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她必须被送进特殊狱房了——毫无疑问，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失常。我明天交上报告，最多下周二她就会被送走了——这该死的?”

梅彭很不客气地将一杯水放在我的面前，自顾自地说着。

“精神病就该待在他们那满是床垫的小房间里，去享受他们长长的衣袖和马嚼子??”

（作者按：梅彭提到的这些，均是欧美精神病院里为了防止行动型的精神病人自杀或者攻击其他人所使用的特殊道具——看过相关的外文的朋友们应该很熟悉了。）梅彭还在喋喋不休着。她说了很多，但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喝了口水——水是冰凉的。

我将杯子放下，走出了狱警办公室，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我离开了南门监狱。

我并没有直接坐车回警局——“远山小径”，本市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离南门监狱也相当近：我想先去那里看看。

坎普尔在完全混乱的时候，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地方呢？即使那里有着什么秘密——那会是什么样的秘密呢？说不定仅是伯恩没有带她去过，她最后才说出了这个未了的心愿而已：

这实际上是很有可能的。

但这又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得承认，我对坎普尔的了解太少了，加上她的精神状态不太正常，我并不期望她给我的“最后提示”会有什么帮助：但我还是想去看看——说不定会有什么呢？不放过任何一点点可能性，这样虽然有些繁琐——但，真正的线索永远藏身在细微末节之中：我喜欢夏哀先生的这句话。

在地铁上，我看了看本市的交通区划图——远山小径和第二精神疗养院相当近：这自然使我联想到坎普尔的精神状态——是否坎普尔也察觉到自己的精神正在走向崩溃，而有意无意地想到精神疗养院；而最后提到“远山小径”，实际上只是希望表达她“我的精神已经失常，需要前往精神疗养院治疗”的愿望呢？——要知道，对于一个精神接近于崩溃边缘的人而言，说出“自由意志市第二精神疗养院”，实在是要比说出“远山小径”这个地名要困难上许多。

我承认，这个推断有些牵强——虽然它并不缺乏理由。

自由意志市交通区划图（局部）从克拉米克街到古天文台站，乘地铁只需要短短六分钟；而坐720路仿古旅游专线车晃晃悠悠地来到位于澳黎津山山顶的远山小径站，却耗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是第一次坐这趟车的：它实在是太慢了！

坎普尔给我带来的新伤口的疼痛，不时地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疑问：

为什么坎普尔想要杀死我？

实际上，坎普尔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失常——相反，在很多时候，她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当冷静和善于分析的编外探员（屡次揭穿了我“拙劣的”谎言：“推理”这个工具，在坎普尔小姐的手里，显然也相当好用）。

坎普尔的第一次失常，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其诱因——当坎普尔回忆到伯恩和她最后一次作案，伯恩被击毙，而被害者的头颅被以一种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方式展现在她的眼前：这一场景在当时给坎普尔的刺激无疑是十分巨大的——这也很可能是导致坎普尔神经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坎普尔在我面前回忆这些的时候，恐怖的场景不觉又在她的脑海中再现——极端的恐惧和惊慌，使她丧失了理智，想要摧毁掉面前的一切事物：而我，自然首当其冲。

当然，梅彭在生活上对她的虐待，也实在称得上是“功不可没”。

可第二次呢？

从坎普尔对待梅彭“棒子威慑”的反应来看，我第一次离开坎普尔之后，梅彭对她的虐待应该是加剧了——但第二次见面时，坎普尔仍然能先后揭穿我狱警和记者身份的谎言（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以及对《多瑙河领航员》里的内容进行修辞上的正确引用：可见她的精神状况实际上并没有变得更糟——一个还能够正常凡尔纳科幻的人，总不至于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地崩溃。

理由？

这个理由似乎就在眼前了——我站在澳黎津山山顶的观景台上，大半个自由意志市都尽收眼底：我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南门监狱——不知道从709狱室的铁窗里，是否也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宁愿相信，坎普尔是因为经常在窗中看到这“远山”，才会在那时候无意识地说出“远山小径”的。

可惜我现在已经推翻了这个假设——而推理出来的结果，却使得我更加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