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当初调回南京时的感受。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在我最自暴自弃的时候，回城的调令突然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满手都是油污，农机厂的一个副厂长跑来找我，笑着报告这个好消息。说老实话，我当时那心情，当然是高兴，但是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高兴。大批的知青纷纷回城了，当年一同下乡插队落户的人中，我差不多已属于最后一批。这一天实在是盼得太久了，前前后后，我已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这八年下来，我对重新再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信

心，我早就心灰意懒。那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前夕，我的五肝六脏已经麻木了，心灵上已经起老茧。

我和阿妍几乎立刻结婚了，大家都赶来为我们祝贺，都说老四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在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因为回城先后的不同，许多对恋人都分道扬镳。大家对阿妍的不变心称赞不已，都说像我们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实在太不容易。接二连三地有人过来向我敬酒，我酒量一向不行，别人怎么劝，我也不肯多喝。结果那天喝得大醉的是冯瑞，他小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市商业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烟买酒甚至买酱油都要凭票，因此差不多所有认识冯瑞的人，都讨好巴结他，都拍他的马屁。

冯瑞脚步不稳地走到我们面前，口齿已经不清楚：

“老四，你一定要跟我喝，咱哥俩一定得喝――”

谢静文也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先我一步回了南京，当时是拿到调令就走人，甚至连招呼也没和我打一个。这是回城以后，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次，她拦住了冯瑞，带着些酒意，面红耳赤地说：

“你小子别仗着自己能喝，来，我陪你喝。”

冯瑞说：“又又不是我们俩结婚，我跟你喝喝什么酒？”

谢静文立刻板脸，说：“别撒酒疯，要喝就喝，不喝滚走！”

“喝，喝，今天谁跟我喝，我都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和谢静文的关系，反正阿妍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在婚礼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分了手，后来又和好结婚。一起下乡的那批知青中，我和阿妍结婚绝对是属于晚婚，早结婚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吃完了是闹新房，人多房间小，只能一批批轮着进去参观，像肉包子塞馅一样，把新房都快挤爆炸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本来就不好，就一间房间，这次为了让我结婚，勉强从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来。那时候流行用刨花板作隔墙，薄薄的一层墙，隔着它，外面咳嗽和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干活的木工也是一个知青，做隔墙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过：

“以后千万要悠着一点，这刨花板太薄了。”

我不想说我们结婚后的日子幸福的不得了。幸福就是这样，你盼呀盼呀，真到手了，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是预料不到的，很多事并不是原来想象得那样美好。阿妍曾让我是那样入迷，曾让我是那样的如痴如醉。我曾经无数遍地幻想过我们的初夜，但是梦想成真，真到新婚之夜，我却有些不知所措。隔着一层薄薄的刨花板墙壁，外面的鼾声清晰可闻。事情就是这么巧，阿妍身上恰好来了女人的那玩意，她为此也觉得十分歉意。闹新房的人很快就走了，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耽误新婚夫妇的大好时光，临走还在说那些带着暗示的玩笑话。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那时候的新婚常常是真正意义的新婚之夜，大家绝对相信我们可能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们绝对相信我们还都是生手。

我和阿妍都知道在这日子里不能做那种事。在新婚须知的小手册上，明确无误地写着这么一条。现在，如何度过我们的新婚之夜，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阿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简直就是恶作剧，是老天爷故意在与老四开玩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知所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我们除了互相抚摸之外，干不了别的什么，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只能让她握着我的那位小兄弟。阿妍在这方面当然是很无知的，我躺在那胡思乱想，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时候，想不胡思乱想也不行，想不走火入魔也会走火入魔。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忠，想到了与谢静文在烈士陵园供桌上干的那些疯狂事，心里一阵阵内疚和歉意。

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很多事都不懂，阿妍有些害羞，更有些好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小兄弟不肯丢。我们静静地躺在那，根本就无法入睡。我们无能为力，有力气也没地方用，我感到很绝望，很可笑。由于新房与外面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夜深人静，我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只能静静地听着外面父亲放肆的呼噜，听着我妹妹或者是我母亲在床上翻身的声音。夜深人静，外面有一点点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那小兄弟像不屈服的战士，无数次地站起来，刚刚要倒下去，又在阿妍的扶持下，突然昂起精神，像纪念碑一样竖起来。

阿妍为我的小兄弟起了个绰号叫“铲刀把”。这是新婚之夜她最精彩的一个发现，她为此很得意自己的想象力。现在已经见不到这老式的铲刀，也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那种老式的木把铲刀已被完全淘汰了。在过去，家家户户炒菜都用这种铲刀，前面的那一块是金属的，后面是一个长长的圆木把子。阿妍把我的小兄弟和圆的木把子联系在了起来。我开玩笑地对阿妍说，“铲刀把”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小兄弟没有那么长，却比那玩意要粗许多。

阿妍就笑，说长也好，粗也好，都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感觉，是情不自禁产生的那种联想。她指的是男人勃起时的模样，她说她一想到这个比喻，有时候正在做菜，手上握着铲刀把，忍不住就会笑出声来。这一晚上，我很难受，毕竟是毫无作为地挺了一夜。这种感觉并不是很舒服，简直称得上是遭罪。第二天，我感到非常累，非常狼狈，比和谢静文在一起度过的疯狂初夜更疲倦。这显然是一种惩罚，我是罪有应得，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个报应。

我和阿妍的上班时间总是冲突，她下班回来，差不多便是我该去上班的时候。而且休息日也不是同一天，我们都在服务行业工作，是轮休制。我被分配在一家很有名的馆子里学厨师，虽然已经三十岁了，刚开始拜师学徒。那时候，最不称心的一件事，是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尽兴。我说的是夫妻之间的那件事，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却永远是偷偷摸摸，因为居住的环境实在太差了，实在是太恶劣。

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很不好，房子小就更不好。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五口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大约三十多平方的一间房子里，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自我懂事起，我母亲，还有我姐姐我妹妹，都当着我的面上马桶。后来我大了，她们就在拐角那里挡一块布，但是常常忘了拉上。在我们家里，永远是阴盛阳衰，永远是女人的气势盛，母亲永远是在埋怨父亲，父亲永远是不吭声。她们大大咧咧地上马桶，坐在马桶上聊天，以此来显示她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母亲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是女中学生，外公是做绸布生意的，在城南开了一个店铺。那时候的女孩子能读完中学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小美人，她看着自己当时的照片，就忍不住要感叹，忍不住要抱怨，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会那么不称心。母亲结婚的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一段时候，当时，他作为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穿着一身正经八百的军官服，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可惜这好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国民党丢了天下，父亲成了四类分子，成了历史反革命，一切就都改变了。

自小我就与父亲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家很长时间里，都是两张床，我与父亲一张床，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个挤一张床。和阿妍结婚以后，我一直在琢磨父亲和母亲的这一辈子。事实上，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太好，父亲的心思都用在打拳上，母亲一辈子都过得比较压抑。他们不和谐的婚姻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下了深深阴影。他们是夫妻，又不是夫妻，行同路人，因为虽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做了五十年夫妻，可他们永远都是分床睡觉。母亲这一生中，与父亲的关系始终若有若无，别人谈到夫妻分居的苦处时，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她一生中并没有和父亲的分居过，过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分居生活。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那种事，三个孩子不可能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说的是他们婚姻绝对有很严重的问题，两人的感情异常冷淡，作为子女，我们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说笑。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对父亲有最起码的尊重，我们从来不当面喊他“爸爸”，我们都懒得喊他，他也无所谓。我们甚至都不觉得父亲这辈子有什么冤枉，他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帽子终于不复存在，得到了什么平反，他的价值好像又被重新发现了，被一所大学聘去当了武术教练，还评上一个副教授头衔，但是我们全家受母亲的影响，加上

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仍然还是不把他当回事。父亲潦倒时，母亲看不起他，不潦倒了，母亲为了表示自己过去的观点不错，仍然看不起他。

其实，不只是对父亲这样，在我们这个家里，谁对谁都谈不上有起码的尊重。阿妍与我结婚的时候，我姐姐早已出嫁，妹妹结过一次婚，不久就离了，又住回家来。我这个妹妹脾气特别坏，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阿妍，就喜欢挑衅。每次我急猴猴地想做那件事的时候，阿妍总是低声地在我耳边叮嘱，让我轻一些，不要弄出响声来，以免让外面的我妹妹听见。有一天晚上，我的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一些，第二天一早，我妹妹板着脸，问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打架了，声音为什么会那么大。阿妍的脸顿时红了，我装着没听见，这丫头竟然咄咄逼人地又来了一句：

“老四，我问你话？”

“什么事？”

“好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找到***的乐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原来一直觉得，与阿妍结婚以后，日子会过得非常甜蜜，可是真结婚了，两个人真在一起了，一切都是与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生活永远也不会像想象得那么好。阿妍好像只是把那件事看作妻子应尽的义务，她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满足完事就行了，因此，我常常是白花力气，怎么使劲都没反应，怎么忙都是白忙。我们根本找不到什么感觉，阿妍每次只是希望那件事尽快结束，她像个局外人似的躺在那一动不动，只要有一点点异常的声响，就会轻轻地拍我的背，就会捏我的屁股，警告我不要太放肆。

在做那事的时候，阿妍对我的耳语，不是“轻一点”，就是“快一点”。我们之间的不和谐，当然还不仅仅是指这件事。在经济方面，也经常要闹些小不愉快，这当然不是与我，主要是与我母亲。结婚以后，娘家规定阿妍每月必须要拿出二分之一的钱来贴补家用。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拿的仍然是学徒工资，不得厚着脸皮占父母的光。我们吃住在这边家里，不贴饭钱，我母亲因此觉得太吃亏了，她主要是觉得阿妍吃里扒外，这边一分钱不出，却还要贴补娘家。母亲和我妹妹一样，都是不肯省事的女人，肚子里有些什么小疙瘩，非要说出来才痛快，非要吵一架才过瘾。

说老实话，这些矛盾害得我在双方父母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双方大人显然都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人穷志短，人穷了，很多事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要是真说起来，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阿妍娘家虽然不富裕，也不至于穷到那一步，非要已经出嫁的女儿贴补不可，毕竟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有了工作，而且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工资也不是太低。阿妍的父母在铁路上工作，都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丈母娘是铁路小学的教师，偏偏对阿妍这个女儿特别苛刻，动不动就把那句“我不能把你白养那么大吧”挂在嘴上。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这个女婿，始终觉得把女儿嫁给我太吃亏了。

我那个丈母娘永远会用两件事来数落阿妍，因为有了这两件事，似乎就有充足的理由让阿妍贴钱。第一件事是她怀阿妍弟弟，快临产的时候，被阿妍吓了一跳。当时阿妍带着两个妹妹在空地上玩，脚底下忽然绊了一下，摔出去很远，丈母娘因此受了惊吓，当天晚上就去医院。她提起这件事就耿耿于怀，认定阿妍从小就算谋害她的用心，丈母娘养了五个女儿，毫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如果因此出了意外，你说这有多严重。另一件事，是最先把阿妍弄回城，当时除了老三阿妍，老四老五都在农村插队，做母亲的，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情况，先考虑了阿妍，仅此一点以足以说明待阿妍不薄，就足以让阿妍回报她一辈子的情。

阿妍从一开始就明白，把自己弄回城的真实目的，是要让她照顾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的外婆。在几个姐妹中，只有阿妍最能吃苦，最会照顾人，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阿妍并没有占什么大便宜，然而她却因为自己先回城，对两个妹妹一直抱有内疚。阿妍永远是那种心里惦记着娘家的女人，天生就有牺牲精神，从一结婚，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娘家，她母亲即使不是规定她贴钱，她也会主动这么做。当然，我不在乎这个，不在乎她从工资里拿出二分之一来贴补娘家，老四从来就不是那种小鸡肚肠的人，说老实话，我忍受不了的是丈母娘的那种态度，她始终看不起我，不仅看不起我，也顺带看不起阿妍。她因为阿妍嫁的男人最没出息，总是用各种办法来让我难堪，用最不入耳的话来羞辱我。

阿妍最小的那个妹妹结婚，我母亲把别人送我们结婚的两条绸被面拿出来，找了块红纸包上当作贺礼。这事不知道怎么让丈母娘知道了原委，立刻有些不乐意，对阿妍说：

“我跟你说了，那种小市民的家庭，是不能嫁的，哪有这样把东西送过来送过去的。”

如果丈母娘只是在女儿面前抱怨也就罢了，关键是她还要当着我的面，对我喋喋不休：

“老四，这两条绸被面，是算你妈出的份子，还是算你们小两口的。”

阿妍说：“妈，这有什么好计较的，是谁的还不都一样。”

“阿妍，你这丫头难道是真不明白事，怎么会一样呢？”

在这时候，我只能一声不吭。

阿妍嘀咕了一句：“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什么关系，”丈母娘又说，“反正也没用过，没把用过的拿出来，已经不错了。真要是这么做了，你又能怎么办，小市民就是小市民。”

这些话当然不会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但是她有感觉，是女人都会有那种直觉，她知道我那个丈母娘看不起她，因此在心里也很有意见。她觉得她太嚣张了，说她自己嫁女儿，怎么也没有见到有什么陪嫁。我母亲忿忿不平地说，哼，说起来还是什么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摆什么阔气，自己该往外拿的时候，却是一毛不拔。我母亲越说越来火，她最受不了别人说她是小市民，为了这句话，她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来：

“真不知道谁是小市民了，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要论出身，我比你那个丈母娘不知强多少，你爸爸是不行，说起来是个历史反革命，我哪一点比你丈母娘差了，她凭什么就看不起我，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家。”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回城以后会有这些麻烦，做梦也不会想到结婚以后会有这些苦恼。有时候我觉得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回城，还不如不结婚。我老四可不是那种没有脾气的人，按照我的血性，阿妍娘家的人全部加起来，也不够我一个人揍。但是，这所有的委屈，我都强忍了下来。我再也不像刚下乡那会血气方刚，我再也不是那个几天不打架就拳头发痒的老四，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犯不着那样。

一开始，我忍气吞声，完全是因为阿妍，一想到她辛辛苦苦地等了我这么多年，一想到她这么多年没有变心，眼见着她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受多大的委屈都无所谓。要说忍气吞声，阿妍才是真正的忍气吞声，能和我母亲共处，能和我那宝贝妹妹共处，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阿妍的处境要比我艰难得多，我赌气可以不去丈母娘家，她却得天天回到这个家里来受罪。阿妍是那种有了委屈都不会觉得委屈的人。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懒得与丈母娘计较。打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多少年来的拳练下来，我也逐渐悟出了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有很多事是没办法计较的，我知道丈母娘看不起我，看不起也没办法，她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她呢。只要我自己事实上混得并不像丈母娘想得那么差劲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好好地学门手艺。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有一门好好的手艺才行，我年龄已经不小，不抓紧不行了。

那时候的人对学手艺根本不看重，大家反正是拿一样的钱，都是三十多块钱。当时的餐饮店都是公家经营，小伙子都喜欢干跑堂，因为这样可以在外面大堂里与女孩子说笑聊天。当时也没什么生意，空闲得很，没有什么公款吃喝这一套，哪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馆子。当时大家都穷，手上都没什么钱，吃吃喝喝仍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嫌疑，因此也没什么客人。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吃苦耐劳，知青出身的人都不怕苦。怎么也比在农村好，怎么也比当农民强。能吃苦耐劳绝对是件好事，我这人后来再怎么堕落，但是吃苦耐劳的习惯没改变过。当时一起进店的几个年轻人中，只有我肯认真地学习点技术，只有我肯动脑筋，只有我肯虚心学习。

我得到了李延龄师傅的好感，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没有人知道这老头有一手绝活。李延龄那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在文革中也下放过，调回来以后，差不多已到退休年龄。他一直遗憾没有人肯跟他学手艺，看我愿意学，就很认真地教我，那真是手把手地教。说老实话，当厨师真没什么难的，只要你肯动脑筋，肯虚心学习，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入门。我很快就学出了一些门道。当然了，能遇上一位好师傅这才是你的运气。李延龄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艺活的事，认真学，能有个一百来天，就足以蒙人混事，但是你如果要更上层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老四悟性不错，千万不要满足一些皮毛，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当厨师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那时候，找我的帮忙人渐渐多起来，那个年头不像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找个熟人，都要开后门。凡事一定要有熟人关照才靠得住，那些喜欢上馆子的人都希望与我交朋友，我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是些手头有钱的角色，按照李延龄师傅的说法，有能耐的人才会经常上馆子，你多结识一些这样的人，日后自然会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跟李延龄学了一年多手艺，他老人家就退休了，当时是真不把他当回事，不像后来，烹饪界动不动就喊他李老，尊他为厨王。

我差不多就算是李延龄的关门弟子了，他退休以后，我常常一本正经地到他家去请教，听他传授经验。说老实话，我还就是喜欢琢磨这菜这么烧才好。李延龄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外地，我便像他的儿子一样照顾他。他老人家生病了，发烧感冒什么的，包括割痔疮，都是我和阿妍陪他上医院。他的房子漏了，我去找房管所的朋友帮忙，将他房子的屋顶拆了重建。有一段时候，我们还差点为他找个老伴，他因此对待我也像儿子一样，什么话都跟我说，什么绝活都不保留。后来我自己开馆子，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公开打李延龄关门弟子的招牌，他老人家怕我坏了他一世的英名，并不是特别高兴，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毕竟我在他身边为他做过不少事情。

要说李延龄师傅那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解放前，许多国民党的大亨，都吃过他做的菜。南京这地方当时是国民党的首都，他曾经是出过大风头的人物。李延龄的观点就是，当厨师首先打出名气，这道理就像今天的馆子一定要有招牌菜一样，名菜名馆名人，作为一名厨师，只有和上层人物打交道才能成名。据说早在解放前，周恩来就知道李延龄的大名，到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陪外宾来南京参观，突然想到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让他掌勺，说是很怀念他做的菜。一个国家的总理隔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能记住他，可见李延龄当年的名声有多响亮。这事一度传为佳话，李延龄也一直引以为自豪，但是说老实话，就算是有过这件事，李延龄刚退休那会，仍然没人把他当回事。

李延龄后来成为厨王，成为南京餐饮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那个丈母娘过日子，是再有钱也舍不得用。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没用的女婿偶尔也有用得上的时候。有什么事了，比如丈母娘和老丈人过生日，阿妍的小妹结婚，小弟结婚，就让我去掌勺。七十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办喜事不上馆子，都是在自己家里操办，如果地方不够大，还要借邻居家的地盘，屋檐下院子里，只要是个地方就行。不仅是丈母娘家给我这个露脸机会，她家的亲戚朋友家也纷纷邀请我去。毕竟我是出身名门，人家一听我是什么馆子正经八百的厨师，先从心底里开始佩服了。有一次，我还将我师傅李延龄请出山，由他老人家亲自出面为大家做了几样菜，有一道鱼做得真是绝对有水平。可惜好菜也要有人品，遇上不懂吃的人，也是白花力气。我做的这些事，做了也就做了，仍然还不足以提高我在阿妍家的地位，虽然吃的人赞不绝口，她家的人却从来都不肯说我好。

阿妍那时候卖猪肉也是个很吃香的工作，因为猪肉价格都是统一的，瘦肉肥肉一个价，给多少瘦肉搭多少肥肉，全看卖肉的高兴。很多人为了少搭一些肥肉，拚命讨好巴结卖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卖肉的绝对比知识分子有地位，当时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愿意和阿妍交朋友。我们的日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总的来说，日子过得很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我天天骑自行车送阿妍去上班。那时候社会风气并不比今天差，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因为在菜场上班，她天天都是半夜三更地就得赶过去。阿妍并不要我送，她根本就不在乎，我母亲也为这事老跟我犯嘀咕，说你这样，天天要少睡多少觉。我说少睡觉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去送她，我愿意天天这么送她。

虽然一路上也没什么话可说，但是她坐在我的车后，用手搂着我，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只有在这时候，只有在这黑咕隆咚的夜晚，穿过静静的小巷，骑在大马路上，我才感觉到她真的是我的老婆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感觉甚至比睡在同一张床上都实在，阿妍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人家明明早就是你的老婆了，你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觉？”

阿妍又说：“我不是你的老婆，是谁的老婆？”

受李延龄师傅的影响，我开始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名流。当时和我来往的人中，有名演员，名中医，名西医，名教授，还有嘴馋的官员。说起来也可笑，我一度还当了票友，正红八百地学唱过几天京剧，唱的是花脸，样板戏中那几段的著名的唱腔，我都能唱，唱得还蛮像回事。当票友之外，我开始养花，玩小鸟，颇有些遗老遗少的味道。那时候，送阿妍上班回来，我便直接去公园打拳。我再也不打陈式太极拳，而是改打杨式太极，有时候是和父亲一起练，他不断地有些新徒弟，我们就在一起练推手。

阿妍怀孕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我没想到会出意外，因为一开始，好像都很正常。我当时有个玩得不错的朋友姓居，是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这家伙要比我大个十岁模样，后来成了著名的妇科专家。我们成为朋友，除了他嘴馋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也喜欢唱京剧，他是反串，唱青衣，我们在一起唱《沙家浜》，我演胡传魁，他演阿庆嫂。老居到我们家来玩，看了看阿妍的身材，随口问了她一些情况，便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老婆以后说不定要破腹产的。他说她的什么骨头方面可能会有些问题，我当时也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我和

阿妍曾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

后来老居又提醒我，说是高龄产妇，多小心为好。于是我们就再次去老居所在的妇幼保健医院做检查。

老居要亲自为阿妍做检查，他穿着白大褂，戴着个大口罩，把阿妍带进检查室，让她脱衣服。阿妍突然犹豫了，她不愿意让一个男人看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不愿意让一个认识自己的男人。我也觉得这有些别扭，因为也没想到会是老居亲自出马。我只是让他帮我找一个熟悉的医生。到了这关键时刻，我只好对老居把话挑明，希望他能为阿妍找名女医生。老居怔了一下，微笑着点点头，他显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和老居在走廊里说话，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女医生为阿妍做检查，检查出来，那女医生对老居说了半天，老居聚精会神听着，不住地点头。

老居对什么事似乎有些不放心，反复看着病历。

女医生说：“我看问题不太大。”

老居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关照阿妍，一有异常，立刻来医院。又让阿妍尽量少吃些东西，说如果肚子觉得饿，可以多吃些蔬菜。

老居的意思是，现在正处胎儿发育阶段，阿妍吃得太好，胎儿的营养多，就会变大，大了，生产时就可能会出现困难。那时候，阿妍的肚子已经明显地能凸出来了，她站在那里，人高马大，老居与她相比，显得又瘦又小。这两个站在那说话，我在一旁看着，只觉得有些滑稽。当时阿妍的胃口特别好，我母亲和丈母娘自以为是过来人，都不赞同听老居的话，她们觉得人是铁，饭是钢，那有故意少吃东西的道理。双方的老人都鼓励阿妍多吃，阿妍自己也贪吃。她的肚子像小山一样地逐渐挺起来，走路时一歪一歪的，像个鸭子。

在一开始，阿妍一直觉得发生的意外与我有关。她怀孕以后，我还是忍不住要跟缠着她做那件事。她也不忍心拒绝我，但是担心会出问题，我说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呢，孕期开始三个月和临产前两个月应避免***，其他时间自然就没事。她拗不过我，每次都有些提心吊胆，怕伤着肚子里的胎儿。说老实话，我们真是小心翼翼，像做贼似的，偏偏后来还是出了问题。又偏偏阿妍是个认死理的人，她坚决认定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为了这件事，她和我闹得不可开交，觉得这都是我的过错。我也一度被她弄得十分疑惑，弄得将信将疑。后来，我很认真地与老居谈过这件事，老居说这根本不可能，那些医学书上的话是对的，就算是有些小小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难产的原因多种多样，很多人都在怀孕期间继续***。说老实话，我确实是后悔过一阵，出了这样的事情，你总得找点原因。我后悔自己那方面的要求强烈了一些，可是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心里一直在嘀咕，既然严格按照书本上的话去做了，为什么还会出事。这一点始终让我百思不解，想到了心里就隐隐作疼。

要知道，到我们这个岁数，都太想有个小孩了，我们不应该拿小孩的生命去冒险。我当然没想到阿妍会难产，没想到小孩会死，更没想到阿妍从此就再也不能怀孕。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意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当时的情况还真有些危险，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不得不把去门诊把老居也请来，老居当时已是全院最好的妇科医生，他来了以后，亲自动手抢救，要不是他果断做手术，阿妍的一条性命都可能搭上。

阿妍对我充满了怨恨，她把怨恨都集中到了我的铲刀把上，赌气说一辈子也不干那事了。大家都劝她，医生也开导她，她的神经甚至为此都有些错乱。这实在是一件太让人痛苦的事情，有一段时候，她就知道喋喋不休地怪我，好像我真是什么杀人犯一样。她因为这件事痛不欲生，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变得动不动就要走极端。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只能尽量地让着她，随她说什么都不还嘴。阿妍是个认死理的人，她认定的东西，你说什么也别想改变她的主意，你说什么也没用。到后来，我干脆就不搭理她，随她去唠叨。

渐渐地阿妍自己也明白过来了，知道事情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也终于知道其实是冤枉我了，用这种事来没完没了地埋怨我是毫无道理。

她的一个女友用事实开导她，笑着说：

“这有什么呀，阿妍，我怀孕那会，就特别想做那事，肚子大的都像小山一样，还不是照样做，那时候，感觉好得很呢。我就那么躺在那，我老公爬上爬下忙个不停，他才不管什么孩子不孩子呢。”

她的女友怕阿妍不相信自己的话，又补充说：

“我老公就喜欢我怀孕时的样子，我告诉你，女人挺着个大肚子，对男人来说，要多刺激有多刺激。”

阿妍于是又开始为自己再也不能生孩子自责。

医生说，像这种意外的情况，只有为数不多的女人才会遇上。很可能一百个人都不会有一例，甚至一千个都不会有一例。

可是人要是真倒起霉来，就没什么办法，这种事偏偏就让阿妍遇上了，就像中头彩一样。要知道，我们当时的年龄已经都不小了，很在乎有这么一个小孩。我们已经做好了当爸爸妈妈的准备，怎么会想到难产，怎么会想到因为难产，连以后都不能再生育了。阿妍因此也由自责转而自卑，她知道我是独子，加上自小在家庭里，就受到重男轻女的影响，渐渐开始感到了不能生育的压力。

我因为阿妍难产，心情变得很不好。原来那种平静的生活，突然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悠哉游哉，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得其乐。一开始似乎还没有觉得什么，好歹阿妍的性命保住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青山还在，阿妍却再也不能怀孕。想到我们以后再也不可能有孩子，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母亲动不动为了这件事叹气，说阿妍不能再生孩子，老蔡家这姓到老四这不就结束了。她对父亲没什么感情，可是对蔡家是否断子绝孙非常在乎。

为了这事，我很猛烈地发过一次火，拍桌子摔板凳，不许家里的任何人再提起。于是我母亲不敢当我面再唠叨，我真发火了，她通常都是让我的，知道我会走极端。那时候，我们家里通过朋友刚弄了一个液化气瓶回来，我一怒之下，扬言要点火把家全烧了。我母亲和我妹妹知道我脾气坏，当了我的面从此再也不敢说这些事，可是当面不说，不等于背后不说，不等于就不在阿妍的面前说。

我那时候最忌讳别人说断子绝孙这话，谁要是用这事来惹我，那便是找不自在。有一天，几个年轻人在我们店里喝酒，多喝了一些，闹起事来，在大堂里与陆大明要动手。陆大明是我们店的伙计，平时也算是个有些邪气的人，很少有人敢招惹他。这一次，对方仗着人多，真打起来，陆大明明显吃亏，眼睛也肿了，鼻子也出血了，我看看情形不对，便冲出去帮忙，三拳两脚，就把那些猖狂的年轻人打跑了。

店里的女孩子看到我如此神勇，都很吃惊，说：

“想不到老四你这么厉害，拳脚这么快。”

我倒是无意出风头，陆大明却死要起面子来，说就算是没有我的帮助，也没什么，他照样可以应付，他才不怕那几个鸟人。这小子是地道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好心好意帮了他，他不说一声谢谢，反而觉得是我多管闲事。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要不要我去把那几个小狗日的再给你找回来，你们重新打一场。

说老实话，我已经多少年不打架了。在店里，我是一个埋头业务的上进男人，从来不惹事生非。大家都忘了老四打架的名声，我自己也差不多都忘了。陆大明大约还知道一点，因为他是那种在社会上混的人，他应该知道我老四不是个善种。可是他大约叫人给打糊涂了，竟然胡搅蛮缠地追着我吵架，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别人越是在旁边劝，他越来劲。我越不理他，他越觉得我怕他。

我就说：“好吧，陆大明，是我不好，下回你让人打死了，也不管我的事。”

他的气焰更嚣张，说：“他娘的哪个断子绝孙的要人帮忙，你是什么东西呀，我一点都不稀罕。”

我问他：“你说说清楚，谁断子绝孙？”

陆大明鼻子里流出来的血刚刚止住。那天他是天生地找打，天生地欠揍。在一旁劝的人看我真来火了，连忙都上来拦我。看到有人拉架，陆大明更加肆无忌惮，竟然扬言准备和我对打，说是要单挑，说你要有胆子，就动手，别动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人，怒火上升，便悄悄地接近他，他根本没想到我会那么快就出手，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我一拳已经朝他鼻子上捶过去。这一拳结结实实，啪的一声，就好像打在一个什么脆的东西上面，声音立刻在大堂里回响。陆大明双手捂脸，低着头不吭声，我一个健步上前，连续一套组合拳，打得他全无招架之力。我这一辈子，打过无数次架，没想到这次会失手，会将陆大明打成重伤。这家伙根本不禁打，几拳下来，他一下子跌到在地上，顿时口吐血沫，再也爬不起来。我依然暴怒，认定他是装死，对他继续拳打脚踢。

我当时也有些疯狂，在过去，我老四虽然凶狠，该住手也就住手了，偏偏这一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旁有人在喊“别打了，别打了”，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下手越来越重。我说你赶快给我起来，不是要单挑吗，爬起来打呀，你装什么孙子。大家赶快打电话喊警察，喊救护车，不一会警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我被警察带走，陆大明被七手八脚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因为这件事，判了两年徒刑。陆大明因此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后悔已经来不及。说老实话，我后悔是因为自己从此丢了工作。那时候，只要一被判刑，工作和工龄就全没了。刑满释放，我从牢里放出来，回到家里，我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四，你以后怎么养活自己？”

阿妍安慰在一旁说：“妈，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

“有什么办法？有屁的办法！你倒是说的轻松。”

我想回到原来的店里去，店领导说，我们当时将你开除了，既然是开除，就不能再让你回来。店领导又说，你没有工作，这怨不了我们，你年龄也不轻了，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控制情绪。

于是我走上自己开店的这条路，开了一家小餐馆。当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刚开始有做生意当个体户这一说法。那时候，最初敢出来做生意当个体户的，都是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刚从牢里放出来，找不到工作，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有正式工作的人根本不屑干这些事，大家把铁饭碗看得很重，一个人没正式工作，在当时绝对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说老实话，想想我老四这几拳打得真不值得，好端端的一个工作，自己刚刚混出人样，就轻而易举地全丢掉了。我仿佛从天堂被打到了地狱，从一名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一下子又落到了比当知青更惨的境地。

一开始，对于如何开餐馆，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正好阿妍的一个姨妈有个街面房可以出租，我们就将它租了下来，租下来以后，为了慎重起见，我和阿妍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到处乱转，看到有小餐馆，便冒冒失失地上前向人打听，问人家应该怎么做生意，菜的价位怎么订才合适，万一做不下去怎么办。有一天，我们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餐馆，一位标致的老板娘把我们迎了进去，知道我们不是上馆，只是打听些事，立刻毫无保留地为我们作介绍。

这是个热情洋溢的老板娘，什么话都肯说，什么话都不隐瞒。她老公在一旁嘿嘿地陪着傻笑，说什么都跟着胡乱点头。阿妍提出要参加一下厨房，老板娘便红光满面地领我们去。

我记得那女人反复说的四个字就是：“多大的事！”

阿妍对她提了一大堆问题。

“你管它呢，先做了再说，多大的事，”老板娘觉得这些都算不上问题，“什么事都先做起来再说，你怕什么，天又不会坍下来，再说就是坍下来，也未必就真砸到你。多大的事，不就是买点锅碗瓢盆。你说这能是多大的事。”

从这家小馆子出来，阿妍还有点犹豫，我却觉得信心十足，仿佛已经看到了美好前景。阿妍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自己怎么也比那个老板强，像他那样的人，都有胆子开餐馆，我老四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阿妍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便告诉她，说只要到厨房里看上一眼，大厨师的基本水平就能看出来了，这肯定是非常一般化的厨师，肯定是个野路子的家伙。这种烂人都敢开馆子，科班出身的老四肯定比他强得多。

这以后不久，我们的餐馆就正式开张了。刚开张的时候，连续一个多星期，没有一个客人上门。真是迎头一棒，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惨。门庭冷落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可是竟然这么糟糕，自然是不会想到的。连续多少天，人们从我餐馆门前走过，只是好奇地往里看几眼，然后就掉头走了。

那时候，要上馆子就是上国营的大馆子，要不然就是去小吃店吃馄饨吃面条。大家似乎不习惯到私人老板开的馆子里吃饭，总觉得像我们这样突然冒出来的小馆子是黑店，肯定要宰人的。刚开张那阵，我们连冰箱都没有来得及买，当时买这玩意要凭票，必须找熟人才行。是冯瑞帮我们弄到了一张冰箱票，那时候他还在商业局当秘书，冰箱票紧俏得不得了。真去付钱提货的时候，我和阿妍都有些犹豫了。说老实话，如果这生意真做不下去，还不如不花买冰箱的冤枉钱算了。那时候的人，买冰箱已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花这钱要横想竖想，根本不会想到以后家家都会有冰箱，根本不会想到冰箱会成为最普通的家用电器，结果还是冯瑞笑着开导我们：

“买，买回家了，玩一阵，不想要了，你们把冰箱退给我，我保证你们不会损失一分钱，我原价退给你们。”

我说：“冯瑞，这生意究竟能不能做下去，我是一点底都没有。”

冯瑞脸一板，说：“到现在反正也没什么可损失的了，老四，我不明白你怕什么，你老四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怕什么？”

冯瑞说得对，都到了这一步，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阿妍说：“我们就买吧。”

于是我们就咬咬牙买下了那台冰箱。现在说起来，真得好好地感谢这台冰箱，当然更得好好感谢冯瑞。这台冰箱的钱，当时还是跟我姐借的，买的时候就在担心，不知道这钱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如果不买冰箱，生意很可能就不做下去。刚开始的生意确实不好做，我们既然买了冰箱，已经花了这么大的本钱，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已经投资了，骑虎难下，这小餐馆想不开也得开下去。很多事情根本就说不清楚，没想到我们很快度过了难关，不仅将冰箱的钱还了，而且生意说红火，就立刻红火起来。生意不好的时候，门庭冷落，你傻坐那没事可做，等到生意真红火起来，人呼呼地都涌来了，你忙都忙不过来。

唉，现在回想起来，平心而论，那真是做生意的好年头。那年头，只要你肯去做，只要你能咬咬牙，做什么生意都能发财。我们那条街上，越是盲流，越是下三滥，越是没什么身份地位，越是平时什么都不能干的人，发财发得越快。那时候许多人都一窝蜂地做盐水鸭生意，南京街头是地方就有卖盐水鸭的，要说这活根本谈不上什么技术，可是用不了几年，你肯定会成为万元户。真的只要你做，只要你肯做，只要你敢做，没人不发财。那时候发财太容易了，就好像路上有钱包等着你去捡，那时候的万元户差不多能和今天的百万富翁相比，那时候的家庭要是有个一万元存款，光是吃利息，就够活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