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盖棺多年难论定

作者: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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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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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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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626字

1937年初,华克之从山西方向,秘密投奔延安。5月4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亲自接见华克之。在听取了他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不赞成暗杀做法。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并认为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周恩来得到王亚樵遇难消息,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身为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如果把华克之留在延安,一旦蒋介石张口要人,不给吧,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交出去吧,又会损害革命利益。几经权衡,毛泽东要求华克之仍回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华南实力派之间的信使,协助扩大民族革命大同盟。后来,华克之化名张建良,在廖承志和潘汉年手下,继续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功勋卓著。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加入了党组织。解放后,担任国家内务部副部长,一直从事国家安全工作。1955年,因为潘汉年案而被打为叛徒,身陷牢狱,被提审数十次,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一次,他怒发冲冠,竟用筷子戳出了自己的右眼珠。后来,他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受到审讯长达11年,被迫提交各种交代材料约50万言。平反后,他将交代材料编辑成册,书名叫作《卅年实录》。书中,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婉转地对王亚樵作了一些评点:


王亚樵者,皖北合肥人。前个世纪的末期,生在破产的小户人家,生活一向不(富)裕。这块地方唯一的特点,在清末民初,出了不少大官僚、大政客、大军阀、大地主。最著名的前有李合肥(鸿章),后有段合肥(祺瑞),提携了成千上万的官僚、军人,纵横捭阖于北中国各省,把持了中央政府,王亚樵就在这个社会长大成人。


这位聪明的王亚樵一入上海,如鱼得水。另走一条歧径,自称朱家、郭解、要离、专诸(这四个人均是我国古代轻财重义之士,为人报仇,不惜生命,所谓一诺千金)。


论到他个人的财产,时常为升斗奔走。有不知者,认为他无知,时时受人利用,无所不为,不惜作奸犯科;知王者,认为他是半个知识分子,行书写得不坏,论人论事也会咬文嚼字。在前期和慵懒的教授景梅九、医生邓孟先、文人叶正叔、校长李怀诚等人混在一起。这些人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高吟低唱都是些乱七八糟安那其(无政府主义)思想、蒲鲁东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巴枯宁主义。他主张暗杀,是从这些人的理论演化而来的。


王亚樵一生自1927年起,反蒋、反蒋记国民党,拥护伟大的共产党,意志坚决。蒋介石屡次着戴笠用黄金、高官为饵,亚樵一无动摇。公正地说,王亚樵不是“流氓”,不是“杀人大王”,是一个有缺陷的爱国者,历史会拭去他身上的尘垢,恢复他的自己的面目。


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亲历记》中,他又具体指出:“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话,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人。他是喝上海乳汁长大的,说他是流氓,目不识丁,可以被人雇佣的打手,简直太过分了,那是中、军统特务分子糟蹋他的……凡是反蒋的,他无不遵从;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他亦无不乐从。”


1939年元旦,在重庆国民政府团拜会上,冯玉祥毫不客气地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介石听后,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得很尴尬、狼狈。冯玉祥当众表扬孙凤鸣,也就是间接肯定王亚樵的抗日反奸行为。


台湾作家良雄在《戴笠传》中披露:“北伐以后,国内发生政治性谋杀案,如由戴笠查办,他会首先想到王亚樵其人,因他对王亚樵有极深刻之了解……戴氏流浪上海时期,闻人言王亚樵有豪侠之气,经朋友介绍,与之相识。王亚樵亦很赏识戴氏才干。于是,两人订交。据戴氏自己说:他们曾经结过金兰。传说戴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王亚樵家。可见他们两人关系,很不寻常。”


在《中国的民间力量》中,美国记者弗雷特?安娜写道:


在中国抗日战争(指“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和国共两党争斗的这段历史中,这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是不能忽视的。很难明确地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王亚樵,还是王亚樵在戏弄那个时代。


他绝不同于西方的那些黑手组织以制造恐怖作为生存方式,也不同于中国古老土地上的传统土匪杀人越货谋生。他既非政治家,又非军事家,然而,他又有相当深沉的政治头脑和精湛的军事常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匪性……无疑,王亚樵的出生就意味着对中国领袖们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本人简直就像是武装的国会,他贯彻意志的方式不是提出动议、提交讨论,而是用枪和炸弹。


这个身着马褂、戴着旧式眼镜的先生,看起来就像一个潦倒的穷秀才。他的确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对于中国政治史有一套粗鲁而新鲜的见解。也在兴致盎然施行谋杀的同时,绝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几乎在每次组织团体时,都要办一份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并常常亲笔赐文,文采十分精美。


据不完全统计,他至少同二十个女人睡过觉。他对于女性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同情、爱怜和亲近的愿望,一言以蔽之,他属于比较喜欢女人的那种男人。除了他的权威以外,他的风格和胆魄委实十分具有魅力。设想他要是到了美国,受到美利坚女郎的青睐及至追逐,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5月28日,曾经追捕过王亚樵的军统特务沈醉接受了安徽文史学者戴健的采访,他说:“王亚樵这个人,我抓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抓到。王亚樵最后被戴笠指派的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跟踪到广西梧州,终遭杀害。余婉君我也认识,人长得漂亮,只是眼睛丑,戴个小眼镜……他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王亚樵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主张抗日救国的,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起码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中,著名学者余世存感叹道:“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