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华上国堂堂五千年文明史，随便说个四大发明绕口令什么的，就能把洋鬼子吓得一溜托马斯全旋接后空翻转体3600度。其中标语口号，尤其是咱们国粹中的国粹，专门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圣作用。这个奥秘，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老一辈中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多次。胡适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打倒名教》），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朱自清先生也说过：“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论标语与口号》）。我本来很佩服他们的见解，没什么可续貂的了。但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促销吉烟，向全市父老摊派，并且到处刷写着“抽吉烟，爱四平”的标语，我不禁觉得老一辈革命家毕竟没有赶上好时候，我还是能写几句他们写不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过是批评标语口号的知行脱节或者枯燥无味，哪里料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标语口号就像电脑中的瘟98瘟99一样奇妙无穷、日新月异呢？所以我便充满信心地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个口号的题目。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今日忽然明白，原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笔耕生涯。那时我是独生子，经常遭受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人家子女的欺负，于是楼里楼外的墙上，便不时出现了我的大作。比如“打倒小军”，“王小花大王八”，“小杰是汉奸”，这属于宣言类。长大一些，创作水平有了提高，便有“杨长生偷死鸡吃”，“小勇天天尿炕”，“立兵他爸把他妈卖了”，这属于诬陷类。还有“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张霞全家中煤气”，这属于诅咒类。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我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

然而，我身处的时代却似乎始终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一样想离都离不开。我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我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我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他们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我，有时还讨好我，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词典上说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而标语是“用简短的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即标语也是口号。这样看来，标语口号本身无罪，只看人们编造的是什么口号和如何运用这口号。“时日盍丧，予及汝皆亡”，是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好口号；“大楚兴，陈胜王”，是思想性差但艺术性和有效性比较好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是阿q式的潜伏着危机的功利性口号；“劳工神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辟的经典性口号；“建设王道乐土的大东亚新秩序”，是一厢情愿的欺骗性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特定年代激动人心的但不能跨越时代乱用的好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现实针对性强但理论上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实用性口号；至于“抽吉烟，爱四平”，则是强奸民意、厚颜无耻的连文字也不通的拙劣口号，写这口号的人忘记了“困长春，打四平”时代人民子弟兵洒在四平街的滚滚鲜血……

口号由于简短和目的性强，往往产生一些言外之意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我近年来在祖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口号。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在西北，我看到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山东，我看到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我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战争年代，不知道结扎这事有何荣可光，难道说也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扬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说明那里的计生工作很艰难，经常要采取严厉手段，但用“扒房牵牛”来强迫人家流产，一是违法，二是容易给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趁机攻击我人权政策造成口实。

说到法制，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口号。在河北，我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真令人哭笑不得，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是合法的了。高速公路旁闪过一条标语：“不得袭击警车”，我不禁一阵紧张，因为我坐的是“民车”。于是想到许多口号本是人们普遍应该做到的，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他对这个红灯的“画外音”恐怕也不屑一顾。公共厕所里写着：“请您便溺入池”，我不懂一个人既然已经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倒是一所大学的厕所里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我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心向党中央，从未听说有过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xx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需要100天完成的，你50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最近又流行一个公式化的口号，叫做“某某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很多城市和单位都竖起了这样的标语牌。我刚刚去过的世界头号污染城市太原的街头，就立着不少烟熏火燎、污渍斑斑的牌子，上写“太原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宛如是故意讽刺。回到北京，发现我们小区也立起了牌子，上写“育新花园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但我们中国，凡是靠“大家”的事，等于谁也不靠。中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创造这奇迹要靠谁”时，都笑望别人唱道“要靠你，要靠你”，而唱到“美好的未来属于谁”时，则都唱“属于我，属于我”。什么事都靠“大家”，还要政府和公仆干什么？

朱自清说：“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实现性的必然的。”（同上）的确，标语口号的“精神变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主要应该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邓小平理论办事。可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盖一座楼叫“会战”，谈一次话叫“交锋”，连泡了个妞都叫“拿下”，看来我们还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底下。不过，如今另外一种口号也包围上来了，那就是商业口号。比如“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我的款是存在工商行的，看来是“危险又泡汤”了。还有“大大方方补肾，踏踏实实做人”，我们这些不去补肾的家伙，从此都成了不安定因素。以前说“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现在则变成了“做女人‘挺’好”，教唆得女人你追我赶比“波段”，满街望去，都是麻将中的“二筒”……胡适气愤地喊出：“打倒名教”，但他这话本身就是一个口号。还是我老人家高瞻远瞩，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我们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打倒过，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打倒过，被“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过，今天正在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所打倒。因此我趁早趋炎附势，高喊一声“口号万岁”，也算混入了辉煌的口号发明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口号照汗青！

（本文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删节、篡改，并被不止一位杂文家抄袭、剽窃。本人郑重高呼：抓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