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认得我。所以，你若想找我，就努力来找好了，你不会找不到我的。那么，你就来吧！否则你就活该被称为懦夫……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年的缓期，允许你在今后一年零一天之内找到我。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传奇》

第十七章　与魔鬼共餐

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旅，我在1990年10月回到了英国。当时我下了决心：我必须去阿克苏姆，而最佳时机就是1991年1月。如果能在那个月的18日以前到达那里，我便可以去参加主显节仪式了。我希望那期间群众游行时能把约柜抬出来。

我在耶路撒冷采访过的那位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曾怀疑届时是否会使用真的约柜。”我不相信那些基督徒会抬出真约柜来，”他对我说，”他们不会那么做。他们绝不会把它给任何人看。他们会使用一个复制品。”这个警告出自一个曾怀着目睹那件圣物的希望、亲自去过阿克苏姆城的人之口，因此很让我感到心绪不宁。尽管如此，我还是找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按原计划行事，而这就意味着要战胜我自己的恐惧。

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局势一直对政府不利，所以，我如果真的打算去阿克苏姆城，那就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这一点已经勿庸置疑了。我知道，几年来，他们曾允许十几名外国人到他们的控制区内活动，并且没有伤害过那些人。不过，我却非常担心他们会伤害我。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因为在1983年到1989年期间，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有过密切的联系。1982年底，我放弃了自己新闻记者的本行，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为广大的客户（其中包括非洲的一些政府）出版书籍和其他文件。我最早的一笔生意是和埃塞俄比亚旅游委员会达成的。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一章介绍的那样，正是那笔生意使我第一次去了阿克苏姆城，那是在1982年。

那次旅行的成果是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葛瑞姆·汉卡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邓肯·维莱茨合著：《在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下》，1983年伦敦与内罗毕版，1987年、1989年再版——作者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很喜欢这本书，因此他们便委托我去完成另外一些类似的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掌权人物，例如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首脑施麦利斯·马赞加，还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活动家，包括伯哈努·巴伊、卡萨·科比德，此外还有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红色皇帝”，那就是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本人。这个军事强人在70年代中期夺取了国家权力，在全非洲，他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我有一种感觉：当你和人们一起密切工作的时候，你会逐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事情。我在80年代中期就碰到了这种情况。1985年以后，我已经成了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从不赞成那个政府采取的国内高压政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说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还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这些措施里值得二提的是：1984年到1985年期间，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旨在把100多万农民从闹饥荒的提格雷省（当时还在政府控制之下）迁移到该国南部和西部的处女地上去。当时我认为那是”必要的”，因为北方大片地区已经变成了”不适于居住的荒地，并且已经濒于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崩溃边缘”（葛瑞姆·汉卡克：《埃塞俄比亚：饥饿的挑战》，1985年伦敦版，第110页）。然而，plf的政治领袖们却对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视为对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当时正在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罪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忠实调停人”，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响，那就是：我不得不和这两个残酷而工于心计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后果可能会败坏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誉。

有句古老的谚语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与魔鬼共餐的人，应当准备好一把长柄汤勺。1988年和1989年，我心血来潮，充当了短时期的业余外交官，其间我曾经和两个魔鬼共餐一一但不幸的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带长柄汤勺。我是否已经摆脱自己这段有污点的经历了呢？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是充满回响的”是”。我当然已经摆脱了它。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对自己当时的行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不让谄媚和个人野心诱使我与如此卑鄙的家伙们为伍。

然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带着自己错误的后果继续生活了。我这些错误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埃塞俄比亚一索马里的和平进程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双方目前达成了一项协议，各自断绝向对方反政府组织提供的全部财政和军事援助。而这当然影响了plf的利益，因为在数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设有后援办公室。这样一来，我便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提格雷人民事业的敌人，是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朋友，而plf把他视为罪恶的化身。

以上就是1990年11月我第一次去plf伦敦办公室时的背景。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感到有几分心惊胆战。我预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的要求。不过，妄想和负罪感也使我想到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它甚至更令人焦灼：游击队也许同意把我带到阿克苏姆圣城，但等我越过苏丹边境、进入提格雷省之后，他们便会制造一次致命的”意外事故”。我的这种恐惧虽然听起来像戏剧，甚至像无稽之谈，但它对我来说却非常真实。

追寻还是隐瞒？

对我主动去找plf，他们并不算过分吃惊。不错，他们知道我是谁。不错，他们也对我居然提出想去阿克苏姆感到惊讶。不过，他们却没有反对我这个打算。

但有个问题。我飞到喀土穆之前必须获得苏丹政府的签证。同样，穿越喀土穆与提格雷省的数百公里边界线，也需要得到苏丹政府签发的国际旅行批准书。

遗憾的是，在1990年最后几个月，苏丹政府不给英国公民签发任何签证和许可证。当时，海湾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而苏丹政府在冲突中站在伊拉克一方，英国则在冲突中站在美国一方，因此，这就使喀土穆的英国公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难道plf没有办法绕过这个禁令么？他们告诉我说：有，他们有办法。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留给来访的朋友的，是留给那些能积极帮助他们事业的来访者的。我不是他们的朋友，我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能使他们直接受益的东西，所以，我就必须自己去找苏丹当局。如果我获得了苏丹人的许可，如果我自己能到边境上的卡萨拉镇，那么，plf将在那里带我过境，然后同意我去阿克苏姆城。

于是我去了伦敦的苏丹大使馆，结果更增添了我的沮丧和失望。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向苏丹新闻参赞提交签证申请。这位参赞是阿布代尔·瓦哈比·埃尔一阿凡达博士。他是个青年人，穿着一身整洁漂亮的西装。他彬彬有礼地要我立即放弃希望：因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我绝对没有任何机会被获准进入苏丹，更不用说从喀土穆到卡萨拉的跨国旅行了。

”如果plf同意我的计划，事情会好办些么？”我问。

”当然。他们会同意吗？”

”哦……目前还没同意。他们提出了一些前提条件。”

”看，我没说错吧，”阿凡迪博士叹了一口气，这个结果显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你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我问道：”你能把我的签证申请交到喀土穆吗？”

这位新闻参赞轻松地笑了起来，两个手掌向上一摊，分明是在表示衷心的歉意：”我很愿意这么做，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做将不会有什么好处。”

整个门月间，我一直在用电话和阿凡迪博士保持着联系。他那里没有关于我的消息。11月2日我和plf的第一次讨论以后，我在19日又去了plf办公室，这一次是去见他们使团的首脑特沃德·戈布鲁。会见中，我产生了一个感觉：这位聪明的谈判者正在用熟练的技巧刺探我的动机；他想弄清我去阿克苏姆究竟是不是个幌子，我的真实理由是不是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军事野心无关。

当然，我的确知道自己的兴趣就在约柜，别无其他。但我又想到，我的所谓”考察”很容易被plf看作从事间谍活动的伪装。谈话结束的时候，特沃德告诉我，他将和hlf驻喀土穆办公室联系，请他们批准我的签证和旅行许可证。听了这番话，我实在不知道应当感到欢欣鼓舞，还是应当感到惴惴不安。

交易

此后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有从plf和伦敦的苏丹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事情毫无进展，似乎被搁置起来了，因此我开始觉得必须做些什么去加快进展。

我最后想到的主意十分简单。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激烈的宣传战一直在伴随着战争展开。政府指责hlf洗劫并烧毁教堂（但这个指责也许是错误的），这是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决定，如果我能为plf提供一则电视新闻报道，说明在他们管辖的提格雷省有宗教自由，这样或许我就能够获得反政府军的合作了。在那则电视新闻里，plf将有机会驳斥对他们的那些指控。

我并不打算在媒体上公开声明支持plf——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心里仍然残留着一种对那些政府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施麦利斯·马赞加，几年来他一直为我提供帮助；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发现那种大倒退的前景根本不合我的口味。的确，我对埃塞俄比亚政治问题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并且还在不断改变，尽管如此，我仅仅因为想去阿克苏姆就站出来支持plf，这种行为却还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最被我蔑视的。

不过，我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而想出的办法，却几乎是同样地不正当。我不想亲自去做报道提格雷省的这则电视新闻，也不打算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我想让别的人替我做这件事。我想到的这个人是一位老朋友，他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名叫爱德华·梅尔纳，以前几年他一直在独立制片。爱德华最近刚从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回来，他在那里为英国电视第四频道新闻节目拍摄了一部特别报道。因此我想，他可能对拍摄提格雷省的故事、并提供给那个电视频道很感兴趣。

当然，把他的兴趣引向任何方向都毫无问题。我知道他为人正直；我还知道他会坚持完全由他对影片进行编辑，并坚持真实地报道自己在那里的见闻。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我能依靠这个计策，把我的考察之旅和一个重要的电视新闻报道联系起来，那么，plf对我去阿克苏姆的申请就会更感兴趣。根据我的经验，一切反政府组织都热衷于宣传，因此我想事实将证明：hlf也不会例外。

于是，我在12月10日，星期三，又给特沃德·戈布鲁打了电话。11月19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曾告诉我他将要求plf驻喀土穆办公室批准我的签证和旅行许可证，现在我便问他此事是否有进展。

”毫无进展，”他回答说，”我们在苏丹的人很忙，你的事情还排不上他们的日程。”

”假如我能为你们提供电视报道，会有不同的结果么？”

”那要看报道的内容。”

”它将全面地报道提格雷省的宗教自由，以及gy和教会的关系。在战场上你们也许赢了，可是在宣传战上，你们却正在被打败……”

”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政府最近指控你们洗劫并烧毁教堂，对吧？”

”是的。”

”这对你们是一种伤害吧？”

”说实话，这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且已经传到了国际上。”

”政府的指控是真的吗？”

”不是。根本不是。”

”即使不是真的，指控毕竟被提出来了。那种泥巴一旦被扔到你们的路上，你们的车就会陷进去，”我继续打出手中的王牌，”很显然，这是政府对你们发动的一场精心计划的宣传战。我想给你念一念10月19号《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

我面前放着我的研究助手给我准备的剪报夹。我念道：”埃塞俄比亚政府特别需要教会支持政府制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斗争。门格斯图总统最近说：我们的国家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现存的历史遗迹证实了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总统还想把他正在解放的地区的情况，和被看作是分离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反宗教主义的不断破坏进行对照……”

”我很熟悉这种报道的内容，”特沃德·戈布鲁插话说，”门格斯图正在进行的任何解放都只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手段，目的是骗取人民的支持，因为他现在看到自己没有办法在战场上战胜我们。”

”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你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洗刷你们反宗教的形象。在全英国的电视上播出一则正式的新闻报道，这对你们会有很大帮助。如果我拍摄了主显节的情况（我准备到阿克苏姆城去拍），那么，群众游行和整个节日的气氛就会有助于向人们展示：plf不但不反对教会，反而是这个最珍贵的历史传统的负责的保卫者。”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

”那么，我是不是该去落实一下拍摄这个电视报道的事情呢？”

”这是个好主意。”

”如果我落实了这件事，你是否认为你们能及时为我安排好签证和许可证？”

”是的。我想我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最后一刻

见过特沃德·戈布鲁之后，我马上给我的朋友爱德华·梅尔纳打电话，向他讲清了情况，问他是否有兴趣为电视第四频道新闻节目拍摄一部关于提格雷省的报道。

他很感兴趣，并在12月12日，星期三，弄到了电视台的委托书。我们把委托书和爱德（爱德华的昵称——译者注）护照的细节内容传真给了plf。我们附上了一封信，说我们最迟将在1991年1月9日动身去提格雷省——那刚好是在主显节以前。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收到plf的任何明确答复。我们现在虽然急需签证和旅行许可证，它们却迟迟不来。”新年以后马上和我联系！”特沃德给了我们这个建议。

到1991年1月4日，星期五，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希望，已经开始重新体验到了那种懊恼与松弛相混合的感觉：我懊恼的是没能完成自己的考察；而使我释然的却是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因而满足了自己的荣誉感，另外还因为我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了一切危险——无论是真正的危险还是想象的危险，都没有了，因为我已经去不成提格雷省了。

后来，到了那天下午，特沃德打来了电话。”你们可以动身了，”他宣布，”一切都安排好了。”

于是，爱德和我按照时间表在1月9日飞到了喀土穆。从那里再经过不到一个星期的陆路跋涉，我们就会到达圣城阿克苏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