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城市其实是独立的国家

我们现代人总喜欢“大”这个字眼。我们为自己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最大”的海军、出产“最大’的柑橘和马铃薯而自豪不已。我们喜欢住在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死后被葬在“全国最大的公墓”。

如果一个古希腊公民听见我们诸如此类的说法，他很可能一头雾水，根本不明白我们的意思。“万事追求适度”，这是他们对理想生活的准则。单纯的数量与体积的庞大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并且，这种对适度与节制的热爱并非特定场会的空洞说辞，它渗入了古希腊人由生到死的全部日常生活。它是他们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他们造出了小巧而完美的神庙；它在男人穿着的服装和女人佩戴的手镯里，也表现出自己的特性；它还随公众来到剧场，使他们对任何胆敢违反高雅趣味和优良理性的剧作家报以一片嘘声。

希腊人甚至要他们的政治家和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也具备这种平衡与适度感。当一位著名的长跑手来到斯巴达，吹嘘自己能够用单脚长时间站立，比希腊的任何人都来得久，这时人们会不留情面地把他赶出城市，因为任何一只普通的鹅都能做到他引以为豪的“壮举”。

“那很好啊，”你会说，“注重适度与完美当然是一种优秀的德性。可是为什么在古代只有古希腊人一个民族发展了这种素质呢？”作为对你问题的回答，我必须讲一讲古希腊人的生活状态。

在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人们仅仅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最高统治者的“臣民”。这位统治者住在遥远的宫廷里面，统治着他庞大的帝国。他的绝大部分臣民一生都未见过他一面。可希腊人正好相反：他们是分属数百个小型“城邦”的“自由公民”。这些城邦中最大的，其人口也超不过一个现代的大型村庄。当一个住在乌尔的农民说自己是巴比伦人时，他的意思是，他属于数百万向当时正好是西亚统治者的国王纳税进贡的大众之一。可当一个希腊人自豪地称自己是雅典人或底比斯”人，他谈到的是那个既是他的家园又是他的国家的小城镇。那里不承认有什么最高的统治者，一切由集市上的人们说了算。

对希腊人来说，祖国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在雅典卫城的石墙间玩捉迷藏游戏而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他与许多男孩女孩一起长大成人的地方。他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熟悉就如同你知道班级里所有同学的绰号一样。他的祖国是他的父母亲埋骨于此的圣洁土壤。它高大坚固

的城墙庇佑着他的小屋，让他的妻女能安乐无悠地生活。他的整个世界不过是四、五英亩岩石丛生的土地。现在你明白没有，这样的生活环境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巴比伦、亚述、埃及的人们仅仅是广大贱民的一分子，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河里；可希腊人却从未失去与周围环境最切近的感触，他从来就是那座人人相熟的小镇的一员。他感觉到，那些聪明睿智的邻居们时刻都在关注着他。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写一出戏剧、雕一座大理石塑像或者谱几首曲子，他都不能忘记一点：自己的努力将呈现在故乡所有这些生而自由的公民们眼前，接受他们内行的评判。这种意识驱追着他，使他不得不努力追求完美。而根据他从童年开始便接受的教导：缺少适度和节制，完美便如镜中花、水中月，永不能企及。

在这所严格的学校里，希腊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卓越表现。他们创造了新型的政治体制，发明了新的文学样式，发展出新的艺术理念，其业绩是我们现代人永难超越的。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创造了奇迹的场所，尽管是些相当于现代城市四、五个街区大小的小村庄。

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吧！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全世界。一俟战事完毕，亚历山大就决意将真正的希腊精神传播给全人类。他将希腊精神从那些小村庄、小城市里带出来，努力让它们在自己新建立的辽阔帝国里开花结果。可一旦远离朝夕相处的熟悉庙宇，闻不到故乡弯曲的小巷里的亲切声响与味道，希腊人似乎一夜之间便丧失了激发他们创造出伟大作品的生气勃勃的欢乐与良好的均衡感。他们的手和脑子失去了灵气，沦为廉价的艺匠，仅仅满足于二流的拙劣品。

从古希腊的小城邦丧失独立；被迫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属地那天开始，古老的希腊精神即随之死去了。它永远地死去，再未曾复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