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班牙而言，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时期，西班牙人民以及国外志愿人员联合抗击佛朗哥武装叛乱的斗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在其间展示出的精神和情怀，震撼了整个世界，也影响了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所以这段西班牙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同时也称得上是“浪漫主义的战争时期”(何塞?狄亚斯语)，让每个曾经经历过这场血与火考验的人回想起来。都会生发出澎湃的激情和感怀。可是这场内战留给人们的仅仅是虽败犹荣的悲壮和澎湃的激情吗?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回答。实际上，今天世人所能看到的所谓史料，几乎尽是当初政治宣传性的材料，或是没有亲历战争的记者们人云亦云的说法。说“历史服务于政治，政治产生历史”似乎略显偏激，可历史记录总要带上时代的痕迹和意识形态的烙印，这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国。在抵抗佛朗哥叛军的同时，就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争斗中，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宣传，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地遮蔽了历史真相。凭借这部自传体作品，奥威尔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尽管他自己也承认，其中难免有描述上的错误和以偏概全的现象，但还是足以改变人们过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简单印象，读者会发现：比起共和国同法西斯的战斗，共和国内部的党派纷争和政治宣传似乎来得更为可怖，给人的心理带来的阴影和创伤也更为严重。当我们看到作者的朋友柯普——一个抛弃了一切来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且表现十分英勇的比利时人，没有被敌人打死，却仅仅因为自己属于“托洛茨基主义”政党poum(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而被政府投入监狱的时候，一定会被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所震撼。在书中，奥威尔无意攻击苏联当局和西班牙共产党(尽管他们当时的政策确有失误)，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乃至所想，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身份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其经历自然就颇具戏剧性和传奇性，所以无需任何渲染和“艺术加工”，单单呈现事实就足够让我们心弦拉紧、寄情于内。而他对派系攻击和政治迫害的记述非但没有减损故事主题的统一性，反而增加了其中的悲剧美。当然，如若读者把这部传记当作什么悲壮的史诗，那就有些牵强了在宏大的记事和严正的说理后面，永远躲藏着一个谐趣的奥威尔，他的乐观精神和风趣脾性，会让你在读这种严肃题材的作品时不会感觉枯燥，而西班牙人疏于纪律、热情散漫的性格跟英国人严格拘谨、有板有眼的传统碰撞在一起所引发出的不和谐，也会让人忍俊不禁。即使在记叙自己脖颈中弹这等事关生死的时刻，奥威尔也俨然是一幅旁观者的架势，轻松地超然于外甚至躺在担架上，他心中还暗自称赞击中自己的敌兵实在“枪法一流”对于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则全然不在乎。我想，这当中除了奥威尔不畏死的气概之外只有他自己那句自我解嘲的话可以解释了：“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因此，《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会有一种模糊于历史和喜剧之间的感受，在发笑时又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辛酸，无怪乎有人将其与约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并称为二十世纪黑色幽默的两大巅峰之作。稍为细心一点的读者都会发现，这本书中有整整两章乃是***式议论，从叙事连贯的角度看似无必要，甚至对本书的整体样态还会有所毁损一个是描写党派政治恐怖的第五章，一个是分析巴塞罗那战斗中官方虚假宣传的第十一章。这似乎是奥威尔一以贯之的作法，熟知其作品的人一定都会由此联想到《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专门总结伦敦黑话的第三十二章还有《一九八四》中间长篇引述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末尾附录中的那篇《新话的原则》。曾经有评论家就此毫不客气地质疑奥威尔：‘‘你干吗要塞进这些东西?把一本原来很不错的书变成了低级的新闻报道。’’众所周知，新闻体(joumalism)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因为两者在语言功能和语言操作上是截然两途、背道而驰的：新闻语言重在提供信息语气明确；而文学语言则富于表现，蕴涵情感。更确切地说，新闻报道的功能是把事件的情况尽量按照原貌传达给受众，而文学语言则意在激荡起读者心绪中某种特殊、微妙的感受和体验。海明威当年就是因为听从了斯泰因的劝告放弃记者这一行，而从中大受其益的。奥威尔自己做过记者，自然该深得其中要领，比如说其语言就在简约凝练的同时，没有流于新闻报道的简单和俗套，或者换种说法，即使是准确、客观地记录事实，他所呈现给我们的，也是一种“艺术的复原和再现”(董乐山语)。既然如此，奥威尔为何偏偏执拗地“塞进”这两章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目的——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在经历了这一番复杂的政治纠葛和危难之后，作为一个有道德操守和良心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外公众对事实(众多无辜的人被投入牢狱)缺乏了解的情况，他实在是别无选择。事实上，奥威尔写作本书的初衷也就是要揭示真相，而非编织构造生动感人的故事，或者展示自己光荣的战争经历，换言之，正是在这两章想说的话，才促使他写就了整部自传，所以他敢于在第五章开头赫然宣称：“如果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毫无兴趣，请跳过这些内容不读，正因为此我才将其中的政治部分列为单独的一章。”尽管在体裁上不是，可本书毕竟有着很强的叙事性。所以如此大胆的做法，纵使是见识过后现代叙事的当代读者，也会有些惊讶和意外，更莫说是三四十年代里那些仍旧囿于维多利亚传统的读者。况且奥威尔本人也曾坦陈：《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政治性书本，而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性和文学性似乎永远是互相抵触的。再加之其他一些因素，这本书起初颇受冷遇，刚在英国上市时购阅的人并不多，而在美国，更是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然而时间是考验一部作品最有效的准绳，这部当时几乎无甚影响的力作，终归还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文体学家开始注重书中简洁到位、一针见血的“奥威尔语言”，历史学家将其奉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权威性文件，报刊述评则称其为“现有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好的书”(《纽约客》)。于是乎，当其他记录西班牙内战的书籍遭受新闻报道般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尘封、被湮没的时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却一直生还，甚至保持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成为“奥威尔画廊中最精美的一幅自画像”。就连那两章被指摘为瑕疵的插议，究竟有何等价值，我们也该重新审视了。但凡不朽之作，无一不是在描景状物、叙事写人的基础上触及到了最根本的问题——人性，而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复杂残酷的政治，无疑是凸显人性的绝佳场合。因此，我们诚然可以跟在批评家的身后。也去指划奥威尔创作手法中的这样或那样的所谓不足和缺陷，可谁也不能否认，他对人性的展现和探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是具有极大震撼力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本人在读奥威尔的时候，会暂时忘却布莱希特的“间离化”理论、忘却新批评派的“感受谬误”观，一句话，放弃自己“批判的头脑”(criicalmind)，甘心做一名被动的接受者，找寻身临其境的感觉，跟随作者的记叙，同他一起去经历激战、一起去重温史实、一起去探求人性的力量。我相信，奥威尔也不会把读者引入什么盲目的“现实主义幻境”(realisicillusion)中，而是交还给我们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和一个更具批判精神的头脑，去追求一个更加澄明和本真的世界。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圣经?旧约》箴言xx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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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奥威尔原著引用的圣经出处为《箴言》，第二十六章，5—6，略有出入。——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