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请问您有什么事情？”

“我是十一局的探员，找吕根曼先生。”，我亮出了我的警官证。

“哦，那您事先有预约么？”

“?没有。”

“很抱歉。即使是警务人员，如果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之前又没有预约，是不能和主人见面的。实在很抱歉。”

法夫尼尔街9号，吕根曼·霍费尔家别墅，2月29日。

我之前甚至并没有打个电话向吕根曼先生预约会面，这样唐突的造访，即使遭到拒绝也并不是太奇怪。

不过，至于“明确的理由”，我倒是不缺少——如果能通过这位尽职的别墅守卫和吕根曼先生取得联系，那么，我想，至少取得会见资格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哦，事情是这样的。由我们组跟进的，伊丽泽的那个案子有了些新的进展，所以?”

“不好意思！请您马上离开，谢谢。”

这位年轻守卫的态度忽而生硬起来——这显然和我提到伊丽泽的案子有关。

我又留心看了看眼前的这位守卫：他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但是体格却很健硕。

胸前挂着似乎是别墅工作人员专用的身份牌——我得知他的名字是特兰斯凯（ranskei）·施密茨，身份则是别墅安全事务队长。

一般而言，这种身份牌上的照片和本市警官证上的照片不同，是不需要三年一换的——这点可以从守卫间里另一位正看着今天《自由先导报》的悠闲守卫身上得到证实：额上的皱纹和脱发严重的头顶显示他至少有四十五岁，而他胸前证件上的照片却完全是一幅年轻人模样。

但比照特兰斯凯的外貌，他那证件上的照片简直就是刚刚拍摄、冲印出来的——那么，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应该不长：然而他却负责着整栋别墅的安全事务，而且对那个八年前发生的案子有这样明显的反应（按年龄来看，八年前他恐怕刚刚进中学）。这样的事实，再结合他的姓氏，已经足够让我作出一点小小的推断了：

“伊丽泽是你儿时的玩伴，不是么？”

我承认，这样试探性的话语相当冒险——而且是冒着被轰出去的危险。但既然之前的话已经说错了（虽然并不是我愿意的），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结果也依旧还是无法通过这道大门——既然结果都一样，又何妨一试呢？

“?你为什么问这个？”，年轻人有些吃惊。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应该是罗德先生的儿子。我详细研究过伊丽泽小姐的案子，罗德先生提供的证词对案子的帮助相当大，因此我记得这个名字。”

我猜测，特兰斯凯的态度之所以突然改变，很可能是因为对警方的办事能力感到怀疑——儿时的玩伴已然离开了八年，案子却还始终没有被侦破：将这种失望迁怒到警务人员的办事不力上，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哼?记得清楚又有什么用。你们实际上谁都抓不到，不是么？”

“相反，我知道凶手是谁。”

“?哈，真是笑话了！如果你们知道凶手是谁的话，为什么不将他铐起来呢？”

“如果见不到吕根曼先生，我们就无法逮捕他。你相信么？”

“那么，至少拿出点证据来。你也知道，我并不怎么相信你们?”

“抱歉，我无法拿出其中的任何什么来给你看，但是，我却可以凭着我的警章保证，它们存在！否则我也不会来了！”，我看着特兰斯凯，试图让他相信我的坚定不疑。

这也算是一场小小的心理战了——目前我当然压根儿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不过，只要是事实和真相，即使埋得再深，也必定会被人发掘出来。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在说谎。

况且，我也计划在短期内交出我的警章来?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对眼前的特兰斯凯先生说出关于我的如此坚定的“保证”的全部真相来：我想，事后我该为我在词句之间耍的小小诡计向这位年轻的别墅安全队长道歉了。

片刻的对视之后，特兰斯凯的目光缓和下来：

“主人现在应该在茶室里。我让巴尔特（barh）先生先带您到会客室去。我会在稍后通报罗德先生，他会接待您的。刚才言语中失礼的地方，还请您原谅。”

特兰斯凯向我略微欠了欠身以示道歉，刚刚一直在看报纸的巴尔特先生走出了守卫间，示意我随着他走。

经过花坛的时候，我注意到那里面种植的，早已经不是德国报春，而是看上去有些蔫蔫儿的高斑叶兰了。

已经过去了八年，这似乎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