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宋庆龄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1]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2]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3]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1]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2]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3]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见本卷第421页注[1]。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见本卷第445页注[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