自觉。但他的叙述语言不如以前流畅精美，生动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张恨水的通俗改良之路，其取舍得失，在现代文学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后期浪漫派：现代化的通俗

在国统区新旧两种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间的新的类型。其中以徐訏和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现代化的通俗。

徐訏（19081980），本名伯訏，笔名还有徐于、东方既白、任子楚、迫迂等，浙江慈溪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心理学系修业两年。30年代中期，在上海与林语堂等人编辑《论语》、《人间世》、《天地人》等刊物。1936年前往巴黎大学研究哲学，1938年返回上海孤岛。1942年到重庆，任职于中央银行和中央大学，1944年任《扫荡报》驻美国特派员。50年代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写作任教，在海外被誉为“文坛鬼才”和“全才作家”。

徐訏在大学期间就尝试多方面的创作，早期作品关注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表现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30年代中期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转而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加上法国艺术的熏陶，使他创作出了《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恋》、《禁果》等充满浪漫气息的“别样格调”的。

《阿拉伯海的女神》写“我”在阿拉伯海的船上与一位阿拉伯女巫谈论人生经历和阿拉伯海女神的奇遇，而后与女巫的女儿发生恋爱。但伊斯兰教不允许与异教徒婚恋，于是一对恋人双双跃入大海。结果最后是“哪儿有巫女？哪儿有海神？哪儿有少女？”原来“我一个人在地中海里做梦”。的几个层次都弥漫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既有奇异的故事，又有哲理的气息。

《鬼恋》写“我”在冬夜的上海街头偶遇一位自称为“鬼”的冷艳美女。“我”被她的美丽聪敏博学冷静所深深吸引，但交往一年之久，她始终以人鬼不能恋爱为由，拒绝与“我”恋爱，使“我”陷入万分痛苦。直到“我”发现她确实是人不是鬼后，她才承认：“自然我以前也是人……还爱过一个比你要入世万倍的人。……我们做革命工作，秘密地干……我暗杀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从枪林里逃越，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狱中逃越。……后来我亡命在国外，流浪，读书，……我所爱的人已经被捕死了……但是以后种种，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当“我”劝她一同做个享乐的人时，她离开了“我”。“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去住到她曾住过的房间，“幻想过去，幻想将来，真不知道作了多少梦”。情节扑朔迷离，气氛幽艳诡谲，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抗战以后，徐訏在蛰居上海孤岛期间，创作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中篇，集中体现了他对理想人性的追求，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荒谬的英法海峡》写“我”在英法海峡的渡轮上，感叹资本主义国家把大量金钱用于军备和战争，突然轮船被海盗劫持。在海盗居住的岛上，没有种族、阶级和官民之分，人人平等，首领也要在工厂上班，没有商店和货币，一切按需分配。“我”在岛上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爱情，最后发现又是南柯一梦，不禁叹息：“真是荒谬的英法海峡！”以梦境和现实的对照，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并显露出对梦幻艺术的偏爱和依恋。

《吉布赛的诱惑》写好奇的“我”在马赛听从吉布赛算命女郎罗拉的指点，去观看一场美中之美的时装表演，并对模特潘蕊一见钟情。几经屈辱误会磨难之后，终成眷属，共回中国。但潘蕊与“我”的家人和中国的环境格格不入，日渐寂寞和憔悴，“我”又与潘蕊重返马赛。潘蕊担任广告模特后如鱼得水，容光焕发，而“我”却陷入孤独和妒忌之中。这时，又是吉布赛人乐观朴素的生命哲学启发了他们，他们与一群吉布赛人一道远航南美，以流浪和歌舞享受着大自然的蓝天明月，感受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所谓“吉布赛的诱惑”，就是自由的诱惑，自然人性的疑惑。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写“我”应聘去护理一位精神变态的富商的独女。这位小姐受家庭沉闷的空气所压抑，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无私的爱，常常出入下等舞厅酒馆以求发泄。“我”按照医师的指示，表面上是富商的藏书整理员，暗中接近小姐，取得她的信任。侍女海兰为治愈小姐的病，积极与“我”配合，并与“我”产生了爱情。不料小姐也爱上了“我”，海兰为成全他人，在与“我”一夕欢爱之后服毒自尽。小姐深受震动，病愈后入修道院做了修女，“我”也矢志不婚，到精神病院就职，把灵魂奉献给人群。情节波澜起伏，宗教式的人格升华出一种净化的艺术氛围，在解剖人物心灵方面也颇见功力。

1943年，徐訏在重庆《扫荡报》开始连载40万字的长篇《风萧萧》，立刻风靡一时，“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加上这一年徐訏的作品名列畅销书榜首，故而1943年被称为“徐訏年”。假如有一部“重庆文学史”的话，这一年是值得大书的一年。

《风萧萧》仍然以作者惯用的独身青年“我”为故事的视角和核心。“我”是生活在上海孤岛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在上流交际圈里结识了白苹、梅瀛子、海伦三位各具风采的女性：白苹是姿态高雅又豪爽沉着的舞女，具有一种银色的凄清韵味，好像“海底的星光”；梅瀛子是中美混血的国际交际花，机敏干练，具有一种红色的热情和令人“不敢逼视的特殊魅力”；海伦是天真单纯的少女，酷爱音乐，像洁白的水莲，又像柔和的灯光。“我”与几位女性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诡谲的人物关系和激烈的内心冲突使悬念迭起。而的后半部，忽又别开洞天，原来白苹和梅瀛子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她们几经误会猜疑，弄清了彼此身份，遂化干戈为玉帛，联手与日本间谍斗智斗勇，获取了宝贵的军事机密，白苹为此还献出了生命。“我”和海伦也加入到抗日的情报队伍中，在梅瀛子为白苹复仇后，“我”毅然奔向大后方，去从事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工作。

《风萧萧》将言情与间谍成功地糅合在一起，浪漫，神秘，惊险，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启发读者的思考。抒情而典雅的语言，飞动而奇丽的想象，使这部产生了长久的艺术魅力。

徐訏50年代后著有《彼岸》、《江湖行》等，比前期减少了浪漫气息，“开始了对人生境界的哲学思索与形而上追问，文风也更为凝重深刻了”。他的多种创作对港台和东南亚文学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徐訏由于学养丰富，经历又多，所以能够把各种类型的因素综合运用，既有“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又有“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逶迤于哲理、心理和浪漫情调之间”。可以说，他所创作的已经是一种十分高雅的现代通俗。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后改名卜乃夫，笔名还有卜宁、宁士等。1917年生于南京，抗战前在北京大学旁听及自学，抗战后当过记者和职员，在韩国光复军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隐居写作，1982年去香港，1983年到台湾。

无名氏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的《逝影》、《海边的故事》、《日耳曼的忧郁》等，感情凄切，用语铺陈，表现出文学上潜藏的过人才华。40年代以后，无名氏创作了一系列与韩国抗日斗争有关的，如《骑士的哀怨》、《露西亚之恋》、《荒漠里的人》、《北极风情画》等，充分显示出作者巨大的浪漫情怀和奇绝的艺术想象，其中1943年底创作的《北极风情画》，引起极大轰动，使无名氏声望大振。

《北极风情画》写“我”在美如仙境的华山养病，除夕之夜，忽有一粗豪狞厉的怪客奔上雪峰绝顶，瞭望北方，发出“受伤野兽的悲鸣”般的歌唱。经过“我”的苦苦追寻和激将，怪客在酒后讲述了一段凄惨哀艳的痛史。原来怪客本是一位韩国军官，十年前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上校参谋，随东北义勇军撤退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除夕之夜意外结识了“美艳得惊人”的少女奥蕾利亚。二人相互倾慕于对方的气质和才华，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后又得知奥蕾利亚是波兰军官的遗孤，两个亡国青年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怀中更进一步成为知音情侣。他们度过了一段甜蜜到极顶的爱情生活。但上校突然接到命令，部队要调回中国，在离别前的四天中，他们把每小时当作一年，疯狂而又凄绝地享受和发泄着生命。当上校途经意大利回国时，接到奥蕾利亚母亲的信，告知奥蕾利亚已引刀自杀。信中附有奥蕾利亚的伤惨的遗书，要求上校“在我们相识第十年的除夕，爬一座高山，在午夜同一时候，你必须站在峰顶向极北方瞭望，同时唱那首韩国‘离别曲’”。上校讲完了他的十年痛史后，就不辞而别了。在戏剧化的情节布局中融入了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意识，描绘了奇寒异荒的西伯利亚风光，探究了天地万物的哲理，因此具有一种立体的综合的艺术魅力。

《北极风情画》问世不久，无名氏接着推出号称“续北极风情画”的《塔里的女人》，在读者中再掀波澜。

《塔里的女人》写“我”创作完《北极风情画》后，重返华山排遣郁闷和孤独，发现道士觉空气宇不凡，又发现觉空深夜在林中“如醉如狂地”拉琴。觉空知道“我”对他产生了兴趣，在经过一番对“我”的考察后，将一包手稿交给“我”，手稿中觉空自述的身世就构成了的主体。原来觉空本名叫罗圣提，16年前是南京最著名的提琴大师和医务检验专家，在出席一场晚会演奏时，认识了南京最美丽的女郎黎薇。黎薇身边有无数男子追求，但罗圣提只以一种审美的态度与她保持淡淡的友谊。即使后来黎薇跟罗圣提学琴，二人也只是平淡的师生关系。“不过，在这拘谨与沉默中，我们说不出的觉得接近，默契。”三年之后，黎薇再也忍耐不住对罗圣提深深的爱慕，她把记录自己内心秘密的四册日记交给罗圣提，于是，两人的情感汹涌决堤，他们“好像两片大风暴，大闪电”一样地热烈相爱了。但在天旋地转的狂热之中，罗圣提仍然用理智克制住了情欲冲动。原来罗圣提在家乡已有妻室，他既不忍心抛弃家乡的妻子，又不忍心让黎薇为自己牺牲。于是，三年后，罗圣提把一个“无论就家世，门第，财产，资格，地位，政治前途，相貌风度，这个人都比我强得多”的方某介绍给黎薇。黎薇为了成全罗圣提的道德完善，毅然答应了与方某结婚。然而方某其实是个粗俗跋扈之人，他对黎薇很不好，后来又喜新厌旧，遗弃了黎薇。罗圣提痛苦漂泊了十年，好容易在西康一个山间小学找到了黎薇，而此时的黎薇已经容貌苍老，言行迟滞，连说：“迟了！……迟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罗圣提从此过起粗简的生活，“变卖了一切，来到华山，准备把我残余的生命交给大自然”。罗圣提把手稿给“我”后，就不辞而别。“我”整理好手稿准备出版之时，觉空忽来抢走稿本，并把“我”打倒在地，原来这又是一个长梦，“哪里有什么觉空？我又哪里再到过华山？”最后，“我”希望读者“能真正醒过来！”多层的结构和变幻的视角，增加了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以及对荣辱悲欢的梦幻感。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把对旧式婚姻的反省和人物心灵的拷问结合起来，写出了美和善、福和祸的变化无常。而所谓“塔里的女人”，是说“女人永远在塔里，这塔或许由别人造成，或许由她自己造成，或许由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

无名氏把自己1945年以前的写作称为习作阶段，以后的称为创作阶段。创作阶段的代表作是七卷系列长篇《无名书初稿》，包括40年代的《野兽·野兽·野兽》（初名《印蒂》），《海艳》，《金色的蛇夜》和50年代后的其他几卷。《无名书初稿》结构庞大，具有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情感、生命的宏大气势，但主要精华还在于主人公印蒂的浪漫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印蒂在五四时期走出家庭，曾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四·一二”被捕，出狱后受同志怀疑而愤然脱党。经历了一场狂热又失落的恋爱之后，印蒂又去东北参加义勇军抗日，溃散后回到上海参与黑社会走私，在醉生梦死中企图以堕落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上天入地，激情奔泻，将通俗惊险的故事与现代主义的沉思融为一体，使人得到极为复杂的艺术感受。

徐訏、无名氏的创作，开拓出一种与世界通俗接轨的畅销书。他们的作品中有世俗读者所好奇和渴慕的一切：艳遇，历险，战争，革命，艺术，宗教。它有十分高雅的一面，挖掘人性，追觅哲理，文风清新华丽，技巧全面现代。但它又有俗的一面，即故意过分地制造传奇，以“超俗”的面貌来满足现代读者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生活欠缺的乌托邦心理。40年代的中国，受“五四”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读者群已经形成，现代大众需要一种现代形式的通俗作为精神食粮，后期浪漫派的，就正是此中的精品。他们把中国的都市通俗，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