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chanel的传记，里面有一句说‘奢侈的反义词不是贫穷，而是庸俗’。”他看出我对奢侈品能讨论的有限，地把话题一转：“在我看，人生最奢侈的事，是能够一直保留最初对所谓‘文化’的热情。我小时候，使尽力气考来北京，后来，又全力以赴去巴黎。都因为，这两个地方，在我想象中，都是满地‘文化’。在这种地方，只要愿意，就有机会过最‘奢侈’的生活。尤其是当你以一个旅人的心对它们保持‘旁观’的时候，‘奢侈’像一个美好的情人，你可以尽兴地享受她，而你无法拥有她，所以特别珍惜，又不用担心拥有即会存在的负担。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感觉。呵呵。”

他说到“情人”的时候抬眼看我，仿佛怕冒犯似的要检验一下使用这个词是否符合礼数。

我忙乱地应出一个“哦”表示不介意。

“哦”是我当时能说出的唯一的字。

他帮我叫了一杯热米酒，换掉我自己要的可乐，接着说：“法国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有时候她像一个系出名门的贵族淑媛，有时候，她又像一个历尽风尘的老牌妓女，这两种人相似的地方是都特有见识，对世界各有她们的俯视。这个城市有这两种见怪不怪的并存。所以，它不像纽约那么大喇喇的来者不拒，而是，既挑剔又宽容，既可以接纳毕加索，拉威尔，也可以接纳村上隆。”

看我一抬脸有疑问，武锦程补充道：“就是这个樱桃图案的设计者。”

我点点头继续喝米酒，听他道：“在亚洲，村上隆被一些人奉为艺术家，但，像我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会认为他不过是个好运气的商人，对行销很在行。这不是批判，恰恰他这一点，值得欣赏。他不故作深奥，没有故作曲高和寡，没有艺术家最容易有的那种灵魂面的优越感，他也不隐瞒野心，‘不装’的结果反而更纯粹，所以他的作品里有单纯和童趣。我最初对村上隆好奇是因为他的背景，二战的时候，美国的原子弹差点就投放在小仓，小仓是村上隆的故乡，日本至今仍有‘小仓之幸’这种说法形容‘侥幸’。京都和奈良当时也幸免于轰炸，对此作出贡献的就有我们的梁思成。梁先生认为京都古迹太多，应当保护。梁的立场是作为一个古建专家的立场而非政治或战争的立场。这就也是艺术家才有的胸怀和能力。美国轰炸日本，幸存的日本艺术家日后融入西方市场。日本侵略中国，而梁思成出于保护古迹的立场为古都谏言，都是出于‘人类’而非‘政治’的立场。这种纯粹度，大概也只有在艺术领域做得到。政治是征服的过程，以输赢为标准。艺术则自我救赎和被救赎的过程。”

他说完每一段话都停下来对我微笑，那些笑容渐渐化解了我回话的压力。

那天我们走出云南菜时，武锦程对北京无处不在的圣诞氛围感到讶异：

“东京也是这样，圣诞节在亚洲越来越被重视。日本崇洋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必须。日本的文化产品无外乎来自两个主要的土壤：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而在这两种文化中随便捡几样放在一起，就能出像那么回事的作品。这是一种聪明的捷径，日本人很会运用这种捷径，因为缺乏根基，所以格外珍惜。另一面，也因为没有根基的束缚，他们更懂得‘拿来’之道，至少在艺术创作的领域。”

等送武锦程回酒店，他留我在大堂的冰淇淋店吃甜品。他想起什么似地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说：

“来的时候在机场书店买的。今天看特别应景。我喜欢看起来‘简单’的作品，不论视觉，音乐或是文学，真正的艺术家到最后不会特别想要把自己包装得深奥晦涩难懂。不了解术语就难以接近的那种繁冗的艺术是一种自我绑架，任何时候，艺术的核心都应当是单纯的，故弄玄虚才是肤浅和没自信。”

那是杜鲁门卡坡提的《圣诞忆旧集》，我接过来，翻开看了几页。

武锦程说：“我猜你也会喜欢。虽然是一本很小的书，但读完之后，路上回想起很多。我小时候，我父母离婚，我母亲是知青，早早返回北京当老师。我爸再婚，我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有好几年，都觉得自己被父母嫌弃。所以，其实你姐姐对我而言，不止是女朋友那么简单，还像一个家人。那时候，我对我的父母，有很多的不谅解。直到前些年，我爸突然脑梗发作过世，我才猛地懊悔。之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一点点的发现，在我对他们的不谅解里面，有多少少不经事的自私。”

武锦程的话适时地勾起我的自责，想：为什么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有那么多的隐藏或显露的抱怨？抱怨父母不够爱我，抱怨社会太过严酷，抱怨男朋友不够浪漫体贴温柔。可究竟我对我的父母和社会又做了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更不用说，我那个正四处散仗义的男友，都不知道我背着他跟小时候的暗恋对象过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这样的女人，凭什么拥有浪漫体贴温柔？

我正想着，听武锦程对化掉一半的冰淇淋叹息道：

“我跟我自己的懊悔对抗了很多年，才渐渐接受。人这一生，有些很深的因果，并非是一些表象能解释清的，所以，反过来说，被拖欠，被辜负，有时候，未必不是好事。要紧的是，一切都不可成为恨的理由，因为‘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恨只会让自己陷落得更深。惟谅解才有出路，不会谅解的人，就打不开心房，打不开心房，就不会爱，不会爱别人的人，也始终很难被爱。”

他这番话让我一颤，心下思忖：上天是何用意，让这样的一个人路过我的生活，送上这样的一番话？

我没有告诉武锦程，在他再次出现之前，“谅解”在我的青春岁月中尚处于未开化的休眠状态，从那个清冷的圣诞夜被敲醒一点点，之后它跟着成长发酵，成了我生命中每每遇到困境时最有效的自救元素，多年后，有一天我恍然明白，所谓“悲心”，就是关于“谅解”能力的训练，一个人不会因为是否得到他人的谅解而过得更好或更糟，但一个人一定会因为是否给予别人谅解而得到解脱或至少是放松。

窗外开始飘雪了，那画面像我小时候看过的一本漫画书《三毛流浪记》。其中一个章节中有对于腐败的富人阶级冬日生活的批判式描写：外面在飘雪，穷人的孩子食不果腹，富人的小孩还在温暖的房间中吃冰淇淋。

想到这个我不觉苦笑，的确，喜欢批判，通常都是因为缺乏，这和拥有的多寡无关，只和拥有什么之后看拥有的气量有关。

“在想什么？”武锦程问，我从胡思乱想中被叫回来，依旧什么都没说，笑了笑又低头。

“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不怎么讲话，好像有很多心事。让人觉得必须要疼惜你，否则都过不了自己这关。”

武锦程用了“疼惜”这个词，再次刺中我心底的箭靶，天晓得，我长到二十几岁，从来没有人对我用过这么古早味的词汇。

他当时绻在对面的沙发里，姿势慵懒舒服，见我不答，又问：“谁把你折磨得这么瘦，你小时候可是个胖乎乎的女孩。”说完就笑了，好象他自己讲了很好笑的笑话。

我几乎是贪婪地听他说我“小时候”，不想接任何对话，它们让我又迅速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对他的略仰望的暗恋，在那里，像一切经典戏剧的绝对主角一样，没有对话，只有独白。

隔天下午，我又应武锦程的要求陪他去了和平门。

我们在琉璃厂的一家店里滞留了很久，武锦程买了许多画册，他很兴奋，跟店主相谈甚欢。他对多数艺术家的生平都相当了解，我站在一边听他和店主像说亲戚朋友一样对答如流地说着艺术史和人物传记，他专注的样子像一个一流的演奏家信手拨弄起了我心底的琴弦，那里死灰复燃的暗恋就随着乐声藤藤蔓蔓不可收拾地蔓延开了。

等出了那家店，武锦程在路边买了两个烤白薯，我们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我边吃烤白薯边跟他一起看画册，他指着其中一幅作品说到：

“据说画这幅作品的这位吴青霞先生，年轻时曾经主动追求过樊伯炎，当时樊已经和另一位女画家庞左玉谈婚论嫁。这三个人都是世家子弟，才情与见识相当。樊伯炎更是既通书画，又懂音律现在再难出这样的人咯。呵呵，好在有吴青霞出现的那一段，否则樊伯炎这么风雅的一个人，岂不是暴殄天物。恋爱就是要碰对对手，否则情怀就成了无的放矢，所谓‘情投意合’，我在想它不仅是指‘感觉’，还应该指相爱的‘能力’是否够匹配。”

又说：“我始终觉得，男人主动是天性，是天经地义。女人主动则是情趣，是风韵。不过，须得要掌握好那个‘度’，要欲擒故纵，化有形于无形之间。直愣愣地就是蠢，是拙。而男人在女人的隐藏的主动之下被调动出热情，才两不辜负通常才女都懂得‘主动之道’惟才女才对头脑和心灵更有要求。那个时代盛产才女，吴青霞，林徽因都是懂得主动之道的个中高手。虽然结局不同，但至少都没有太辜负自己。”

说完这番话，武锦程停了停，合上画册，叹道：“人一辈子，最不可辜负的，就是自己。只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不辜负自己’，什么是‘自私’。”

他这句话令我的食道暂时停止了蠕动，缓缓而下的烤红薯堵在心脏的一侧，憋了差不多有半分钟的样子才重新上路。我无法不把他说的话跟我对他的暗恋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恢复心跳之后迅速抵达了一个难以驾驭的速度。

武锦程吃完他自己的烤白薯，转回头看我，若无其事，像哄小孩一样伸手拉我起来说：“渴了吗？带你去喝茶”。

到了隔壁茶馆，他对着满墙挂着的画作赞叹道：

“艺术家最幸运的事就是把情感转为气韵传达至作品。很多的时候，才华是情感的替身。基本功可以练习，情感则是艺术的源头。内心没有丰富情感的人，再熟练也只能是工匠。‘多情’是上天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曹雪芹倘若不多情，又怎么能写得出《石头记》。明清时候比曹公遭遇更惨文笔更流畅的不是没有，怎么就没有人出其右。窃以为‘用情至深’是其中重要的秘籍。”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接收过那么多内容，为报答他的分享，晚上，我带他去牛街的一家着名的小店吃爆肚。

收银台边上有一个破旧的电视一直开着。

我们吃到一半时，各个台开始插播东南亚海啸的灾难消息。

一屋子食客都放下筷子认真地听新闻，听完各桌都发出唏嘘，但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就又把注意力转回到桌上的爆肚。

煮爆肚的大锅依旧沸腾，麻酱照样飘香，店家热情的吆喝声盖过了电视里的新闻，远在异国的天灾不过就是一道佐餐的话题，持续了没到半顿饭的时间。

人们往往会因他人的灾难自我怜惜地提醒自己死亡的随时存在，那里的担忧是如此的有限，所谓同情，不过是把别人的发生想象成自己的临时角色，有限的触动里隔着“事不关己”的人性的沟壑。

到了周末，我们去逛潘家园。

武锦程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些古币，又跟摊主要了条红绳子，蹲在地上把其中的一枚开元“牙儿钱”穿在那绳子上，送给我。

他蹲在那儿捏着钱币对我解说道：“传说这个钱币上的月牙儿是杨贵妃在钱模上掐的指甲印。所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止是诗意，还有预言。”

我也蹲下去，接过那枚古币露出惊讶的笑容。

武锦程看着我说：“你应该多笑，小兔子，你笑起来很美。”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他牵着我的手站起来，说道：“如果能回到古代，我就带你去现场听《霓裳羽衣曲》。中国文化有很多高级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传承的方面的‘唯心论’。且是‘意’重于‘形’。‘天人合一’的意思一定不是机械地纪录成工整的数据然后代代相传。只有帝王将相土财主才企图占有。文人雅士更在意的是‘知己’之感，是每一个‘此时此刻’的不可替代，那原本就带着悲情。苏东坡寄《前赤壁赋》还特别手信‘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这就是了。大艺术家都安于寂寞，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常’，是‘转瞬即逝’。没有什么能真的留下来，能无限复制的都不是真艺术。情感也是这样，情感真正的沦丧是以厮守成为目的强行绑架。‘占有欲’是人类毁坏一切的源动力，艺术如此，情感亦然。”

我把那个泛着青灰色的钱币握在手心，跟在武锦程身后边，忽想到李白的诗句：“问余别恨今多少，落花春暮争纷纷”又有“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

心下叹息：其实，原来在的，扭身回首，还都在，而自古无解的，至今仍是谜题。武锦程说占有是破坏，在我来看，放手的人其实比强留的更在乎，只是，那终是为“在乎”才肯的放手。最隐忍的，往往都是用心至深的性情中人。

只叹息，不可说。

没两天之后就到了那一年的新年，我们在2005年的第一天早上相约去了法源寺。

武锦程像个合格的老师，给我讲了这座千年古刹从李世民的悯忠寺到雍正的法源寺的几度兴废。临走，我们在史思明立的碑前面站了很久，武锦程又对着碑文从头至尾一个一个仔细看了很久，对我感慨说：“繁体字才是‘字’啊，简体字把中国文字的精髓都去掉了，好像一个义士被抽筋拔骨，就算苟且活着，也早就失去风骨，丢了灵魂。”

走出法源寺时，武锦程又回头看了一眼，说：“说书的喜欢讲‘忠孝难以两全’，我倒觉得，忠孝没什么难以顾全，最难的是当‘忠’与‘义’在根本上发生冲突，以什么为准则，又何以两全？”

我们在巷口的一个卖小礼品的摊子上看到当年泰戈尔来中国的时候跟徐志摩和林徽因在法源寺的合影。

我当时刚看完连续剧《人间四月天》，对这桩公案很感兴趣。

武锦程买了那张照片，那不知道是多少个翻拍中的一张，影像已相当模糊。他端详着那张照片说：

“徐志摩不过是一个精力充沛感情丰富的追逐者，浪子信奉的是‘得不到的永远最好’，所以不论是人还是他的诗作，格局都有限。这场情感纠葛中，若论人品，王赓更值得敬佩，他是‘西点’毕业生，对陆小曼完全是侠骨柔肠。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爱到愿意自动出局，爱到还愿意参加徐志摩娶陆小曼的婚礼以平息他人的斥责，这需要的可不仅仅是涵养和气量。这些才女当中，最懂得忠于自己的是林徽因。她特别懂得‘拥有’的真谛是‘不要得到’，也‘不被得到’。”

武锦程和电视剧里的论调不同，我听了不解，就问：“那么，你说，什么才算爱情？”

武锦程想了想，答道：“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爱情，只是，到爱的终极，爱情则是属于生命的，并不是属于生活的，信仰亦然。它确实应当存在于一种纯然和绝对中，然而，这种纯然和绝对，又是‘相对’的。”

看我不语，他又说：“事实上，很多时候，一个人对爱的探索，跟信仰的探索非常接近。如果一个人的心房中恰巧在同一时间出现了不止一份纯然和绝对的爱情，或是信仰，这不代表它们应当被质疑，这也不代表它们之间需要人为的抉择或硬性地将其混为一谈。要知道，道德和文化都难免于造作。”

我那时年纪小，听不懂他对爱情的定义，但就记得，那天，到最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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