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2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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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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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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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5394字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 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 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 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 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 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 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 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斢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奀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垇、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鎝(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鉔水、石塅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9]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基,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签”[21]之签,别处曰篆)、茶篮、签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蕌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批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22]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23]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24]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5]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民 一,六二○六○


手工业者 二九七一一


游民 二七○一○


娼妓 一六二 六


商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机关 一○○ 四


地主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一弱


共计 二,六八四 一○○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新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棋,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 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 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 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 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 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 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 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 几十石租,全部储蓄着,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 八十石,全存着,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 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