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万般无奈的失眠中，顺手拿起一本书来翻阅，是《李白传》，薄薄的一本。不知不觉看完，天已经亮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星点，痒痒地停在腮边。像李白这样一位千古奇才，晚境竟那样悲凉，天下之大，却无他的容身之地，居然四处漂泊，沿门托钵，献诗豪门以求一日之温饱。临终已经贫病交加，穷途末路，终于在漂泊中死去。

其实李白也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他凭自己的诗才得到了玄宗皇帝的赏识，成为了一名御前诗人。这种身份，是多少人的梦想和理想。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不愿也不能因为富贵而扭曲自己心灵的舒展，放弃自己的傲岸个性，终于为宫廷不容，重返江湖。漂泊给他带来了苦难，却也使他的个性诗才有了张扬的机会，我们不能想象宫廷的李白还是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李白。

由李白想开去，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他们的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却无例外地被厄运笼罩。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偶然的事件不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现象。他们是创造者，而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需要对精神价值的执著，不为功利和富贵所动的执著。但正是这种真诚、坚挺和执著，不为世俗社会所容，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

当然这些文化名人也是人，不能说那种富贵和功利的召唤不能在他们内心激起一丝波澜。但他们内心的精神力度无疑又是超出常人的，这使他们在价值轻重的权衡中，将人格、将精神的价值放到首要的位置。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精神价值的重量。

这就是我写作《沧浪之水》的最初冲动。可一旦进入构思，我又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以精神价值相号召，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吗？那种姿态会不会使人成为今天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

时代变了。市场经济在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像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个人物质化欲望的承认。人们进入市场，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利益，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的根本原则。功利化的价值观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市场化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生活中精神价值的失重，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空间，成为了新的理直气壮的行动原则。的确，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要拒绝功利化的游戏规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是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让物质化的功利化的冲动占据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心灵空间？

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义，以精神价值的名义，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是不是同时也要珍视精神的重量，给精神价值一定的空间？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我们也许做不到，但他们对人格、对真诚、对精神价值的珍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使我们有一种力量，去抵抗因物质和功利的需求而彻底放弃精神价值的冲动？人毕竟是人，他需要精神价值，彻底的物质化功利化，也是很恐怖的，是对人性的扼杀。当友谊变成相互利用的道具，当爱情变成情欲的遮羞布，当人格良知变成随时可扔下的废物，那样的生活不也是很可怕，很不人道不合人性的吗？

几千年过去了，古代文化名人们不朽的灵魂仍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力量。他们是为了纯粹的心灵理由而坚守的人，为了精神的重量而承受命运凄凉的人。他们在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形成了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后人的心中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书中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而对当时的经历者来说，却是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我们只有到他们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觉到那些许沉重，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遥想李白当年，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沿门托钵的地步？

李白是一个文人，但文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一种价值的证实。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能在官阶上占据一个位置，即使他才高八斗气冲霄汉，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生命冲动，李白也不例外。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时“开元之治”如日中天，大唐王朝生气勃勃，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辉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贤若渴，李白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不必怀疑朝廷求贤若渴的真实性，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可是，当李白此刻站在船头，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将天下纳入胸襟，他怎么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的生命终了，也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李白天性天真洒脱，狂放傲岸，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顺服谦卑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抗，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抗。朝廷求贤是真的，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命运。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贻误了李白，事情总是这样具有双重意义。

出川后李白遍拜公侯之门，以求进身之阶，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但“十谒朱门九不开”，屡屡碰壁。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托门拜府，无功而返。进身无路，报国无门，李白心头泣血，悲愤难平，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天宝元年，朝廷召李白入长安。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进身有路，报国有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入长安后受到玄宗礼遇，待诏翰林院。但李白不久就失望了。皇上欣赏他的文才，只不过是“倡优蓄之”，侍宴、侍游、侍浴、歌功颂德，点缀太平。即使在离天子这么近的地方，李白也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色彩。杜甫《饮中八仙歌》活画出他的神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敢叫天子久等，敢叫高力士脱靴。傲岸洒脱依旧，狂放不羁依旧。身处江湖要坚守天性也许比较容易，当身在魏阙恩宠有加仍不失天性，仍有力量抗拒那种温柔的扭曲，确实是真正的内心强健。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这种姿态是官场绝对不能接受的，这里需要的是谦顺，机变，平庸化。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尽头，凄然离开长安，从此没有返回。这是宠臣李白的不幸，又是诗人李白的大幸。久在宫廷，就像笼中金丝鸟，高贵却失却了振飞的力量。夕阳下李白凄迷地向长安城投去最后一瞥，心头在哀怨，在悲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心灵的解放，走向历史的深处，一片辉煌的创造景象正在眼前展开。

的确，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颂诗和贺诗，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他也是人，他要生存，他不得不如此。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对富贵的渴望而放弃个性，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在这个世界上，大官们轻歌曼舞，小吏也有一份温饱，却没有天才李白的一条生路。寂寞、凄凉、卑微、贫窘，这就是一个坚守着心灵真诚的文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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