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说，我和师父“情同父子”，确实是这样，除了父母，我已把他看作是我最亲近的一位长辈。一周要训练六天，只能周末回家住一天，我和师父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已超过了双方各自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我和阿兰·约翰逊作过简短的交流，他告诉我，和自己教练相处好十分重要，他和自己的教练就相处了整整15年。所以有一次在国外比赛，美国一位小有名气的教练来找我，说可以带我训练，并保证可以提高我的成绩。我笑了笑，礼貌地对他说：“对不起，我有自己的中国教练，我认为他的训练方法更适合我！”

在点点滴滴的训练生活中，师父确实像一位慈父，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出去比赛，我和他一直是两个人睡一间。师父的烟瘾比较大，但在我面前，他从来不抽烟，实在烟瘾犯了，他就一个人躲到卫生间或阳台上去抽。师父的鼻子也不是很好，晚上睡觉有打呼噜的习惯，但他怕吵醒我，影响我第二天的训练和比赛，每次都是硬撑着不让自己先睡着。有时候，他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睁着，一动不动，一直等我睡着，他才肯闭眼。出国比赛，他更成了我的“管家”，照顾我的起居，让我能一门心思地投入到比赛中去。有时候，我和他两个人在外国，还真有点像西天取经的唐僧和孙悟空，经历了不少苦难波折。

记得有一次出国比赛，是从罗马飞往纽卡斯尔，要在伦敦转机。结果，从罗马飞出的飞机晚点了1个小时，师父和我在飞机上商量，索性到了伦敦后把飞纽卡斯尔的机票改签算了。可到了伦敦后，问讯台的人告诉我们，如果能在5分钟内登机，就赶得上飞往纽卡斯尔的班机。师父大喊一声：“刘翔，快跑！”我们两人就提着大包小包，开始往那个候机厅狂奔，一路上，其他人都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估计他们在想：“这两个人行李背得那么多，跑起来倒是蛮快的嘛！”其实只有我们才知道有多苦，行李又重，那个过道又长，足足有500米！等到我和师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候机厅，机场的广播却响了：“各位乘客，非常抱歉地通知您，由伦敦飞往纽卡斯尔的航班将晚点1个小时……”我和师父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两个人相视苦笑，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我和师父才能体会……

刘学根：刘翔和孙指导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长多了。有时候周末，我把他接回家来，父子两人说话，说着说着，他会喊我“师父”，我一愣，他忙改口：“叫错了叫错了，我叫孙指导习惯了。”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吃醋。但这种吃醋，是一种高兴的吃醋，我为我儿子高兴，因为他在我照顾不到的地方，又找到了一位慈祥的长辈和亲人。

师父为了我，还牺牲了很多自己个人的东西。

记得2004年3月，日本的一支青年跨栏队来到我们基地交流学习，其实主要就是找我师父。他们的信息部部长和我师父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我师父独创的那套训练体系大加赞赏。临行前，一定要师父到日本去进行一次讲课，作为回报，他们将提供至少100万日元的报酬。但师父眼睛眨也没眨就拒绝了，他对我说：“这种事情想也不要想了，奥运会就要来了，除了保证你的训练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假的。”

更让我过意不去的是，在奥运会之前，师父为了能一门心思扑到我的训练上来，在征得了他母亲的同意之后，忍痛把本该在家颐养天年的她送到了敬老院。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暗暗下决心：“这次如果能在奥运会上拿到好成绩，回来后第一个就是要去看望师父的母亲！”

孙海平：把我母亲送到敬老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实在腾不出时间来照顾她，奥运会迫在眉睫，我必须首先想到国家的利益，保证刘翔的训练。

奥运会结束之后，我母亲所在的敬老院方面联系到了我，问我是不是能让刘翔来看看她老人家。那时候，刘翔刚刚回国，每天的活动已经把他搞得晕头转向，我怎么好意思去和刘翔提这个要求？所以我就回绝了。

但是没想到，刘翔他主动跑了过来，对我说：“师父，你哪天有空，我们一起去看望一下您母亲吧！”我一愣，说：“不急的，你现在那么忙……”没想到他口气异常坚定：“别的事可以拖，这件事绝不能拖。”

刘翔和我一起去看望了我母亲。由于新闻媒体得到了消息，那天敬老院被围得水泄不通。但我母亲真的非常感动，同样深受感动的还有我，那天我真正意识到，刘翔真的长大了，懂事了。

有记者采访我时问，你和孙指导关系那么好，是不是每次出国回来都会给他带些礼物？我笑了笑。其实，我和师父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互赠礼物的那个层面了，包括我父母在内，已把他看作我们的家人。每到过年，大年初二，我们家是一定会去师父家拜年的。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基地里要写年度小结报告，我在报告里写：如果没有我师父孙海平，我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希望我师父身体健康，一切顺利，能活到120岁！

谁会知道，我的第一个全国冠军，是在手忙脚乱中诞生的。

先是进15秒，然后是进14秒，我有时候一觉醒来，也会怀疑：“我怎么进步那么快？”

去了次智利，我对自己说：“刘翔，没什么好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