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容甫《老子考异》文所论精彻，兹全录之如下：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与孔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老庄申韩列传》云：“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

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符，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

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黄帝、说符二篇，凡三载列子与关尹子答问之语（《庄子·达生篇》与《列子·黄帝篇》文同，《吕氏春秋·审已篇》与《列子·说符篇》同）。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殁凡八十二年。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亦从可知矣。

《文子·精诚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按，燕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自文侯之后始与冠带之国（燕世家有两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隐》引《世本》作闵公，其事迹不见于《左氏春秋》，不得谓始与冠带之国。桓公子亦称文公，司马迁称其予车马金帛以至赵，约六国为纵，与文子所称时势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与秦楚魏并称，则老子已及见文公之始强矣。又魏之建国，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与三国齿，则老子已及见其侯矣。

《列子·黄帝篇》栽老子教杨朱事（《庄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东读朱如居，张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杨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然则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又云：“其死也，无瘗埋之资。”又云：“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寻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朱为老子之弟子，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则朱所师之老子不得与孔子同时也。《说苑·政理篇》：“杨朱见梁主，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杨朱已及见其王，则朱所师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传云：“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抱朴子》以为散关，又以为函谷关。

按：散关远在岐州，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适秦之道，关尹又与郑之列子相接，则以函谷为是。函谷之置，书无明文。当孔子之世，二崤犹在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惟贾谊新书《过秦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矣。秦自躁怀以后，数世中衰，至献公而始大，故《本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瘗。”然则是关之置，在献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室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在者是也。

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国策，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超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韪矣。

至孔子称老莱子，今见于太傅礼《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栽其说，而所云贫而乐者，与隐君子之文正合。老莱之为楚人，又见《汉书·艺文志》，盖即苦县厉乡曲仁里也。而老聃之为楚人，则又因老莱子而误，故本传老子语孔子“去子之骄色与多欲，态心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曰，老莱子谓孔子“去汝躬矜与汝容知”。国策载老莱子教孔子语，《孔丛子·抗志篇》以为老莱子语子思，而《说苑·敬慎篇》则以为常枞教老子。（《吕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间。高诱注，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

商常容枞音近而误。淮南主术训，表商容之闾，注同。缪称训，老子学商容，是舌而知守柔矣。《吕氏春秋·离谓篇》，箕子商容以此穷。注，商容，纣时贤人，老子所从学也。）然则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实则三人不相蒙也。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将《老子列传》中之主人分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为史儋，孔子问礼者为老聃，家于苦县者为老莱子。此种分析诚未必尽是，然实是近代考证学最秀美之著作。若试决其当否，宜先审其推论所本之事实，出自何处。

一，容甫不取《庄子》，以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按，《今本庄子》，实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见《晋书·本传》），西晋前之庄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见，郭氏于此书之流行本，大为删刈。《经典释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惰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子玄非考订家，其所删削，全凭自己之理会可知也。《庄子》之成分既杂，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后（说详下文释庄子节），则《庄子》一书本难引为史料。盖如是后人增益者，固不足据，如诚是自己所为，则“寓言十九，固自己揭之”也。《庄子》书中虽有与容甫说相反者，诚未足破之。

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较《庄子》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于魏晋时，不可谓其全伪，以其中收容有若干旧材料也。不可谓其不伪，以其编制润色增益出自后人也。《列子》书中所记人事，每每偶一覆核，顿见其谬者；今证老子时代，多取于此，诚未可以为定论。

然有一事足证汪说者，《史记》记老子七代孙假仕汉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为不多，老子犹不应上于周安王。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犹百余年。且魏为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历前403），上距孔子之卒（前479）七十六年，若老子长于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后？又《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当无异论），关尹老聃并举，关尹在前，老聃在后。关尹生年无可详考，然周故籍以及后人附会，无以之为在诸子中甚早者；关尹如此，老子可知。

《史记》记老子只四事：一，为周守藏史；二，孔子问礼；三，至关见关尹；四，子宗仕魏。此四事除问礼一事外，无不与儋合。（儋为周史，儋人关见秦献公，儋如有子，以时代论恰可仕于魏。）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误也。五千言所谈者，大略两端：一，道术；二，权谋。此两端实亦一事，道术即是权谋之扩充，权谋亦即道术之实用。“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云云者，固是道术之辞，亦即权谋之用。

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当战国，人识古今，全无主观之论，皆成深刻之言。“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即荀息灭虢之策，阴谋之甚者也。“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即所谓“精华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故《韩非子》书中《解老》《喻老》两篇所释者，诚老子之本旨，谈道术乃其作用之背景，阴谋术数乃其处世之路也。“当其无有车之用”，实帝王之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亦御下之方。至于柔弱胜刚强，无事取天下，则战国所托黄帝殷甲伊尹太公皆如此旨。并竞之世，以此取敌；并事一朝，以此自得。其言若抽象，若怪谲，其实乃皆人事之归纳，处世之方策。

《解老》以人间世释之，《喻老》以故事释之，皆最善释老者。王辅嗣敷衍旨要，固已不及；若后之侈为玄谈，曼衍以成长论，乃真无当于老子用世之学者矣。《史记》称汉文帝好黄老刑名。今观文帝行事，政持大体，令不扰民，节用节礼，除名除华，居平勃之上，以无用为用，介强藩之中，以柔弱克之，此非庸人多厚福，乃是帷幄有深谋也。

洛阳贾生，虽为斯公再传弟子，习于刑名，然年少气盛，侈言高论，以正朔服色动文帝，文帝安用此扰为？窦太后问辕固生老子何如，辕云：“此家人言耳。”可见汉人于老子以为处世之论而已，初与侈谈道体者大不同，尤与神仙不相涉也。又当初为老学者日黄老，黄者或云黄帝，或云黄生（例如夏曾佑说）。黄生汉人，不宜居老之上。而《汉志》列黄帝者四目，兵家举黄帝风后力牧者，又若与道家混。是黄老之黄，乃指黄帝，不必有异论。五千文中，固自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则无为之论，权谋术数之方，在战国时代诚可合为一势者矣。

综上所说，约之如下：五千文非玄谈者，乃世事深刻归纳。在战国时代，全非显学。孔子孟子固未提及，即下至战国末，荀子非十二子，老氏关尹不与；韩非斥显学，绝五蠹，道家黄老不之及；仅仅《庄子·天下篇》一及之，然所举关尹之言乃若论道，所称老聃之言只是论事。《庄子·天下篇》之年代，盖差前乎荀卿，而入汉后或遭润色者（说别详）。

是战国末汉初之老学，应以韩子解喻两篇者为正；文帝之治为其用之效，合阴谋，括兵家，为其域之广。留侯黄石之传说，河上公之神话，皆就“守如处女，出如脱兔”之义敷衍之，进为人君治世之衡，退以其说为帝王师，斯乃汉初之黄老面目。史儋以其职业多识前言往行，处六百年之宗主国，丁世变之极殷（战国初年实中国之大变，顾亭林曾论之），其制五千言固为情理之甚可能者。

今人所谓“老奸巨猾”者，自始即号老矣。申韩刑名之学，本与老氏无冲突处，一谈其节，一振其纲，固可以刑名为用，以黄老为体矣。此老氏学最初之面目也。

“老学既黄”（戏为此词），初无须大变老氏旨也，盖以阴谋运筹帷幄之中，以权略术数决胜千里之外，人主之取老氏者本以此，则既黄而兵家权略皆人之，亦固其所。然黄帝实战国末汉初一最大神道，儒道方士神仙兵家法家皆托焉，太史公足迹所至，皆闻其神话之迹焉（见《五帝本纪·赞》）。则既黄而杂亦自然之势矣。

老学一变而杂神仙方士，神仙方士初与老氏绝不相涉也（白居易诗“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乐，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神仙方士起于燕齐海上，太史公记之如此，本与邹鲁之儒学无涉，周郑三晋之道论（老子），官术（申韩），不相干。然神仙方术之说来自海滨，无世可纪，不得不比附显学以自重于当时。

战国末显学儒墨也（见《韩非子》），故秦始皇好神仙方士，乃东游，竟至邹峄山，聚诸生而议之。其后怒求神仙者之不成功，大坑术士，而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坑术士竟成坑儒，则当时术士自附于显学之儒可知。儒者在战国时，曾西流三晋，南行楚吴；入汉而微，仅齐鲁之故垒不失。文景时显学为黄老，于是神仙方士又附黄老，而修道养性长寿成丹各说皆与老子文成姻缘，淮南一书，示当时此种流势者不少。故神仙方士之入于道，时代为之，与本旨之自然演化无涉也。

武帝正儒者之统，行阴阳之教，老学遂微。汉初数十年之显学，虽式微于上，民间称号终不可息。且权柄刑名之论，深于世故者好取之，驭下者最便之，故宣帝犹贤黄老刑名，而薄儒术。

后世治国者纵惯以儒术为号，实每每阴用黄老申韩焉。又百家废后，自在民间离合，阴阳五行既已磅礴当世，道与各家不免借之为体，试观《七略》《汉志》论次诸子，无家不成杂家，非命之墨犹须顺四时而行（阴阳家说），其他可知矣。在此种民间混合中，老子之号自居一位，至于汉末而有黄巾道士，斯诚与汉初老学全不相涉也。

东汉以来，儒术凝结，端异者又清澈之思，王充仲长统论言于前，王弼、钟会注书于后，于是老氏之论复兴。然魏晋之老乃庄老，与汉初黄老绝不同。治国者黄老之事，玄谈者庄老之事。老庄之别，《天下篇》自言之，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术驭之者；庄乃人情练达，终于感其无何奈何，遂“糊里糊涂以不了了之”者。

魏晋间人，大若看破世间红尘，与时俯仰，通其狂惑（如阮嗣宗），故亦卮言曼行，“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此皆庄书所称。若老子则有积极要求，潜藏虽有之，却并非“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者。干令升《晋纪·总论》云：“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不言老庄。太史公以庄释老，遂取庄书中不甚要各篇，当时儒道相绌之词，特标举之。甚不知庄生自有其旨。

魏晋人又以老释庄，而五千言文用世之意，于以微焉。例如何平叔者，安知陈张萧曹之术乎？乃亦侈为清谈，超机神而自比于犹龙，志存吴蜀，忘却肘腋之患，适得子房之反，运筹千里之外，决败帷幄之中矣。此种清谈决非老子之效用也。

老学之流变既如上述，若晋人葛洪神仙之说，魏人寇谦之符录之术，皆黄巾道士之支与裔，与老子绝无涉者。老莱子一人，孔子弟子列传既引之，大约汉世乃及战国所称孔子问礼之事每以老莱子当之，以老聃当之者，其别说也。孔子事迹后人附会极多，今惟折衷于《论语》，差为近情。《论语》未谈孔子问礼事，然记孔子适南时所受一切揶揄之言，如长沮桀溺、荷蔡丈人、接舆等等，而凤兮之叹流传尤多。

孔子至楚乃后来传说，无可考证，若厄陈蔡则系史实。苦为陈邑，孔子卒时陈亡于楚，则老莱子固可为孔子适陈蔡时所遇之隐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陈亡而为楚人厉，之与莱在声音上同纽，或亦方言之异也。老莱子责孔子以“去汝躬矜与汝容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不然，亦当是凭借此类故事而生之传说，初无涉乎问礼。及老聃（或史儋）之学寝寝与显学之儒角逐，孔老时代相差不甚远，从老氏以绌儒学者，乃依旧闻而造新说，遂有问礼之论，此固是后人作化胡经之故智。六朝人可将老聃释迦合，战国末汉初人独不可将仲尼老聃合乎？

《论语》《孟子》《荀子》及《曲礼》《檀弓》诸篇，战国儒家史今存之材料也，其中固无一言及此，惟曾子问三言之。今观曾子《檀弓》问所记，皆礼之曲节，阴阳避忌之言，傅会掌故之语，诚不足当问礼之大事。明堂，戴记中，除《曲礼》数篇尚存若干战国材料外，几乎皆是汉博士著作或编辑，前人固已言其端矣。（太史公、班孟坚、卢植明指《王制》为汉文时博士作，甚显之中庸，亦载“今天下车同轨”及“载华狱而不重”之言。）

附记：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原道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然《史记》一书杂老学，非专为儒者。

儋聃为一人，儋聃亦为一语之方言变异。王船山曰：“老聃亦曰太史儋，儋聃音盖相近。”毕沅曰：“古聸儋字通。《说文解字》有聃云：‘耳曼也’；又有聸字云：‘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国’。《大荒北经》《吕览》赡耳字并作儋。又《吕览》：老聃，字。《淮南王》书聸、耳字皆作耽。《说文解字》有耽字云：‘耳大垂也。’盖三字声义相同，故并借用之。”此确论也。儋聃既为一字之两书，孔子又安得于卒后百余年从在秦献公十一年人关之太史儋问礼乎？总而言之，果著五千文者有人可指当为史儋，果孔子适南又受揶揄，当为老莱子也。

上说或嫌头绪不甚清晰，兹更约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