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位素昧平生只在照片上领略其风采的女作家作文说话的时候，我的心情颇不平静。昨天下午，我和她年过八旬的丈夫、剧作家王烈先生晤面，就在她和王烈曾经度过晚年时光的文艺家大厦的住宅里。我听着尽管有点耳背精神却依然健旺的王烈先生说她的往事，心情就波动起来了；尽管王烈叙说的口吻很平和，即使说到某些令人痛心令人发瘆的事情时，也基本保持着一种善良诚朴的平静，我反而在这种平静的叙述里感受到一种冲击。我就有点遗憾，有点懊悔，竟然没有机会和她结识：我和她都生活在西安，几十年了，却未能见上一面，以至在她谢世五年后，才得以从王烈的叙说里认识她了解她，才来写这篇追念她的文字。

她叫王纾。

王纾是一位作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我在陕西文学界大约有近30年的过程，一直都未听到过这个名字；然而，她的知名度却远非小小文坛几个名家所可比照：稍有点年岁的当代人大约都看过由巴金的短篇《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播放过几十年，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都耳熟能详。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肯定不会忘记那个在硝烟弥漫血肉飞迸的抗美援朝战场唱着京韵大鼓的漂亮的女文工团员王芳。这个飒爽英姿的女战士的原生活模特就是女文工团员王纾：尽管我不可能从巴金老先生那里取得考证，却也绝非臆测。巴金到朝鲜慰问和深入战地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和文工团员们吃住在一起：文工团中的团员各怀演艺绝技，能唱京韵大鼓的却只有王纾一个。王纾不单擅长演唱技艺，而且会编创唱词唱段，她把朝鲜战场上我军战士的英雄事迹随时编写成京韵大鼓唱词，到连队、到病房、到弹雨炮火纷飞的战壕里去演唱，直接鼓舞着那些志愿军战士。王纾原籍北京，一口纯正的京腔，十足传神的京韵鼓调，成为志愿军指战员心中一只美丽的百灵鸟。想想看，有哪位名家能拥有《英雄儿女》电影里那位叫做王芳的女志愿军战士数以亿计的观众呢。作为艺术形象的王芳存储在起码两三代人的记忆里，而生活原型的王纾却在天才乍现之后被打成右派，跌入灾难的深渊。

王纾从朝鲜光荣归来，进入西安建国路作家协会的大院，即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院子。这是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深宅大院，连续四进或五进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青砖从前门一直铺到后门，院里有蜡梅白玉兰紫槿等当时颇为稀罕的名贵花木，主人是国军高级将领高桂滋，人称高公馆，南隔一条金家巷与规模更宏大建筑更讲究的张学良公馆相毗邻。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在前院议事厅的东耳房套间里，度过了也许是他人生最难熬的三个夜晚，签订了“双十二协定”。解放后，起义有功的高桂滋将军成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毫不犹豫地将自家的公馆捐献给人民政府了。刚刚成立的西北文联和稍后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被安排到这个舒适优雅的大院，正应合着作家艺术家的性气和情调：这个院子一下子拥进来一批由延安和各解放区汇聚而来的大作家大诗人，开口闭口都是“主题、结构、人物”，少不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争论，把昔日卫兵把门，警卫森严的军政要员出入的神秘大院，酝酿出一派神圣而又呈另一种神秘的气氛：由延安到西安的早已蜚声国内文坛的诗人柯仲平，跟着刘伯承、邓小平二野转战的诗人胡征，刚刚以《保卫延安》震撼新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已经出版两部长篇《种谷记》、《铜墙铁壁》同样声名赫赫的作家柳青，诗人魏钢焰，文艺理论家胡采，以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王汶石、余念、李若冰，理论家王愚，等等。王纾在朝鲜停战后回到她的十九军驻地西安，1955年退役后安排到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工作，进入了大家云集的这个大院。我猜想，曾经先后两次获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军功章，在朝鲜战地和在国内慰问演出中多次获奖的王纾，之所以高兴到这个只适宜作家生存、创造、发展的大院来，恐怕也是那根对文字尤为敏感尤为钟情的神经。她到来时，这个以大行政区——西北局设立的作家协会，刚刚成立一年，凭她在朝鲜战场编创的尽管数量很大尽管深受欢迎尽管获奖立功的各种演唱曲艺作品，还是不能成为专业作家的资本，她是作为为作家服务的行政工作人员，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却也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做着事无巨细的工作。

她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创作。她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读书和写作里。她知道她写过的那些演唱作品类属于曲艺，不属纯粹的文学；纯粹的文学作品单指诗歌和散文。她已经开始写。她的习作在西安仅有的两家大报——省报和市报的文艺副刊版上发表，然而在这个大院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大院里人们欣赏的兴奋点聚焦在《保卫延安》、《铜墙铁壁》、《大进军》（胡征）、《草鞋进行曲》（魏钢焰）等作品的高水准上，报纸副刊上几千字的短篇很难满足这个大院里的品尝胃口的，甚至进入不了他们的眼角。然而，这些最初创作的作品对王纾却是重要的，标志着她已经从曲艺创作思维转换到的艺术方式上来了，紧接着便以短篇《大尉》在这个大院里引发了响动。作品刚刚在《延河》杂志发表，首先使热情洋溢激情豪壮的杜鹏程欢呼起来。曾经在《延河》当编辑的词论家王愚，四十多年后依然记得那动人的一幕，他写道：“已经名闻遐迩的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延河》编辑部来说，刊物发了一篇好《大尉》，可见作协大院人才济济。他当时连用‘难得难得’加以赞赏。”实际上，《大尉》在编辑部审阅过程中早已引起普遍兴奋，赞赏有加。王纾自然被大家刮目相看，这是1957年夏天的事。这篇令大作家杜鹏程等大加赞赏的作品，稍后就被骤然掀起的“反右”的震天声浪淹没了。王纾被打成右派，不在1957年之列，而是在“反右”运动业已结束一年转入“大跃进”的1958年补划的，据说是以牺牲她补足划定右派的比例。王纾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乃至整个“反右”运动，人们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什么，这是人们对荒谬的一种最蔑视的不屑。

我是最近才读到《大尉》这篇的，距其问世的1957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涉及到战争与人，即人的命运，爱和人性的命题。我惊讶的是在烽火连天的战壕里，自编自演着英雄主义唱段的王纾，坐在高公馆的大院里已经进入战争与人的命题的思考，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文坛，应该是一颗独到思维的脑袋。我便自然设想，如果没有“反右”而致使这颗智慧的脑袋中止思考，王纾会有怎样振奋人心的创造都是可以期待的。然而，似春光乍泄，似昙花一现，便就地封喉。

这一年王纾27岁。她经历了整个朝鲜战争。她以自己天赋的智慧和歌喉唱遍了整个西线战区。她以独到的视角和独立的思维刚刚发表了第一篇。她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走向监狱。她已经爬上火车。青年剧作家王烈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在站台上送行。夫妻母子泪眼对着泪眼告别。年过八旬的王烈给我说到这个生离死别的情景时，一瞬间，失掉了平静，声音颤抖。王纾到秦岭深入一个偏僻的山村接受改造。这方山区以麻风病流行而闻名，人们把不幸染病的人撵出村子逐入山野，让其自生自灭，避免传染。王纾发觉晾晒的衣服被人偷走了，就跟踪追去。且不说能否再购买得起新衣，布票在当时是最大的限制。她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杳无人迹的深山，偷衣人钻进一个浅陋的崖洞，她才发现这是个麻风病人，几乎赤裸如野人。她声明不要衣服了，还把身上几个口袋全部翻开，把所有钱币送给那位偷衣服的山民……王纾经历了怎样的肉体和心灵的磨炼，我已不想赘述，因为“反右”和“文革”遭遇灾难的人所倾诉的让人不堪听读的事实，早已“屡见不鲜”了。我的这种心理感受，是前年从维熙老兄《走向混沌》之后发生的生理反应。我在乡下祖居的老屋读这部书的时候，正值关中热死狗的夏天。我读着读着却总是下意识地倒抽冷气，不时闭上眼睛，喉咙噎得咽不下唾液。我本能地钦佩从兄忍受折磨的生理机能，其次才想到关于活下去的精神支撑力的强弱因素。我之后就决定再不看这类书了。我相信自己不会软弱到不敢面对昨天，实在是对心灵刺激太过残忍，单是生理性的心理感觉也承受不住。我在面对与从维熙同样遭遇的同代人王纾的灾难历程时，两年前《走向混沌》的感觉又如黑雾一样弥漫于心。

比起从维熙长达20年的囚狱折磨，王纾还算是幸运的一个。三年之后的1961年，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从秦巴山地回到西安。她没有再进那个高公馆大院，那是伤心之地；她到西安市曲艺剧团去了。这不仅是工作单位的变化，而是她重新完成了一次艺术道路的选择。她不再写了，《大尉》留给自己也留给文坛一个绝唱。她重新回到曲艺创作的轨道上去了。我作为一个喜欢创作的作家，本能地发生深深的遗憾和惋惜，一个已经呈现出天才征象的家逃离了。她重新操起京韵大鼓，又是自己创作自己登台演出；她已不单擅长那一只鼓，很快操练熟悉了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梅花大鼓、河南坠子、陕西快板、陕西快书，如此等等。她一个人创作完成了配合宣传中心的几个专场的多种曲艺节目，诸如《焦裕禄》、《欧阳海》、《雷锋》、《刑场上的婚礼》等。她在这一时期的曲艺创作呈巅峰状态。我看到她的创作天赋、演出天赋的同时，自然想到她的创作和演出的激情。且不说单篇零星创作，即如这四个专场的人物，都是上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王纾在很短的时间里配合党的宣传中心及时拿出一个又一个专场，我便想到她对英雄她对革命的激情来自精神和心灵深处，绝不会是在闭塞的山村的惩罚性劳动改造所能发生的，我便想到戴在她曾经戴过军帽的头上的右派帽子，当为一种讽刺。

我与王纾的丈夫王烈是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我们应邀结伴到甘肃庆阳地区的长庆油田驻地去。我早已知道他在戏剧创作上的实力，其话剧和秦腔剧本的魅力，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依然不衰。我在与他相处的一周时间里，看见的总是不慌不急的脚步，永不消失的笑眯眯的眼睛，曾经暗自猜想，这是一个少年得志卓有成就生活也就优裕的城市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家庭灾难。直到二十多年后的昨天，他说在王纾被劳改的三年时间里，他是“又当爹又当娘”抚养一岁的儿子，我突然想到，他的沉稳和笑脸，如果除去先天因素，当是经过太多折磨之后的平静和不惊。

我没有太多问及他们夫妻间的生活过程。我已经感知到这是一对堪称模范的夫妻，是由王纾诗文集里领略的：一对夫妻，两个作家，联手创作剧本，互相赠诗酬答，真可谓珠联璧合。尤其是在王纾身拘山地不得自由的年月，他们通信中以诗词相敬赠，鼓舞激励，传达着爱心与温暖，成为渡过劫难的精神支柱。我看到王纾的诗词里习惯性的称王烈为“烈兄”，可见情感里的一般和非同一般。

王烈已到八旬高龄。在王纾谢世后，已经编辑整理出版了《王烈王纾剧作选》、《腊月桃——王纾诗文集》，现在即将出版《王纾选》，约我为王纾的创作说话。我在听他介绍了王纾之后就坦言，我想更多地说说王纾这个作家本人。我在那一瞬，突然记起王蒙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中国人的经历就是一部当代史（大意）。我很折服这句话。王纾的人生经历，光荣和侮辱，天才和无为，幸福和痛苦，有幸和不幸，阳光和冰窟，等等，正是一部生活发展的真实历史。我把她的生命历程简单记叙下来，不单是对她的祭奠，也不单是对王烈老先生的敬重，更是为自己竖起一块警示牌，不可荒废了当下的光阴。

（注：文题来自王纾七绝）

2004115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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