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那个专家姓魏，五十多岁的年纪，小个子，说话慢条斯理，笑容特别和蔼。魏大夫看了病历和片子，听他描述了情况，沉吟了好一会儿，抱歉地说，没见着病人，我没有把握。

“求您再仔细看看，您再仔细看看。求您。孩子才十二岁，瘫了，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孩子才十二岁啊。”想起这多年的许多事，万般滋味皆在心头，这个平时被别人称为“又酸又臭又硬又硌”的“茅坑石头”的中学教师，这时再也忍不住，竟然对着一个陌生人“扑通”一下跪了下去，泪水如泉涌，把老校长给他的那个纸包往魏大夫兜里塞，哽咽着说道：“大夫，我这十多年，都本本分分地做人，党和国家让下乡就下乡，让扎根就扎根，别人想方设法回省城、进市里，我老实巴交地扛锄头扎根乡村，早年当乡村教师，从三年级教到初二，语文数学和物理全包，我对得起别人的娃娃，就是没给自己的娃谋过啥。现在到了这时候，想给他谋条生路也没本事了。”他边说边流泪，说到后来哽咽不成声，“我除了给您磕头，是真没别的法儿了。”他说着就真的磕下了头去。

这样的情形，魏大夫三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绝对并不陌生。大多的时候，他只能带着些许的歉疚和遗憾拒绝。他瞧着志光爸爸黄瘦憔悴的脸，脸上纵横的泪水，轻轻地叹了口气。他问了句：“从这儿到县医院要多久？”

“长途车一天两班，得四个小时。”

魏大夫点点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别说还没见着病人，只要手术没做，没完全恢复，我都不能说我一定可以帮上孩子。但是碰见了就算是个缘分。这样，今天在这里上午的门诊完了，下午我还有个会，四点多钟能结束，到时候我想法找个车子，跟你一起去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形。”

他说罢把那个已经被志光爸爸手心的汗水浸得半湿的纸包又塞回他手里，笑呵呵地道：“收好了，你有用钱的地方呢，先别想这些个，我可没把握能治好孩子呢。”

那天魏大夫赶到县医院已经天黑了，他看了志光，作了些检查，又跟他的主治大夫交流了一番，然后要了志光爸爸的联系方法，说：“我回去跟几个同来的同事讨论一下，尽快给你消息。”说罢，他又连夜赶回市医院了。他在这里日程安排得很紧，第二天，还要跟市里各个医院的专家座谈和做两台手术演示。

第二天中午魏大夫就打电话到了县医院，直接跟他们的科主任谈，能否由县医院出辆救护车把志光送到市医院，他说：“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做这个手术，二次手术之后，我认为这个孩子完全恢复的可能超过百分之八十。我们值得尝试，可以把这个手术作为一个示教手术。”

刘志光的父母一直跟他说，他是个“有福命”的孩子，命里碰见了大贵人。

魏大夫就是他的贵人。不，是他的恩人。魏大夫亲自为他联系转到市医院，并且主刀给他做了二次手术，那个手术，他们市有很多医院的骨科主任都去观摩。那是一台在该市被同行带着无限的佩服，津津有味地谈论了不知道多久，后来记到了市医院骨科教学的讲义里的手术。

志光父母觉得欠了人家一个大恩德，心里特别放不下。在当时，他们整颗心都在焦灼的担心中，来来去去转院手术，混乱而又担惊受怕，并没顾上特别地感谢魏大夫。况且魏大夫在志光爸爸几次想要把全校老师凑的钱塞给他的时候，老是笑呵呵地说：“等孩子站起来了，再说。”

志光站起来了，又能走又能跑了之后，魏大夫早就回北京了。原先他们只知道魏大夫是北京的“专家”，后来才听市医院的主任说：“你们孩子真是命好，这可是全国甚至亚洲骨科界都有名的‘魏一刀’呀！”

总有人问起，他们最终送了多少钱的红包，又或者是不是认识什么了不起的人，能让“魏一刀”为了个病人一天来回赶四百多里山路，再亲自帮忙安排，再亲自做这个手术。他每次都老老实实地说：“是魏大夫好心，咱们什么好处都没给人家。连大家凑的那个红包，人家都没收。”很多人不信，更有人说，凑钱时不知道魏大夫是这么牛的大夫，人家是嫌少吧？就你这个脑袋，才觉得好心能顶大用了。

志光爸爸老刘，是个特别轴、特别死脑筋的书呆子，连在县中学这种相对单纯的地方，都被认为是最清高迂腐不识实务的一个，经常被人嘲笑。这一次志光的事，他先是觉得那些人是小人之心，人家说得多了，他忽然想起来魏大夫说过：“等你儿子能站起来走路了，再说。”

既然“再说”，那就还是要说的。虽然现在志光完全恢复了，不“说”谁也没法子，但是在志光爸爸的脑子里，“不说”就简直有点背信弃义的味道，不地道。

在老刘一根筋的脑子里，当大夫的就该救死扶伤，就跟他当老师的就得教书育人一样，如果图病人的红包感谢，医术再高，都不值得敬重。但是，敬重不敬重是一回事，人家把儿子的下半生救了，如果当年是在“暗示”，自己又没拒绝，那么现在就不能事后赖账。

于是，志光初一暑假那年，志光爸爸带着他，揣上家里所有的存折，长途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到了北京，找着了魏大夫上班的医院。他本来想挂个魏大夫的号，然后就能见着他了，结果挂号处的人像看着火星来客一样瞪着他说：“挂魏大夫的号你这大白天的来？那些带着铺盖跟挂号处打地铺的，都不见得挂得上呢。”说着就摆摆手，“你挂别人的吧，不过只有普通门诊，别说魏大夫，所有专家的号都已经没了。”

志光爸爸摇摇头：“我儿子是他的老病人，治好了，我带着孩子特地赶了两天路来北京，想告诉他孩子都好了，想见见他，感谢他。”

挂号处的姑娘“扑哧”就乐了：“您还挺知恩图报的。不过要是您这样的，魏大夫个个都见，挂号见的话，那这种感谢号也得半夜排大队了。得了您别添乱了，带孩子跟北京玩儿两天回家吧。下面儿下面儿。”说罢，目光就直接越过了他的脑袋。

老刘很快就发现这姑娘虽然说话腔调让人不待见，但是说得却没错。门口有种人的职业叫做“号贩子”，专门利用各种关系或者就是雇人连夜驻守挂到专家号然后倒手卖，在他们手里，魏大夫每周半天的十五块钱的专家门诊和另外半天的两百块的特约门诊，都能倒卖到八百至一千块，有时候更高，卖到两千块的时候也是有的。

老刘却犯上了倔，不见着魏大夫，他觉得心里会有块解不开的心病，之后都活得不明不白。他就也买了个席子，带上风油精，大半夜地加入了排号的队伍。

三个整夜，没排到，有个队伍里的老乡愤慨地偷偷跟他说，本来号就紧，还好些都叫号贩子排去了，他们低价地雇些民工，总是能抢在最前头。后来听老刘说明了原委，没好气儿地说，您这样儿的就别来占号了。很多老病号，回来复查的，魏大夫都不叫他们来排队占号，让他们直接到病房找他。我看您也别跟这瞎耗了，就到骨科五病房去找他老人家，带着孩子说声谢谢不就完了吗？

老刘带着志光，半信半疑地到了骨科楼道，跟门口的护士说了这辈子唯一一次谎话：“我们是魏大夫的老病号，魏大夫让我们直接到病房来找他复查。”

护士并没有在意他因为“做贼心虚”而显得特别犹豫的语调，让他登了记就放他进去了，说魏大夫上手术呢，你等着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来。

那天老刘带着刘志光一直从上午等到下午，终于看见魏大夫穿着手术袍披着白大衣身后跟着一队的大夫进来了，却开始一间一间地串病房，最后进了顶头的大办公室关上了门，再到他出来，已经是六点半了。

老刘朝魏大夫走过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滋味的情绪。他怀里抱着一大篮子家乡的土特产，篮子底下，压着个大信封，信封里是他家几乎所有的存款。在把那个信封塞到篮子底下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诚心诚意的敬重。几天前，他把所有存折兑现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感情还并非是敬重，只是“守信义”而已。

他拉着刘志光走过去，冲魏大夫迎头鞠躬，说：“魏大夫，我不得已撒了个谎说是复诊的病人混进来，就是想来谢谢您。这是一年前您在s市看过的那个y县的十二岁孩子刘志光，我当时想感谢您您说孩子还没好，等好了再说，现在他真站起来能走路能跑了，我可就带他来了。”他把那个装满着香菇木耳的篮子递到魏大夫手里，“就点心意，来北京说了这句谢谢，我就心安了。”他说着把儿子一推，志光踉跄着往前走了两步，结结巴巴地说：“谢谢魏大夫。”

“您忙，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志光爸爸说着就要走，却被魏大夫喊住。

魏大夫瞧着他乐，把那个篮子翻了翻，很容易地摸到了那个信封，抽出来：“我说刘老师，我给你儿子做手术是赊账啊？现在还债来了？你这个客户的信誉，可真好呀！”他这话一说，旁边几个大夫都乐了起来。

老刘有些尴尬，老实人做了件不那么“老实”的事儿，就开始脸红，说话也磕巴了：“我我,我是……”他瞧着魏大夫吭哧了会儿，“我是真心诚意的！我真心诚意敬重您感谢您，这是我这辈子头一遭！”他说这话的时候，忍不住眼圈儿有点儿发红了。

魏大夫走过来，就像一年前把那个浸了汗水的纸包塞回他兜里一样，把这个信封塞回他手里：“刘老师啊，你说的话我还记得哪，你说你这么多年从来没对不起那些农村娃娃，我不是就做了件对得起我的病人的分内事吗？”

志光爸爸涨红了脸梗着脖子道：“那您说了，等他好了，再说。”

“你不都带着他上北京说谢谢来了吗？”魏大夫乐呵呵地，“还带了那么一大篮子香菇木耳，都够我们食堂做一回木须肉了。”他又瞧了瞧志光，“小伙子不错。我看，你们要感谢我就来个大的，这孩子，以后考到北京念医学院，之后给我当学生怎么样?”他说着，回身指着身后两个高高个子的年轻大夫，“当我的学生可不易，干外科那是苦差事，相比起来，也没有些个辛苦的行业那么来钱，小伙子，你乐意吗？”

刘志光自从跟着他爸来了北京，一直没有过什么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他爸让他跟着排队就排队，他爸带着他混进医院就混进来，他一直沉默地看着，而看见的一切，把这十三岁少年心里的那个世界变了个模样。

刘志光抬起头，少见地没有在说话前腼腆地脸红或者胆怯地结巴，而是特坚定地回答：“我乐意，我一准儿考到北京来当您的学生。我能吃苦，多苦都不怕的。”

刘志光不算是个太聪明的孩子，但一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学生。他很少像其他的男孩子那么调皮捣蛋，说起话来，简直比很多女生还要腼腆。

老刘觉得儿子也算得刻苦了，虽然成绩只是中上，他当了这许多年的老师，明白人和人的潜质不一样，所以从来没在成绩上对儿子有过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只是没想到，从北京回来，儿子念书，从刻苦变成了玩命，那个程度，让当父母的都有点担心。别的十几岁孩子爱看的武侠、电视，爱玩的游戏机，在他，好像天生带了抗体，甚至连人家踢球打篮球的课后，他都在抱着课本温习。一个学期过去，成绩确实上升了不少，初二第一学期的期末考总分在班里拿了第三名，到了初三的时候，已经是班里第一年级前三，可是体重也减了十好几斤，而且，本来就比较木讷少言的性格，在面对任何与课本无关的东西的时候，就越发显得木木呆呆的了。

老刘欣慰的同时又稍微有点儿担心，跟儿子说，尽力而为就好了。志光一边在几何题上连着辅助线一边答：“爸，我才知道，北京的医学院分数可真高。但是答应了别人的事儿得做到，从小您就这么说，更别说是答应魏大夫的事儿了。”

老刘一愣，没想到儿子把魏大夫的一句玩笑加鼓励的话这么当真。他心中有些担心，但是，自己就是个少见的一根筋，遇事本就很难转弯，到了教育孩子这个关口上，就更加缺乏引导疏通的技巧了。他想他应该给儿子讲讲尽力而为与钻牛角尖的区别，但是自己却也还缺乏对这个区别的真正理解。他的心里多多少少觉得儿子这样有些不妥，可是如何不妥，该怎么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就妥了，自己也十分茫然。况且，他心中始终存在着“唯有读书高”的信念，这种信念在现实中每每遭受挫败，也只让他对现实越发不满，而从没质疑这个信念的正确。

老刘想，若真是志光一股劲儿地把书读好了，其他的，也都次要吧。虽心里无论如何不大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考到北京的医学院，更不要说做魏大夫的学生，但是，打心里还是觉得他这股子蛮蛮的拧劲儿，不是坏事。

而在于刘志光，“魏大夫”三个字在心里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挽救了自己的双腿那么简单。魏大夫是怎样地挽救了自己的腿的过程，他并不太清楚，但是他清楚地记得，去北京的那一趟，看见、听见的所有一切。那对于刘志光而言，绝对不啻一个一直在现实世界中因为特别爱听童话故事而被嘲笑的小孩，突然有一天，看到了他所向往的东西，竟然在某个地方真切地存在着，于是他可以骄傲地在心里跟那些嘲笑他傻的人说，你们才是错的。你们不相信，是因为你们没经历，你们不相信，所以你们也永远没法经历。

在他还小的时候，他爸爸曾经没收过学生一本可以算做童话的小书，书的名字叫《长腿叔叔》，他当时字认得还不全，却看得上了瘾，在期末他爸爸把书还给那个学生的时候，长腿叔叔的样子，他说的话写的信，都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

长腿叔叔的那个形象，他做的事，是真的能让刘志光激动、向往的一种存在。他整天想象着有长腿叔叔那样的人，或者说有许多的长腿叔叔那样的人的世界，是多么美好。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他遭遇了那场车祸，然后遇到了魏大夫。于是，他完全相信了这种美好的存在，由此，他的生活，就有了相当明确的方向，他也要成为这种存在的一部分。

对于中学生刘志光而言，通向那种存在的道路就是努力读书，路程很远，但是好在简单明确，只要一步步地走过去就好了。刘志光不怕累，不过就是别人歇的时候，他不歇，总能走到的。

在读书上，刘志光绝对不止付出了别人两倍的时间与精力，以至于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他，并不知道周润发和刘德华，而长到十八岁的时候，即使在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小县城，也除了学校和家，不认识什么其他地方，高考报志愿，他的倔犟，更是让班主任老师几乎气吐了血。

刘志光只有一个志愿，就是魏大夫所在的那所教学医院所属的医科大学。

没有退路。

老师问，你发挥不好考不上怎么办?事实上就是你发挥到最好，也都还不够那所学校的调档线。刘志光坦然地说，可以考三年啊。我今年觉得好些东西都是越做越明白的，如果再考一年，肯定比今年强。

老师气急败坏地找老同事老刘，让他做这个倔儿子的说服工作，老刘说：“我试试，可这毕竟还是孩子自己的事儿。”当天晚上，老刘跟儿子说：“志光，你可想清楚了，真的不留条退路?”刘志光低头盯着眼前的地面：“我答应去给魏大夫当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