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作坊在十一时左右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喂，你是南兰路五十三号的唔土尔吉（缅语称呼长辈时要在长辈的名字前加上‘唔’的发音。）吗？喂，喂……”新来的邮递员兰坤大声问道。

正在用小锤认真敲打着银器的土尔吉感到一股股气浪灌入耳朵，知道准是有人扯起嗓门在喊他。他停止敲打，扯起筒裙的裙摆揩了揩汗渍渍的手心，随手拿下戴着的老花镜（用一根银链连接着眼镜腿架），很明显，他在工作或看信件或看药瓶上的说明的时候就会戴上这个晚年的最好帮手。一头银色的寸发配上老花镜证明他已至耄耋之年。老土尔吉起身眨巴着干涩的眼睛，调整着取下眼睛后裸眼的焦距，半天才看清一个豁嘴的斜挎着邮包的邮递员正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呼叫。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耳朵，然后朝新来的年轻邮递员摆摆手，笑了笑，大声对邮递员说：“我的听力不好，怎么，你们邮电所换人了，老昆汀呢？”

因老土尔吉的声音过大让新来的邮递员将头偏向另一侧像在躲闪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提问，而是一个劲地点着头从邮包里取出一封信，用手指指上面写着的土尔吉三个字。

土尔吉重新戴上眼镜仔细辨认，看清楚自己的名字和下面的落款地址便朝新来的邮递员点点头，向邮递员示意这封信是寄给他的。

邮递员将信用右手递给他后飞身跨上自行车，熟练地蹬踏着脚踏板一路摁着铃铛朝下一个投递点奔去，尽管泥巴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稀疏，但一路叫响的铃声仍然张扬着这位新来的年轻人的活力，在路边啄食的鸡听见如此急促的铃声一个劲地扇着翅膀跑得老远。

土尔吉微笑着目送这位冒冒失失的新手，心想邮电所一定换人了，昆汀一定是到了退休的年龄。并责怪自己老昏庸了，刚才应该问问老朋友昆汀的情况。直到凝视着年轻人骑到斜对门坤桑家的修理铺把自行车斜靠在一根木头电线杆上，他才慢慢地收回自己的目光，但心里一直想着从前送信的昆汀，显然把来信放在了第二位。他并不急着看信，知道每年的这个时节都会来这样一封信，信里的内容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个邀请，就是“缅甸远征军老兵协会”召集活着的战友们的年度聚会，反正到时按照信上指定的时间去就行了。倒是老朋友昆汀的突然消失引起了他的猜忌和不安，他用上牙轻轻咬住下唇，抬头看着天空想了想，“昆汀已经有一个月没来作坊了。”

昆汀是一位和善的克揿人，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在结婚后的十五年间，一鼓作气地生下七个孩子，除上班外就是帮助妻子打理地里的农活，家境贫寒。土尔吉认识他时，他那辆邮电所配发的自行车上，除了邮包外，背上背着的不是老四就是老五，自行车后的支架上不是老六就是老幺，土尔吉经常在半饱的状态中接济这位邮递员一家。在孩子们陆陆续续长大成人后，昆汀的家境才慢慢有所改变，改变的直接印象是，昆汀终于有一点点空闲时间坐在作坊外的门边同他聊天。从认识昆汀到现在他从未看见昆汀穿鞋，永远是光着脚丫。

旱季无雨的空闲时间，昆汀送完最后一个邮包、一封信或一份报纸后，便来作坊歇歇脚，来这里过嚼槟榔的瘾，像那些抽大麻的人一样上瘾。隔壁有个聋哑女孩翁珊树芝摆了个售槟榔的小摊，一个簸箕大的木盒里装有十来个铁皮罐，里面装有不同的香料，聋哑女把一片片树叶刷上石灰水后，在上面放上几粒槟榔，再分别从铁皮罐中取出各种香料同槟榔放在一起用树叶裹上，一个个加工好的槟榔就做好了。昆汀每次都买上三个，然后坐在一个他从邮电所带来的绕缠漆包线的线圈，这是他的专用“凳子”，坐定后开始大嚼槟榔。他告诉土尔吉：“这玩意儿，一旦想起来，嘴里就有一种特别发酸的感觉，不嚼心里痒得难受。”昆汀患有严重的肺病，老婆却是一个大烟鬼，缅甸的女人们盛行抽雪茄，他说他一闻到烟叶味就狂咳不止。

知道这事是在多年前一个炙热的午后，昆汀在作坊门前的地面用面盆浇上水来降地温，营造一份凉意。他一边浇水一边惬意地嚼着槟榔，在向土尔吉形容自己的老婆吞云吐雾时，他愁容满面地吧唧着嘴，说：“一旦闻到那烟味咳嗽时就感到肺叶完全被震碎了，觉得自己的肺完全变成了一团稀泥。”看着昆汀难受的形容，土尔吉就会凝视着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洒在地上斑驳的光影，很容易将这些斑斑点点的光影视为昆汀咳烂的肺叶的碎片。

“抽个时间一定要去看看昆汀。”土尔吉端视了一下信封上工工整整的小楷字迹，不用说就是“缅甸远征军老兵协会”杨会长亲笔手书的。杨会长住在孟莎，距巴默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他撕开信封，里面装有一张折叠好的粉红色的纸，打开一看，上面是用油墨印刷的文字，上面写着：“尊敬的土尔吉先生：今接到中国远征军老兵协会通知，今年五月将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二战远征军老兵颁发纪念章庆祝活动，邀请在缅甸健在的老兵参加，届时由中国国家领导人亲自向远征军老兵颁发纪念章。”

他读到此时觉得双眼逐渐模糊起来，“菩萨，是不是我老眼昏花了。”六十年积攒在心里的泪水终于等到泪泉早已干涸的耄耋之年才奔涌出来。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此刻是在做梦，赶忙用掌心去揩擦夺眶而出的泪水，刚好擦在老光镜片上，这一提醒使自己意识到没有做梦。他赶快取下眼镜，用手臂横架在眼睛上一抹，泪水一部分被手臂带走，又重新戴上眼镜仔细定睛一看，“没错！政府承认我们远征军是抗日救国的！”他看着信纸上的内容，咀嚼着这些文字带来的惊人消息。他再次一口气读完全部的文字，来不及把信纸折叠好就转身朝作坊的里屋走去。

来到里屋东墙的佛龛前，他感到身体像过电似的有些微微颤抖，便屏息静气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把信纸轻轻地放在佛龛上，弯下腰在佛龛旁边的装有清水的塑料盆里洗净手上的污垢，轻轻抖落手上的水，伸手拿下挂在铁钉上的已有几个窟窿但很干净的毛巾，擦干净手后还反复在胸前的衣服上擦了擦，随后从佛龛的正中央取下黄铜铸的燃灯，取出一张黄颜色的草纸反复旋转着把燃灯里面的灰尘擦净，然后打开一个装有火柴棍粗细的檀香木和棉花的铁盒，准备做“洞些”（灯芯）。在檀香木上裹上一层厚薄均匀的棉花，将做好的“洞些”插在燃灯的中心，小心翼翼地放在佛龛正中，慢慢地将一个专门用来装燃灯油的棕榈油瓶瓶口倒置在燃灯边缘，倒满油后，轻轻地划燃火柴将木棍点燃，随着一缕青烟缓缓升腾，灯芯在发出细微的炸裂后火苗逐渐不再摇摆，均匀地燃烧起来。

燃灯的火苗像一根引线，引出老土尔吉一连串的诵经声，他双手合十，两片嘴唇不停地嚅动着，数分钟后，嘴唇停止了嚅动，但眼睛一直闭合着，像一尊雕像。一番通神的诵经声帮助他用藏人的“通白”方式向所有埋葬在无名山的战友们转告了他等待了六十年的心愿——“中国政府承认我们远征军是抗日救国的了！贡布、乌金、桑珠、杨挺毕、马群英、张宏生、向代秋、陈三娃、朱富贵、吕大富……三营所有的阵亡官兵们，你们的在天之灵可以不再睁着眼睛去为不安的灵魂去寻找公理了！中国政府承认我们抗日了！战友们，瞑目吧！”

那一刻整个屋子出奇的宁静，唯独“洞些”上的火苗代表他激动的灵魂照亮了心灵的夙愿。长久地沉默后他抬起头来，用微微有些哆嗦的手把来信折叠起来放好，从腰间摸出一把钥匙打开摆放在神龛桌上的抽屉。抽屉里放着用金黄色的绸缎包起来的一个长方形包裹，他双手捧着包裹轻轻放在桌面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绸缎的活结延展开黄绸的四角后，一本用康巴语手写的藏文经书露出书页的封面，封面是用柔软的羊皮纸做的，页面上书写有《梅岭大战》的名称，在经书的正中央放着一枚铸有“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金戒指，他拿起戒指将它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用手翻开了经书，里面放有一张画、一份报纸和一张照片。那张画是他画在纸上的全家照，上面有阿爸阿妈哥哥嫂嫂侄儿和他，他是凭借想象把贡觉措和陆晓慧完全按照汉地照相馆的排列画出的，阿爸阿妈坐在中央，前面蹲着的是侄儿，站在阿爸阿妈后面的是哥嫂、他自己、还有他的两个“女人”；另一张照片是在大西训练营康巴籍战友的合影照，合影照的背面那些用笔打了勾的是阵亡的老乡们。经书、戒指、照片和画盛满了他这个远离家乡的叛逆者的忧伤。半个世纪了，老土尔吉一直没有勇气去把它打开。

随后他将足有一公分厚的《梅岭大战》捧着，面对佛龛托举在额头，细声说：“三宝护佑我，为了那些在五六六高地牺牲的三营的战友们，六十年如一用余生兑现了我的承诺，为亡灵们守灵。”

当经书紧贴在额头的一瞬间，战神格萨尔晚年征战大食国的场面像电影一样在脑中播放。晚年极端厌战的格萨尔王为了弘扬佛法，总结前两次战败的原因后，铆足劲在第三次攻击时集中了所有的火器向对手发起猛攻，所有神助的木制战车、木制火箭遮天蔽日向对手呼啸而去，面对格萨尔王强大的攻势对手最终战败了。经书里的描述，成为土尔吉在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护佑自己的厚厚“铠甲”，这个“铠甲”是由巨大的精神信念化为生命永存的格言。在面对枪林弹雨和狂轰滥炸的时刻，他偷偷将这部经书的一页兜在上衣兜里，是它护佑自己在枪林弹雨里穿梭，在那无数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日军子弹和弹片像是长了眼睛一样，一看见他就拐弯了似的，始终没有伤及他毫发。

在土尔吉和关师长建立了充分信赖的关系后，他把自己和贡布斜绑在身上的格萨尔战旗的秘密告诉了知书达理并对佛教造诣颇深的关师长，关师长哈哈哈地笑得弯下了腰，笑出了泪水，尔后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土尔吉以为自己一定是说错了话。关师长却拍拍他的肩膀说：“一个有信仰的人真是幸运的，是幸福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沉默片刻后，说：“我尊重你的信仰，但土尔吉先生，你要牢记，战争是残酷的，要战胜日本鬼子，除了精神的信念，还需要强大的武力支持，只有这两者都具备了，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好了，我为你守住这一秘密，希望按照你自己的理解，用佛教最根本的教义慈善和悲悯来行善。”

时间在回忆中流逝，等老土尔吉从回忆中逐渐回到现实的时候，燃灯里的灯油已经燃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深度。“我得马上拿着这些去陈远行那里，告诉他这一令人振奋的大好消息。”他重新包好经书后，再从抽屉里取出贡布战斗时曾经披挂的旗帜和一张六寸规格的集体合照。照片已被揉卷得皱巴巴的，滇西大反攻的时候这张照片一直兜在他的衣兜里，上面是清一色来自康巴的年轻人，参加合影的共计五十一位，听说还有三十人在别的部队里。至今老土尔吉看着这张发黄的老照片仍能依次叫出他们的名字。这是唯一一张家乡战友的合影纪念，照片的上方留空处有一排白色颜料填写的字，写着“第二期全体康巴籍战友合影留念”，白字下面写着留影时间——1944年1月23日。

老土尔吉将这些珍贵的藏品放在“得库”（佛教徒出行时挎的布口袋）中，随后在抽屉的旮旯儿处取出很少使用的助听器，心里在想，今日见到陈远行老头后得好好地聊聊。在关好门后用一把“将军不下马”的铁锁锁上了门，向老兵陈远行的住处走去。

陈远行比老土尔吉小一岁，是c师一一二团的少尉排副，抗战胜利后，听见部队要调往东北去打内战，便火速同巴默一位掸族女子结了婚，后来生有一子二女，婚后就在当地的一个华语学校当老师，现已退休在家。老人是跛脚，是在攻打龙陵的战役中同日军拼刺刀时留下的后遗症。

土尔吉知道老陈头的口才特别好，在下课前五分钟，他都会给孩子们讲一些打仗的事，最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同敌人拼刺刀。每当土尔吉看见他做出握枪的姿势讲述拼刺场面时，似乎他的那只跛脚就不再残疾了，显得跟正常人一样，他比画着告诉学生们，说：“我们一一二团冲进龙陵县政府时，四十多个日军从房里刷刷刷闪电般冲出来，比我们的中正式步枪长的三八大盖的刺刀闪烁着寒光。这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眼看双方快要拼杀时，突然听到后侧传来冲啊杀啊的巨吼声，我一听便知是增援部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