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和王朝

是如何使自己发财致富的？

我们已经看见在16、17世纪里，那些我们至今生活其中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发展成形的。它们的起源在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有的是某个国王精心努力的成果，有的则源于偶然，另有一些则是因有利的地理边界造就的。不过一旦建立起来，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努力加强自己的内部管理，并试图对国际事务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中世纪的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它们的生存无法依赖于一个富有的国库。国王从皇家领地上取得岁收，而为国王和国家的神圣劳役，则由封建主们自己出钱。在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老派且不计酬劳的高尚的骑士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雇佣的政府官员。要维持陆军、海军和国内的行政管理体系，其花费往往以百万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笔钱该从何而来呢？

在中世纪，黄金和白银是稀有商品。正如我此前给你讲过的，中世纪普通人通常一生都未看见过金币是什么模样，只有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才对银币司空见惯。美洲的发现以及随之对秘鲁银矿的开放改变了这一切。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老的意大利“商业城市”如热那亚、威尼斯，丧失了它们经济上的重要性。新的“商业国家”兴起了，黄金和白银不再成为普通人眼中的神秘之物。

通过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贵金属开始源源不断地流人欧洲。16世纪拥有一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他们提出了一个“国富”理论。在他们看来，这个理论不仅完全正确，并且对他们各自的国家都具有最大利益。他们认为，黄金和白银是实际的财富。因此，国库和银行里拥有最多金银现金的国家便是最富有的国家。而钱可以武装甚至购买军队，因此最富的国家当然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可以统治世界。

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为“重商主义”。它得到了当时欧洲各国毫无保留的接受，就像早期的天主教徒接受奇迹的存在或现在的美国人相信关税的魔力一样。在现实中，重商主义按以下程序操作：为得到最大限度的贵金属储备，一个国家必须在出口贸易上争取尽可能多的赢余。如果你对邻邦的出口超出邻邦对你的出口，它就会欠你的钱，不得不将它的黄金付给你抵偿债务。因此，你获利而它损失。作为这种信念的结果，17世纪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下列经济政策：

1、尽可能多地获取大量贵重金属（金、银）

2、鼓励对外贸易优先于发展国内贸易

3、尽量支持那些将原材料加工成可供出口的制造品的工厂

4、鼓励生育，因为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工，而一个农业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5、国家监督贸易与生产的过程，随时有必要，随时加以干涉。

在16世纪，查理五世接受了这种“重商主义”理论（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并把它引人到自己统治的欧洲广大地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效仿这种做法。法国的波旁王朝，尤其路易十四是这一教条的狂热拥护者。他的财政大臣柯尔伯特成为了重商主义的“先知”与指路灯，全欧洲都满怀景仰地寻求他的点拨。

在克伦威尔执政时代，整个对外政策其实就是对重商主义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际上是针对英国的富有对手荷兰而定的。因为承运大部分欧洲日常商品的荷兰船主们具有某种自由贸易的倾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摧毁。

很容易理解，这样一种体系对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性的影响。处于重商主义笼罩下的殖民地，无非是黄金、白银、香料的源源不断地出产地，只能为着宗主国的利益而实施开发。亚洲、美洲、非洲的贵金属以及这些热带国家的原材料，完全被碰巧占据它们的欧洲国家所垄断。外人不得进人这些管辖地，也不允许当地人和悬挂外国国旗的商船进行贸易。

毫无疑问，重商主义刺激了某些从未有过制造业的国家的工业发展。它帮助这些国家建起道路，开挖运河，为运输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它迫使工人掌握更熟练的技巧，让商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削弱了贵族地主的势力。

不过在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它使得殖民地居民成为了最无耻、最残酷剥削的牺牲品。它使宗主国的普通人民面临更可怕的生存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世界变成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大兵营，将地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领土和属地，每一块都只盯着自己的直接利益，随时想方设法要摧毁邻居们的势力，将它们的金银攫为己有。它使得拥有财富成为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将“有钱”变成了每一个普通人至高无上、汲汲以求的德性。经济制度也像外科手术和妇女时装一样随时势变迁。到19世纪的时候，重商主义终于被抛弃，人们开始拥护一个开放而竞争的自由经济体系。至少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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