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蒋介石奖赏四万元

作者: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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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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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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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522字

“四二九”义举一鸣惊人。


韩国临时政府主办的《独立评论》介绍道:尹奉吉“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时在午前11时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至5月26日,毙于沪;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折只足;驻华公使重光,亦折脚,虽免惨死,然皆残废。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倭卒倭妇,均负伤。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21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乃实宣告日本帝国主义没落之吊炮,惩罚杀人放火之霹雳。”日寇13名高官,死的死,伤的伤,侥幸逃生的也是惊魂未定,被吓破了胆。


金九撰文评价说:“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独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亦有同感也。”


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更激励中国。《申报》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踪报道了事件全过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断左足》(5月6日)、《日军司令白川义则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鲜》(6月4日)、《虹口公园炸弹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感慨不已:“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到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四二九”义举之后,韩国人的血性令人刮目相看,韩国的独立解放运动赢得了世界赞许。在《白凡逸志?下篇》中,金九欣慰地写道:“第一,以万宝山事件为起因,日寇采取离间中韩两民族的政策。朝鲜各地动员了一些无赖杀害中国商人和工人。中层以上人士尚可明白这是日寇的奸计,但社会下层即使在东京事件以后也认为‘高丽人打死中国人’对我们民族怀有恶感。‘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日本恣意放火焚烧民房,还唆使崔英泽一类的流氓侵入中国人的家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抢劫财物。因此汽车和电车上的韩籍查票员成了替罪羊,经常遭到中国工人的殴打。


但自‘四二九’事件以来,对韩人的感情迅速好转。”许多商店、饭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动对于韩国人实行免费或优惠政策。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第二,这一事件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东京事件虽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却是民族的光荣,而虹口事件则获得了绝对的成功。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向临时政府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发展阶段。”


《白凡逸志?下篇》是在1942年写于重庆,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支持韩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金九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全书没有提及蒋介石的死对头王亚樵的名字,在《尹奉吉义士的上海义举》一文中,避而不谈王亚樵的参与、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亚樵的亲密战友们,却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朱大刚于1929年从北平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毕业,曾在北伐军第五师担任排长。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之后,他不愿意参加军阀混战,便解甲归田,来到上海,参加“斧头帮”,一直在王亚樵的鞍前马后,朝夕相处,参与机密,前后长达八年之久,直到王亚樵罹难广西梧州。在《回忆王亚樵片断》中,他说:


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3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又送去4万元慰劳。并由洪耀斗、余立奎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庄顺里购得公道印书社全部机器以及该社的一切权利,送给安昌浩,以便安排韩国流亡在上海的部分人员的职业。以后,公道印书社的大部分业务是代共产党印书籍,曾被法租界巡捕房发觉,把公道印书社查封,并带走两个工人。王亚樵知道此事后,派余立奎和陈群找杜月笙,说明公道印书社是王亚樵办的,后由杜月笙出面,向法院和巡捕房疏通后,在第二天法院开庭,将两名被押工人当庭开释,并通知巡捕房,公道印书社立即启封。以后公道印书社仍照常营业。


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陈铭枢筹集一部分经费;二是经朱子桥、褚辅成、李次山同意,从经委会捐款中拨一部分经费;三是事情发生后,蒋介石知道是王亚樵派人干的,蒋也赞成此事,所以,派胡抱一送4万元到上海交给王亚樵。胡抱一交款后,要王亚樵给蒋介石写封回信,王不愿意。胡说:“九哥,你这样做使我回去不好交代。”在“九一八”事变前,胡抱一是王亚樵与西南反蒋派联系的代表。事变之后,胡被胡宗南、戴笠拉到军统里,在“一?二八”时期,胡抱一任上海军统特务处处长。


虹口公园炸弹案之后,日军大肆搜捕韩国人,安昌浩、金永铎、金澈等领导人相继被捕。日军还悬赏60万元,追捕金九。而金九则在王亚樵和褚辅成等人的安排下,化装逃出,在嘉兴梅湾街76号陈公馆、海盐载青别墅等地避难。


尹奉吉被捕后,日本人兽性大发作,对其百般摧残,万般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5月25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1月18日,由日军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月19日上午7时40分,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尹奉吉身中26弹,壮烈殉国。在走到生命终点前一天,他用变形的手掌,艰难地握住半截铅笔,留下了最后的心声:


我的死,若有助于祖国光复大业,将是莫大的喜悦。敬爱的白凡先生会寻找到第二个安重根,第二个第三个尹奉吉接过火炬,希望他老人家平平安安继续奋战。


尹奉吉牺牲后,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的坟前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


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1945年11月5日,金九等29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登机前,他对送行的中国友人说:“余居贵国二三十年,无异自己家乡。余今而离去,不胜眷恋之情。”


1946年6月15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夹道鞠躬。身为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双手搂着棺椁,放声痛哭。1949年4月29日,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6月26日12时36分,在汉城京桥庄寓所,74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身亡;7月5日,韩国政府举行国葬,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实现了两位英雄“日后黄泉之下再见”的盟约。1962年3月1日,两人双双荣获大韩国民政府授予的“建国功劳勋章”。从1972年开始,礼山郡在每年的4月29日,举办“梅轩文化节”,以纪念自己的优秀儿女。


与尹奉吉的荣耀相比,王亚樵的“待遇”的确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