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荣耀何处寻?-5

作者:葛瑞姆·汉卡克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23:57

|

本章字节:31220字

4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在耶路撒冷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说,一个”外国国王”在大规模拆毁埃及人神庙时,留下了他的祖先”在阿斯旺”建造的那座犹太神庙:


他却没有拆毁我们的神庙。埃及人看见只有犹太人的神庙没有被毁,就怀疑我们和入侵者站在一边。正因为这个理由,埃及人就开始反对我们,毁掉了我们的神庙,而我们不得不逃亡。


公元前525年,一位外国国王的确入侵过埃及,也的确拆毁了许多神庙。他的名字叫坎彼塞斯(cambyses),是扩张成性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波斯帝国是他的父亲居鲁士大帝建立的。埃勒法坦纸草书上有关于坎彼塞斯的记载:


坎彼塞斯侵入埃及之后,他发现了这座(犹太)神庙。


他们(波斯人)拆毁了埃及的所有神庙,但谁都不曾损坏这一座。


波斯人占领埃及的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末。在这个时期里,埃勒法坦的犹太人和波斯人密切合作。波斯人的保护被彻底驱除之后,岛上的犹太神庙才被拆毁。因此,拉斐尔·哈达尼讲述的这个民间传说具有确凿的历史依据。


5哈达尼还说,法拉沙人特别崇拜塔纳·奇克斯岛。我听说,公元前5世纪时约柜曾被送到这同一个岛上。不仅如此,我在这个岛采访过的基督教神甫梅米尔·菲塞哈还告诉我:约柜被藏在岛上的”一个帐篷里”,藏了800年,然后才被送到阿克苏姆城。塔纳·奇克斯岛上用帐篷(或叫会幕)掩藏约柜,我对此毫不吃惊。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把约柜带到该岛的那些犹太人,其在埃勒法坦岛的神庙想必刚被破坏不久,他们也应当知道所罗门圣殿当年被尼布甲尼撒烧毁的历史。他们很可能做出了决定:从此永远放弃正式的神庙,回到荒野流浪的纯粹传统上,那时的约柜就被放在帐篷里。


6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拉斐尔·哈达尼告诉我,法拉沙人的祖先到达埃塞俄比亚以前,不仅路过了阿斯旺(即埃勒法坦),也路过了莫罗,”在那里住了一段不长的时期”。1990年1月,我在安波博尔村采访法拉沙祭司所罗门·阿莱姆时,他也提到了这两个地方的名字。莫罗的废墟被湮没在历史中1500多年以后,终于又在1772年重见天日了。这难道也是巧合吗?发现莫罗废墟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参见他的《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1790年爱丁堡版,卷4,538539页)。


逃亡者之地


我感到,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思路是正确的。发现古代莫罗遗迹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老朋友詹姆斯·布鲁斯,这一点更激起了我加快考察进程的的热情。


我可以断定,当年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史诗般的埃塞俄比亚之旅,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约柜的下落(参见本书第七章)。因此,他找到了传说里莫罗城的遗址,这太合情合理了。当年,约柜在被送到埃塞俄比亚的途中,就曾经路过了莫罗城。


可是,约柜当年果真路过了莫罗吗?在我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埃勒法坦岛的犹太人当年离开该岛后,为什么要带着约柜向南方迁移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北方(例如去以色列)呢?


我发现对这个问题大概有几种答案,每一种都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没有约柜的生活。所罗门圣殿早已不存在,一座新圣殿(即第二圣殿)已经建了起来。何况还有一批戒备心很强的祭司们管理着第二圣殿,他们自然不会欢迎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竞争者。


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提供的那种神学思想氛围中,埃勒法坦的犹太人也会感到格格不入。宗教思想已经向前发展,人们不再认为上帝是半带肉身的神,因而也不再认为上帝住在”二基路伯之间”;那种约柜占据核心位置的崇拜形式,也已经大都被放弃了。


因此,约柜的回归将会引发许多潜在的灾难性难题。埃勒法坦的犹太教祭司们很清楚:为了避免这些难题,他们应当远离耶路撒冷。但又到何处去呢?他们显然不能继续留在埃及,因为埃及人已经在处处和他们作对,还拆毁了他们的神庙。同样,从埃及北方离开埃及,这条路也很不安全。所以,合理的出路只能是向南走。


阿斯旺和埃勒法坦的总督又被称为”南部诸国大门的总督”,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把约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犹太人只需打开这扇无形的”大门”,直接进入”南部诸国”就可以了,而南部诸国又被统称为”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当时指深色皮肤的人所居住的所有地区。


这些犹太逃亡者去埃塞俄比亚,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到一片可怕的”erraincogni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译者注)上冒险。相反,有直接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群体的一些成员就已经到南部诸国参与军事冒险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几个有据可查的先例,说明历史上外邦人曾向埃塞俄比亚迁移,那些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但他们数量众多,都来自阿斯旺地区,并在”南部诸国”定居。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记载说,乘船沿着尼罗河经过埃勒法坦岛再向前走四天,河中便不能通航了:


因此你必须上岸,沿着河岸走40天,因为尼罗河中有尖利的岩石,还有许许多多的暗礁,船只根本无法通过。在这个国家里跋涉见天之后,你会再度登船,在河上再走上12天,然后你便会到达一个大城,其名为莫罗。据说,此城乃是全埃塞俄比亚之母……从该城再乘船向前走同样长的一段路(即从埃勒法坦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母亲之城的距离),你便到了”逃亡者之地”……所谓”逃亡者”,乃是撒关提库司国王(psammeichus)时期的24万埃及士兵,他们反叛埃及人,站到了埃塞俄比亚人一边。这些人在埃塞俄比亚人当中定居后,埃塞俄比亚人便逐渐被文明化了,因为他们学会了埃及人的举止。因此,尼罗河出了埃及之后,沿水陆及陆路走四个月路程所流经的土地,便是个已知的国度。若加在一起计算,你将发现:自埃勒法坦沿尼罗河旅行四个月,便可到达我方才提到的那个”逃亡者之地”了。(希罗多德:《历史》,d·格林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我前面已经说过,来自埃勒法坦的大量”逃亡者”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我没有找到相反的证据。但是,希罗多德说得很清楚,那场大逃亡发生在撒美提库司二世法老时代(公元前595589年)。因此,我从一份无可挑剔的资料上看到”犹太人被派去充当撒美提库司军队的援军,当时这位法老正和埃塞俄比亚国王作战”(b·波腾在他的《来自埃勒法坦的档案》一书中引用的”阿里斯蒂司书信”,见该书第8页)时,便感到格外高兴了。根据这个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史实,说”那些逃亡者里可能有一些犹太人”,这似乎井不算不合理。


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有一个方面使我兴味盎然,那就是它特别提到了莫罗。按照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的说法,法拉沙人的祖先当年进入埃塞俄比亚之前曾经路过莫罗城。不仅如此,希罗多德还相当详细地描述说:要从莫罗再乘船航行足足56天,才能到达那些”逃亡者”居住的地方。如果沿着阿特巴拉河航行,那么,当年那些旅行者便一直可以到达现代埃塞俄比亚的边境,甚至可能越过边境。阿特巴拉河在莫罗城以北汇入尼罗河,而特克泽河则汇入阿特巴拉河。


希罗多德的记述写于公元前5世纪,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5世纪,如果有一群抬着约柜的犹太人打算从埃勒法坦岛逃往南方,那么,他们便可能路经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一直抵达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塔纳湖。不仅如此,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还可以知道:阿比西尼亚高原很可能就是吸引着他们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气候凉爽,雨量丰沛,而在他们眼里,与苏丹的荒漠相比,那里的苍翠群山想必如同一个伊甸乐园。


在古实河外


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逃亡者,是否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荒野那边的花园”呢?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他们向南方逃亡时,不仅穿过了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且曾向一块特殊的土地前进,因为那里住着他们的亲族,住着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同的人?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确实找到了证据,它表明这是完全可能的,而甚至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犹太人就可能已经进入了阿比西尼亚。


这个证据的一部分来自《圣经》。我虽然知道《圣经》里使用”埃塞俄比亚”时并不一定就是指现在叫这个名字的国家,但我也知道:《圣经》中使用这个字时,有时的确指的可能就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前身。


前面已经说过,”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在一些最早的希腊文《圣经》版本里,希伯来文里”古实”(cush)这个字被翻译成”埃塞俄比亚”,并且(像一位杰出的权威指出的那样)用来指”埃及以南的整个尼罗河谷地区,包括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e·乌伦多夫:《埃塞俄比亚与(圣经>》,第6页)。这就是说,《圣经》中的”埃塞俄比亚也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也许不是。同样,《圣经》的一些英译本上恢复使用的”古实”这个地名,其含义也是如此:它或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或许不是。


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值得一提:《民数记》的一个可靠的古代版本上说,摩西娶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女子”为妻(参见《旧约·民数记》第12章第1节,中文神版《圣经》上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译者注)。此外还有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斯·约瑟福斯的一则奇特证言(它和一些犹太传说一致),它强调说:先知摩西在他40岁到80岁之间曾在”埃塞俄比亚”居住过一段时间(见卜约瑟福斯:《犹太古迹》,1978年伦敦版,卷4,第269275页)。


《圣经》里还有一些段落提到了”埃塞俄比亚l古实”,但其中许多和我的考察没有关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相当引人入胜,并使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圣经》作者们的头脑里想到的并不是努比亚或者苏丹的任何一部分,而是非洲之角的那片山区国土,我们今天称它为”埃塞俄比亚”。


我对其中的一段经文已经能很熟悉,它在《创世记》第2章里,其中提到了从伊甸园流出的那些河流:”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的。”(参见第13节,中文《圣经》将”埃塞俄比亚”译为”古实”——译者注)看一下地图,我立即知道了青尼罗河很像这条基训河(gihon):它从塔纳湖奔流而下,河道形成了一个大环,的确”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不仅如此,我此前还知道:被看作这条大河源头的两条溪流,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把它们称为”基雍河”(giyon)。


另一段有趣的经文在《旧约·诗篇》的第68篇里,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希伯来圣经》副教授j·d·莱文森认为”它是以色列诗歌最古老的篇什之一”。这篇赞美诗包括了对约柜的神秘暗示,还做出了一个奇特的预言:”埃塞俄比亚不久将向神伸出她的双手。”(参见第31节,中文《圣经》译为”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译者注)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会被如此看重、被说成皈依以色列宗教的潜在人选者呢?


遗憾的是,这首赞美诗里没有任何词句能帮助我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先知阿摩司(amos,他的传教期是公元前783743年)后来写的一段经文里,却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l古实曾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它使这个遥远国家的居民被与以色列人一起并列为”上帝的选民”。同一段经文(即《旧约·阿摩司书》第9章第7节)有3种英文翻译,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意思: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


(中文种版《圣经》译文)


areyenoaschildrenofehiopiansunome,ochildrenofisrael?saihhelord(《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译文)


arenoyouandhecushiesallhesameome,sonofisrael?iisyahwehwhospeaks(《耶路撒冷圣经》译文)


arenoyouisraelieslikecushiesome?sayshelord(《新英语圣经》译文)


我知道,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这句经文,那就是:以色列的子孙已经没有资格让耶和华继续对他们特殊看待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句经文,其含义便显豁得多,但仍然需要仔细斟酌。


在公元前8世纪阿摩司宣讲预言的时期,是否可能已经有一批希伯来移民向南穿过埃及,进入了阿比西尼亚高原呢?我承认:这个推测极为大胆,而且没有证据。但是,阿摩司说到”埃塞俄比亚(古实)”的时候,在它可能所指的那一大片版图中,只有一个特定的地区曾在古代接受了犹太教信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那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坚持着那种信仰)。那个地区当然就在塔纳湖区之内,自非常遥远的古代以来,它一直就是法拉沙人的家园。


《圣经》里下一段引起我注意的经文在《旧约·西番亚书》(bookofzephaniah)里,其写作时间是公元前640到公元前622年之间,即约西亚国王在位期间。我发现,把同一段经文的三种英译文放在一起很有助于说明问题。这句话(第3章第10节)在引用上帝说的话:


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原文作”女子”),必从


古实河外来,给我献供物。(中文神版《圣经》译文,以下


第一、二种译文中”古实”均译作”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frombeyondheriverofehiopiamysupplians,evenhedaugherofmydispersed,shallbringmineoffering(《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译文)


frombeyondhebanksofheriversofehiopiamysupplianswillbringmeofferings(《耶路撒冷圣经》译文)


frombeyondheriversofcushmysuppliansofhedispersionshallbringmeribue(《新英语圣经》译文)


这段话写于公元前622年以前,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放逐巴比伦和他们出埃及以前很久,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1西番亚提到的”分散”(dispersion)究竟指的是什么事件?


2他头脑中想到那些求告上帝的人”从埃塞俄比亚河外”向上帝献贡物时,写进《圣经》的”古实”(cush)这个地名究竟指它的哪部分地区呢?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必须做出一个结论:先知西番亚所说的”分散”是某种自愿的移民,因为西番亚生活的时代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强制希伯来从耶路撒冷”分散”的情况。


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读者大概还记得:《圣经》使用的”古实”这个地名,指的是”埃及以南的整个尼罗河谷地区,包括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然而,上面引用的那段经文却包含着一个内在的证据,它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西番亚提到的那片地区的范围。这个证据就在被翻译成”从埃塞俄比亚河外”的这句话里(这里的”河”在原文中为复数——译者注)。


由于这里提到的是不止一条河,因此位于莫罗城以南很远的尼罗河谷就可以被排除。但是,莫罗城以东却有阿特巴拉河,再向东就是特克泽河;该城以南(大致与阿特巴拉河平行)就是从阿比西尼亚高原奔流而下的青尼罗河。这些肯定都是”埃塞俄比亚的河”,而塔纳湖则又在它们以南。由此可见,西番亚写下这段扑朔迷离的经文时,这位先知想到的可能就是法拉沙人的传统定居地区。不能彻底排除这个可能。


我用电脑查找《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电子版,发现除了以上这两处,”埃塞俄比亚(古实)河外”这个短语在全部《圣经》里仅仅在另外一处出现过。因此,我更加感到我这个推断可能是正确的了。这一处在《旧约·以赛亚书》第18章第l2节,《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对它做了如下翻译:


woeohendshadowingwihwings,whichisbeyondheriversofehiopia:hasendehambassadorsbyhesea,eveninvesselsofbulrushesuponhewaers,saying,go,yeswifmessengers,oanaionscaeredandpeeled,oapeopleerriblefromheirbegi


inghihero;anaionmeedouandroddendown,whosendherivershavespoiled!


(悲哉,那翅膀阴影下的土地,它在埃塞俄比亚诸河外:它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言道:”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那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到那自开始迄今始终令人惧怕的民那里去;那国受到惩罚,遭到践踏,其地上有诸河肆虐!”)


这段经文含义丰富,令人难忘,而它的另外两种译文更为它增添了更深的意义:


counryofwhirringwingsbeyondheriversofcush,whosendambassadorsbysea,inpapyrusskiffsoverhewaersgo,swifmessengersoapeopleallandbronzed,oanaionalwaysfeared,apeoplemighyandmaserful,inhecounrycrisscrossedwihrivers(《耶路撒冷圣经》)


(古实诸河外翅膀刷刷作响的国家,遣使者生纸草舟过海。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高大的、青铜肤色的民那里去,到一个总是令人畏惧的国家去,到强大骄傲的民那里去,他们的国家河流纵横交错。)


hereisandofsailingships,andbeyondheriversofcushwhichsendsisenvoysbyhenile,journeyingonhewaersinvesselsofreedgo,swifmessengers,gooapeopleallandsmoohski


ed,oapeopledreadednearandfar,anaionsrongandproud,whosendisscouredrivers(《新英语圣经》)


(有一航船众多的国家,一块古实诸河外的土地,它遣使者到尼罗河上,乘苇草船在水上。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高大而皮肤光滑的民那里去,到令远近畏惧的民那里去,到一个强大而自豪的国家去,其土地被诸河冲刷毁坏。)


这段经文也和《以赛亚书》第8章一样,当然也是以赛亚本人写的。这当然意味着这段话的确切日期就在以赛亚在世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以赛亚的寿命很长,经历了约珊国王、阿兹国王和希西家国王三个王朝(分别是公元前740公元前736年。公元前737公元前716年和公元前716公元前687年)。其实,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先知活到了玛拿西国王时代,而现在已经弄清:玛拿西的叛教行为导致了约柜被移出耶路撒冷圣殿的内殿。因此,我便对一个流传很广的古代犹太传说便产生了兴趣,它说以赛亚就死于玛拿西本人之手(见《牛津基督教大辞典》,第715页;l·金斯伯格:《犹太人的传说》卷4,第278279页)。


更有趣的是这位先知对那片位于”古实诸河外”的神秘国土的描述。《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上表明,以赛亚诅咒了那片国土;但一些更晚近的《圣经》译本却没有传达出这层意思。不过,所有这些译文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说明了这块国土的特征:它不仅位于”诸河”以外,而且那些河流还在那里”肆虐”、”冲刷”或者”纵横交错”。


我认为,这个信息确证了一点:以赛亚说的正是阿比西尼亚,正是有法拉沙人传统定居地的那个地区。塔纳湖周围的这个高原国家的河流的确是”肆虐”和”纵横交错”,还冲走大量珍贵的地表土,毁坏了土地。经文里还有另外几个线索:


1那块国土的居民被说成既高大又”皮肤光滑”,或者像权威本《耶路撒冷圣经》所翻译的,他们是”青铜肤色”的民族。我想,这种描述很容易用来形容现代的埃塞俄比亚人,因为他们皮肤那种闪亮的深栗色,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即典型的黑色人种的肤色明显不同。


2那块国土被描述成”翅膀阴影下的土地”,或被更直接地描述为”翅膀刷刷作响的国家”,这实在是颇为奇特。我认为,这个描述非常可能是指遮天蔽日的大群蝗虫,每过十年左右,它们都会把埃塞俄比亚变成荒野,其翅膀的阴影笼罩着农民的田地,煽起无情的刷刷声,使人毛骨悚然。


3最后,以赛亚还特别提到了一点:那块国土的使者们乘着”蒲草船”(或”纸草舟”,或”苇草船”)出行。而我清楚地知道:一直到今天,居住在那个广阔的内海——塔纳湖一带的人还在广泛使用着纸草l苇草船,那些船被称为”坦克瓦斯”(ankwas)。


所以,总的来说,《圣经》的这些资料确实使一种观点的可信程度大为增加了,那种观点认为:以色列和阿比西尼亚高原之间,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某种联系。摩西的埃塞俄比亚妻子,以赛亚所说的”青铜肤色”的民族,西番亚所说的被”分散”的献供者——他们将”从古实河外”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切都使人很难不产生一种推断:早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很久,希伯来人可能已经迁移到了埃塞俄比亚、并在那里定居了。


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埃勒法坦岛的犹太祭司们也是在公元前5世纪时把约柜带到塔纳·奇克斯岛的,那么,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他们去的这个岛上可能已经住着和他们宗教信仰相同的人,那些人已经在岛上建立了安全的立足之地。


是移民潮吗?


《圣经》以外是否还有能支持这个假说的证据呢?我预感到的确存在这样的证据。例如,我在19891990年在埃塞俄比亚做的考察已经发现了一种可能性: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后来,在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都曾不断出现过希伯来移民潮。


能为这个说法提供最有力支持的,莫过于我对”希伯来的异教徒”盖芒特人的大祭司穆鲁纳·马沙的那次采访(参见本书第十一章)。他告诉我,盖芒特人宗教的创始人阿那耶尔就是从”迦南地”去塔纳湖区的。


当时,我进一步研究了盖芒特人的宗教,证明其中包含着异教与犹太教习俗的一些特殊的混合形式。例如,其中犹太教的成分尤其反映在对”洁净”食物和”不洁”食物的严格区分上;他还特别提到了”圣林”,它和犹太教的最早期形式极为相似: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就曾”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旧约·创世记》第21章第33节)。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早期,这种些倾向可能传播得很广,并曾一度在玛拿西国王在位时期有过短暂的复兴,但在公元前7世纪时被约西亚国王彻底地、永远地禁绝了。


这就是说:盖芒特人必定在很久以前就从迦南移民到埃塞俄比亚了。相比之下,法拉沙人的祖先便似乎是稍晚一些才到该国的移民。法拉沙人的宗教也包括一些被约西亚国王禁止的习俗,例如地方圣所举行的燔祭。如果没有这些习俗,他们的宗教本来很近似《旧约》犹太教,且其形式也颇为纯粹(当然也不掺杂任何显然属于异教的信仰)。


盖芒特人和法拉沙人是邻居,都居住在塔纳湖一带的山区及河谷中,并且都承认彼此关系密切。大祭司穆鲁纳·马沙曾告诉过我:盖芒特宗教创始人的家族,与法拉沙宗教创始人的家族,两者走的是”相同的旅程”,还商讨过彼此通婚联姻的事,只是最终没有如愿。


我后来证明:这样的民间传说的确反映了人种学的真实状况。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很密切:他们都是埃塞俄比亚西部阿皋部族(agaw)的亚族,这个民族群体被认为是非洲之角人口的最古老的阶层。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民族的母语便都是阿皋语方言;而有趣的是,他们的这种语言属于语言学分支上的”古实特语组”。埃塞俄比亚人也使用问米特语(例如阿姆哈拉语和底尼格里亚语),它和希伯来语及阿拉伯语有关,但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都不说这些语言(除非作为第二语言)。


我认为,这两个民族的这种异常之点以及由此得出的合理推论都很明显。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在很久以前,第一批希伯来人必定已经开始从以色列向埃塞俄比亚移民了。我想,这个过程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开始了(甚至更早)。这些移民到达塔纳湖区的时候。很可能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埃塞俄比亚早古老的居民(例如阿皋人)当中,并很可能和这些人通婚,因而逐渐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民族特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带来的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传播给了当地居民。


这样一来,到了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前后,埃塞俄比亚便可能不再有”希伯来人”,而只有”希伯来化了的”或者”犹太化了的”民族了。出于种种理由,他们被看作了埃塞俄比亚本地人;他们当然也说埃塞俄比亚的本地语言(而希伯来语则早已被遗忘了)。这些”希伯来化了的”或者”犹太化了的”民族,其现代后裔就是盖芒特人和法拉沙人,即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阿皋语方言,它的确是一种本地的古实特语。埃塞俄比亚的那些讲”闪米特语”的民族(例如阿姆哈拉族,他们居于政治领导地位,信奉基督教)的情况如何呢?


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像人种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其祖先都是塞巴(sabaean)及阿拉伯南部的居民,是在比较晚近的时期分别随着移民潮来到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到这些塞巴族定居者到达那里的时候,真正的阿皋族人当中可能早就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犹太教,因此,他们的文化也逐渐被”犹太化”了,而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也因此至今仍然带有奇特的《旧约》特征,使犹太教的因素存活了下来,


17世纪葡萄牙耶稣会修士巴尔萨扎·泰莱兹曾写道:”埃塞俄比亚从一开始就存在犹太人。”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比起一些现代学者们的看法更接近史实,而那些现代学者们认为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相对较晚,他们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所有和他们的偏见相反的证据。


神秘的”br人”


虽然我已经解决了此前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释的大量问题,但我还是很清楚,我在笔记本上扼要写出的这个理论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弱点:这个理论难道不会仅仅反映了我自己的猜测,而没有反映史实么?


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其形式的确很古老,这是事实;同样,盖芒特人的宗教当中也包含许多希伯来宗教的成分,这也是事实;又同样,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东正教的许多做法显然也起源于犹太教,因而始终令人迷惑不解。但是,根据这一切,难道就必定能得出结论,说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数百年已经有移民潮涌人了埃塞俄比亚吗?我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约柜曾从上埃及的埃勒法坦岛被带到了塔纳·奇克斯岛。如果我的看法是对的,如果那个地区以前真的已经有希伯来人定居,那么,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其他国家)被选作约柜的最后安放地,这就毫不奇怪了。


但我的这些看法正确吗?


到目前为止,为支持这个不断成型的理论,我已经搜集到的证据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其一,有关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的社会背景资料和人种学资料,其中包括他们的宗教、民间传说以及彼此的关系;其二,分散在《旧约》各处的线索,它们似乎都能证明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移民曾不断涌进阿比西尼亚。然而,历史上如果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民族迁移,那么在《圣经》之外,在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文化的那些异点之外,难道不也会找到证据吗?


我搜集的这些印象性材料虽然已经相当有力地支持我的理论,但我还是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考古学及文字记载的证据,才能最终证实: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伯来移民已经定居埃塞俄比亚了。


我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而我也知道,为了能找到它们,我现在正顶着各种学术观点的水流,逆流而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触角伸向了学术界,想看看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篇寄来的论文,其作者是法国人雅克琳·比伦尼,由斯特拉斯堡人文大学在1989年发表。这篇论文是英国一个著名大学的埃及学教授寄给我的。他介绍这篇论文时写道:


我想对这个复印件略作说明:它是一篇论文,作者是雅克琳·比伦尼,曾在斯特拉斯堡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


坦率地说,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她的见解有些过头;她无疑很有能力,非常了解她所研究的阿拉伯文文献,但她对古阿拉伯年代和经卷的来源的见解却不切实际(我们当中,这样的学者并不在少数)。这篇文章虽然很有意思,但其中恐怕是虚构多于历史。(我记得,在最近的一次阿拉伯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彼斯顿曾猛烈批评过这篇文章。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者,头脑非常清醒,尽管也和我们一样可能犯错误。)


我自然想知道,这位教授为什么会认为这篇论文可能与我目前的考察有关,它的作者精通”古代阿拉伯文献”。然而,我请人把这篇论文译成了英文之后,便明白了教授的用意,也理解了正统学者反对雅克琳·比伦尼的观点的原因。


归纳这篇内容复杂的论文的基本观点,它的最主要观点就是:那些研究埃塞俄比亚与南阿拉伯的历史关系的学者完全错了。文章指出,南阿拉伯的影响绝不是(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从也门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实际上,这种影响的方向恰恰相反。换句话说,种种影响是从埃塞俄比亚传入南阿拉伯的:


塞巴人……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然后沿着红海沿岸进入了也门……这个结论虽然与所有已被公认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它是对史实的惟一解释,也是惟一正确的解释。


接着,比伦尼继续论证:塞巴人的原始故乡在阿拉伯西北部,但他们后来大量移民埃塞俄比亚(”通过哈玛特河床及沿着尼罗河”)。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移民潮:第一次在公元前690年前后;第二次在公元前590年前后。他们为什么要迁移呢?第一次是为了不臣服于侵略他们的亚述国王西拿基立,第二次是为了不臣服于占领他们国土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这篇论文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样牵强:西拿基立和尼布甲尼撒分别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不仅仅限于对耶路撒冷的那些著名进攻,实际上他们还向阿拉伯西北部进军,并且在那里确实遇到了塞巴人的部族并赶走了他们。对这段历史我已经大部分了解。不过,对比伦尼其余的观点,我却无法进行减否,那就是:那些逃亡的塞巴人沿着尼罗河谷抵达埃塞俄比亚,然后渡过红海,继续向也门迁移。


这种看法尽管很有趣,但它还不是这篇论文与我的考察相关的核心重点。有一点引起了我的关注,并最终使我相信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比伦尼分析了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塞巴人的一段铭文,其年代属于公元前6世纪。语言学家r·施奈德尔在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论著里翻译了这段铭文,那部论著的题目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学文献》。这段铭文是一位塞巴君主的话,他自称”高贵的国王兼战士”,并说他建立的帝国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西部,统治着”达马塔人、塞巴人及br人,既有黑人,亦有白人”。比伦尼问道:”br人”究竟是谁?


r·施奈德尔没敢做出任何阐释……但在亚述人的那些铭文里,”abirus”这个字却可能来自希伯来语……在塞巴人的第二次移民潮当中,自然也有希伯来人,那次移民潮开始于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将当地人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即在公元前5%年。也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同时还在公元前599598年间进攻了阿拉伯人……”br人”就是随着塞巴人第二次移民潮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这就解释了埃塞俄比亚何以存在着法拉沙人,他们虽是黑种人,却又是犹太人。……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到达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的后裔。


比伦尼根本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br人”这个字,是”希伯来人”(即abirus)这个字的早期标准写法,那时埃塞俄比亚文字里还没有元音。这些希伯来人可能在塞巴人之前就移民到埃塞俄比亚了。她只做出了简单的推断:由于提到”br人”的那段铭文的年代是公元前6世纪,所以他们必定是在那个世纪移民埃塞俄比亚的。


然而,根据我的考察,我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塞巴人当年移民时侵占了”br人”的土地并统治了他们,而在那个日期之前很久,这些”br人”就已经定居在埃塞俄比亚了。不仅如此,当时(和以后)”br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因为更多的小批希伯来移民一直在经过尼罗河谷地进入埃塞俄比亚。


以上的观点仍然属于理论范围;不过,雅克琳·比伦尼给我的这份礼物的意义却在于:她使我注意到了在埃塞俄比亚存在着考古及文字证据,它们都属于公元前6世纪,都证明了当时那里存在一个名叫”br人”的民族。学术界也许会对究竟谁是”br人”争论个没完没了,但我已经对以下的史实毫不怀疑了:


——他们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在移民埃塞俄比亚的早期阶段尚未与当地的阿皋人融为一体,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


——他们所崇拜的神名叫”yhwh”。


——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耶和华的约柜从埃勒法坦岛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的确可以说:约柜被送到了一个完全能被接纳的、恰当的安放地。


厄运礼拜堂


我已经没有多少剩下的事情要做了。我做了这番长期的、迂回曲折的历史考察,其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相信一点:埃塞俄比亚人说失踪的约柜就在他们国家,这可能确实是真的。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考察。我也很清楚,学者们或许会对我的这些发现提出质疑,会对我从中引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不过,我在19891990年间所做的考察,其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得”专家”和”权威”们的赞同。相反,我当时想达到的是一种内在的目标,而对其中发现的所有证据和所有论点进行审查,我就是惟一的裁判和最后仲裁者。


核心的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我必须到提格雷省的古城阿克苏姆去一趟,到据说安放着约柜的那个礼拜堂去一趟。我将不得不准备去做一次实际的冒险,准备去克服自己深深的精神不安,因为我想到这将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他们是反政府的武装叛军,并且很有理由憎恨我,因为我迄今仍然和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他们则要用鲜血来推翻的也正是这个政府。


我一直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冒险,一直没有奋力去战胜自己的恐惧,除非我事先确信:这种冒险使我踏上的险途既不愚蠢,且不是出于堂·吉诃德式的狂想,而是可以被我信赖并为之全力投入的追踪考察。


我现在真的相信,约柜在阿克苏姆城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准备全力投入考察的这个最后阶段,即冒着由此引来的全部风险、危险和困难,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圣城”去。


我并不是轻松地做出这个决定的。相反,在以前的几个月里,我曾经决定竭力寻找各种借口,为放弃我这个完全是赌运气的计划开脱。但是,我不仅没有找到这种借口,反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线索,它们都似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了阿克苏姆。


我曾经寻找过约柜的其他安放地,但那些传说中所说的地点,却没有一处存在半点可能性c我曾经想证明约柜已经被毁掉了,但不存在任何有关证据。我曾经想证明《国王的光荣》关于所罗门、示巴女王及门涅利克的记载是假的,却反倒发现这些说法可能是对史实的一种复杂隐喻。约柜当然可能不是在所罗门时代被带进埃塞俄比亚的,但也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约柜在后来被带进了埃塞俄比亚,即在尼罗河上游埃勒法坦岛的那座犹太神庙被毁之后。


所以说,无论学术界的看法如何,我毕竟已经知道我已经沿着自己的这条思路,走到了终点,我已经无法再转向其他结论,无法再回避那个最终的清算了:如果我想保持自己目标的前后统一,如果我不想日后感到羞耻和愧悔,那么,我现在就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到阿克苏姆城去一趟——无论我将冒什么样的风险,无论我心中自私与怯懦的魔鬼如何作祟。


这虽然是一句老生常谈,也许是人类所知道的一句最古老的老生常谈,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我到阿克苏姆圣城去,而在于我如何设法到那里去;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我应当在那里找到约柜,而是我应当在自己心中找到足够的勇气,去做这次尝试。


在我眼里,我远远不是披挂着闪亮铠甲的亚瑟王传奇故事里的骑士。尽管如此,在我生命的这个瞬间,我却毫不困难地理解了这个传奇故事里的高文爵士。在即将踏上去格林圣堂的路,即将面对途中等待他的那些危险时,高文爵士决定不听那个扈从诱人的劝告。那扈从想说服他放弃追寻圣杯,并警告他说:


”你若到那里去就会被杀死……因此,高贵的高文爵士啊……还是去走另一条路,到更遥远的地区去吧!以上帝的名义到那里去,基督保佑你走好运!我将再回到家里,信守庄严的誓言,以上帝和他的圣徒的名义,始终保守你这个秘密,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你曾转变了方向。”(《高文与绿衣骑士传奇》,英国企鹅书局,1974年伦敦英译版,第100页)


高文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回答道:


”老兄,你希望我一切顺利,我也相信你会忠实地为我把这个秘密锁在你心里。但无论你如何保持沉默,我若像你说的那样,不去这个地方而逃走,那我便成了一个胆小的骑士,没有别的借口……我一定要去格林圣堂,去面对命运的安排。”


现在我也下了这样的决心,尽管不像高文那样富于骑士气概。我一定要到我自己的那座”厄运礼拜堂”去,去看看命运将带给我什么。也像高文爵士一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新年期间完成那次旅行,因为那个庄严的主显节很快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