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斯特罗虽然离前线很远，但看起来也是凄凉和破败不堪。蜂拥而至、身着破旧制服的士兵，在大街上四处游荡，试图让自己暖和一点。在一面几乎就要倒塌的破围墙上，我偶然看到一张还是去年贴上的去的海报，上面写着，“六头英俊的公牛”将于某月某日在竞技场上被杀死。海报上那种褪去的颜色看起来是怎样一种遭人遗弃的感觉啊！这些英俊的公牛和英俊的斗牛士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说起来，如今即使在巴塞罗那也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斗牛表演了，不知什么缘故，所有最好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们用卡车把我们连队送到谢塔莫，接着向西前往阿尔库维耶雷，驻扎在萨拉戈萨前线之后。谢塔莫在无政府主义者十月最终占领之前，经过了三次争夺，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战火碾成碎片，大部分房屋上都有来复枪打出的弹痕。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海拔一千五百英尺的高地了。这里奇冷无比，不知从哪儿来的浓雾涡旋而上。在谢塔莫和阿尔库维耶雷之间，卡车司机迷路了（这是战争期间常有的事）。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浓雾中兜圈子。当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时，已经是深夜了。有人带领我们穿过泥泞的沼泽，来到一个骡厩，在那里，我们一头倒在谷壳堆上，迅速地睡着了。谷壳要是干净的，睡上去感觉倒也不那么坏，没有干草那么好，但比麦秆要好多了。直到旭日东升，我才发现谷壳上满是干面包皮、旧报纸、骨头、死老鼠和被撕得乱糟糟的牛奶盒子。

我们离战线已经很近了，近得能闻到战争特有的气味——我的经验是：排泄物和腐烂食物的气味。阿尔库维耶雷从未被炮轰过，所以它的情况要比大多数直接成为战场的城镇好得多。但是，我相信，即使在和平时期，只要你在西班牙的这些地区旅行，就免不了会为阿拉贡众多村庄特有的肮脏而苦恼。这些地方建造得就像是一个要塞，大批质量低劣，用泥巴和石头建造的小房子簇拥在教堂周围。即使在春天，也到处看不见一朵鲜花；这些房子都没有花园，只有后院。在那里驴粪成堆，不时有家禽从上面跑过。气候恶劣，不是雾就是雨。狭窄的泥土路被搅成一望无际的烂泥沟，有的地方竟达到了两英尺深。在这样的道路上，卡车与自己的轮子较劲，农民们的那些笨重的大车由一群骡子拉着，有时候竟达到六头之多，且总是一前一后纵列成行地牵拉着大车，接踵往来的人流使得整个村庄变得难以言状的肮脏。这里没有而且也从未有过一个厕所，或任何形式的排污沟。这里没有哪怕只是一平方码的地方，你可以不用仔细察看一下就能落脚。长期以来，教堂被当作厕所使用，教堂周围四分之一英里内的所有地方，也被派上了同样的用场。在我参与战争的头两个月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在冬季里，留茬地的边缘竟然还有粪便结成的硬壳。

两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来复枪发放给我们。要是你去过，并且看到过墙上成排的弹痕——弹痕是来复枪齐射造成的，各类的法西斯分子在那里被处决——你也就看到了阿尔库维耶雷所包含的一切。前线，局势一直很平静，受伤的人很少。最叫人兴奋的就是法西斯阵地的逃兵，他们是被从前线带回来的。在战线的这一部分，很多与我们作战的敌军士兵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只是被可怜地强征入伍的，战斗刚打响时，他们极为害怕和紧张，根本不敢逃跑，就一直在里面服役。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以为战事已经缓和，常常冒着风险接近我们的阵地。如果不是他们的亲属还在法西斯的地盘上的话，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做。这些逃亡者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与我们之间并无多大的差别，除了他们穿着卡其布的外套。他们刚来时总是一副饿死鬼的模样，拼命地吃东西——这相当自然，因为他们已经在战线间的无人地带躲躲藏藏地走上了一两天。但人们总是乐于把这作为一个证据，得意洋洋地指出，法西斯分子正处于饥饿之中。我见到过一个法西斯分子被安排在一个农民的家中吃饭。不知何故，看了以后还有点让自己产生了某些同情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高个子男孩，风吹得面色发暗，衣服破破烂烂，蜷缩在火堆旁，端起一盘炖肉，不顾一切地快速吃了下去。而他的眼睛则自始至终都在来回扫视围在他身边的那些民兵。我想，他仍然对眼前这一切半信半疑，即，我们是嗜血的“革命者”，一等他吃完饭就会对他开枪射击。负责监督他的那个武装军人不停地轻拍他的肩膀，并发出令人感到宽慰的声音。有一天特别值得纪念，一次就押来了十五个逃兵。有个人在他们的前面，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一匹白马，领着他们穿过村庄。我设法拍摄了一张不算清晰的照片，但不久以后，这张照片就不知被谁从我身边偷走了。

在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的第三天早晨，来复枪运到了。一位脸色深黄的中士把它们放在马厩里。当我看了他们发给我的家伙时，我顿觉遭到巨大打击并感到沮丧。这是一支德国长毛瑟枪，制造日期是1896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外表锈迹斑斑，扳机很涩，从枪口往里看，枪膛也已锈蚀，完全没有继续使用的指望。大部分来复枪也很糟糕，其中一些甚至更糟，兴许根本就没想过要让会用来复枪的人用上最好的枪支。这堆枪中最好的一支也有十年了，但却被发给一个有点弱智且鸡胸的十五岁男孩，大家都公认，他是个女人气的男人。教官给我们做了五分钟的“指导”，其中包括如何给来复枪上子弹，以及如何把弹膛中的子弹取出来。大多数民兵在此前从未摸过枪。我猜想，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瞄准器是干什么用的。子弹是按每人五十发配给的，接下来就开始排队，我们把背包扎好背上，然后出发，开赴三英里以外的前线。

我们这个百人队，只有八十个人和几条狗，大家疲惫不堪地沿着曲折的小道向前走。每一个民兵纵队都至少有一条狗，人们把它作为吉祥物。有一条与我们一起行军的可怜的畜牲，身上都烙上了poum几个大写字母，走起路来也是偷偷摸摸的，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尊容有问题。乔治?柯普，这个结实的来自比利时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黑马，行进在队伍最前面的红旗下；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一个年纪轻轻的民兵（来自民兵的骑兵队，他们的样子活像一帮土匪），在欢快地骑着马前奔后跑，每逢高坡都要急驰而上，然后在最高点上摆个奇特的造型。西班牙骑兵的这些良好的马匹，都是革命期间四处征集，并转交给这些骑兵的，而这些骑兵呢，其实，就知道忙着把这些马匹骑到累死为止。

道路在贫瘠的黄色田块之间延绵，这些农田自从去年收割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我们的前方是阿尔库维耶雷和萨拉戈萨之间的齿状山背。现在，我们离前线越来越近，离手榴弹、机关枪和沼泽地也越来越近了。背地里说一句，我被吓着了。但是，我明白，眼下的战线是平静的，我不像身边大多数人那样，以我的年龄而论，已能记得大战了，虽然尚且没有大到能够参加大战。对我而言，战争意味着咆哮的炮弹、钢铁被炸成碎片，最重要的是，战争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寒冷。说来也许有点古怪，我害怕寒冷甚于害怕敌人。在巴塞罗那期间，这种感觉就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夜晚，我甚至常常会突然醒来，想象着在湿冷的战壕里、在可怖的破晓时分作好战斗准备、抱着结霜的来复枪站岗的漫长时光、冰冷的泥浆漫入军靴等所有冰冷的感觉。我也承认，当我仔细看一下与我一起行军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也会感到恐怖。你很难相信，我们看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自由散漫，凝聚力还不如一群绵羊。我们还没走出两英里，后面的队伍就已经看不到了。而且，我们这批男子汉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六岁。但是，他们对终于能够到达前线，全都既高兴又激动。在我们接近战线时，这些摇着红旗、跑在队伍前面的男孩们开始高呼“visapoum”（马统工党万岁）、“fascisas—maricones！”（法西斯分子——娘娘腔）以及诸如此类的战争期间常常呼喊的带有威胁性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从尚带童音的嗓子里喊出，听起来却显得很可怜，宛如小猫的叫声。想想都觉得可怕，共和国的保卫者居然就是这样一群衣着破烂，扛着几乎报废的来复枪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开枪。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有一架法西斯的飞机从我们行进队伍上空经过会怎样，飞行员会否乐意费事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对我们扫射。我确信，即使在高空中，他也能够看出我们并非真正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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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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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延伸进齿状山脊后，我们拐上了右边的岔路，一条狭窄的骡马小道。小道在山侧坡蜿蜒而上。西班牙这一地区的山脉地形十分奇怪，形状颇像马蹄铁，顶部比较平坦，四周非常陡峭，山下则是无底的峡谷。在高高的山坡上，除了矮小的灌木和石南之外什么都不长，只有巨大的石灰岩从坡体中突兀而出。在这里，前线没有连续的战壕，在这种多山的国家里也是不可能的。前线一般由一连串加强的岗哨组成，这些岗哨通常被称为阵地，多设在每座山的山顶。在老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的阵地设在马蹄铁的顶部，看到用沙袋堆成的简陋的掩体，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防空洞里飘出来的烟。再靠近一点，你就能闻到令人作呕的略带甜味的恶臭，此后，这种怪臭在我的鼻孔里停留了好几个星期。我们阵地的正后方，几个月来的生活垃圾全都集中在这里——面包皮、大小便、生锈的罐头盒等等全部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度腐臭的大粪堆。

由我们来替换的一队民兵正在收拾他们的背包。他们来前线已经三个月了。他们的制服糊满了泥巴，他们的靴子破成了许多碎片，他们的脸上全都胡子拉碴。指挥这个阵地的指挥官名叫列文斯基，可大家都管他叫本杰明，他生于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但母语是法语。他从防空壕里爬出来，向我们问好。他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二十五岁左右，有一头很硬的黑发，一张带着渴望、苍白的、在战争期间总是难免肮脏的脸。有些流弹在我们上空呼啸而过。这里有一个半圆形的战壕，直径长约五十码。有一堵胸墙，部分是用沙袋、部分是用石块砌成的。大约有三十到四十个防空壕，全都深入地下，有如一个个老鼠洞。我和威廉，还有威廉的西班牙连襟迅速扑向最靠近的防空壕，那儿还未被人占据，看起来尚能容身。在前线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来复枪声，并在众多的山谷之间形成了奇怪的、绵延不绝的回声。我们刚刚卸下背包，从防空壕里爬出来，又听到了另一声枪响，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孩子从胸墙那里飞快地跑了回来，满脸鲜血。他用自己的来复枪放了一枪，在拉开枪栓试图吹去枪膛残烟时，不知怎么回事，子弹在枪膛里突然爆裂，弹壳碎片把他的头皮炸得残不忍睹。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伤亡，尤其是，这是自己造成的。

下午我们第一次站岗，本杰明带领我们四处走了一遍。在胸墙前面有一溜狭长的壕沟，这是在岩体上挖出来的，有些石堆上还砌了极其原始的射击孔。这里有十二个哨位，分布在战壕和胸墙后的不同部位。战壕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再往后看，山坡向下延伸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峡谷，在对面，只有光秃秃的群山，尽是飞岩绝壁，显得灰暗而苍凉，全然没有生命的迹象，甚至连一只飞鸟也没有。我全神贯注地从射击孔向外窥视，试图发现法西斯的战壕。

“敌人在哪里？”

本杰明把手一挥，“在腊（那）里。”（本杰明说的是英语——糟透了的英语）

“但是在哪儿呢？”

根据我对堑壕战的概念，法西斯分子应该在五十到一百码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看起来，他们的战壕隐蔽得很好。后来，当我终于看清本杰明所指的地方时，我感到既沮丧又不安；对面的山顶隔着溪谷，离我们这里至少也有七百米远，只能看到法西斯分子阵地上战壕的轮廓，以及一面红黄相间的旗帜。我感到无可名状的失望。我们连接近他们都还谈不上呢！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们的来复枪完全不起作用。但就在此时，有人发出了激动的呼叫声。两个法西斯分子，远远看去像是两个灰色的小雕像，正在对面光秃秃的山坡上朝上爬。本杰明从靠近身边的人手里夺过来复枪，瞄准，扣动扳机。咔哒！一颗哑弹。我认为这是个很坏的征兆。

新的哨兵刚刚进入战壕，就漫无目的地开枪，胡乱射击一通。我能看到那些法西斯分子在胸墙后面来回走动，远远望去，他们小得就像蚂蚁，有时也会看到那边胸墙上方有个黑点在有恃无恐地晃悠，这是一颗敌人的脑袋。显然，开枪根本不起作用。可就在不久前，我左边的哨兵，以他那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离开了岗位，悄悄地走到我这里，并怂恿我开枪。我试图向他解释，在这样远的距离，用这样的来复枪，除非极其偶然，你根本不可能打到那边的人。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用自己的来复枪紧紧地瞄准一个来回移动的黑点，他龇着牙，就像狗正等着扔过来的一块小石子那样。终于，我对准七百米远的地方开了一枪。那黑点消失了。我希望子弹打得够靠近，至少能把他吓一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人开枪。

现在，我对前线所看到一切深感厌恶。人们竟把这叫做战争！我们还几乎没跟敌人真正接触过！我甚至还从未产生过把头缩进战壕的念头。然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颗子弹就紧贴我的耳朵飞过，发出令人厌恶的尖啸声，钻入我身后的背墙里。啊！我急忙蹲下。我曾经发誓，我这辈子都不会在第一颗子弹向我射来的时候蹲下。但这么做似乎又确实是一种本能，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至少这样地做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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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防炮弹破片杀伤而在堑壕或掩体后所构筑的土垛。——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