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前后有好几年，宣传队的人以在皮鞋的鞋底下钉铁掌而为美，走路时发出一种清脆的咔咔作响的响声。如果在深夜，有那么一个人在某一条铺着沥青或者水泥的街上行走，整条街上都会回响着那种十分轻佻而又不无得意的响声，如果闭着眼听，很像是清脆的马蹄声。不过不用上去打听，肯定不是马，一定是宣传队的某一个人，刚刚排练完或者刚刚吃完夜宵回来。除此之外，他们还喜欢把穿在里面的红色或粉色的练功服在裤子的末端露出那么一点点，那在他们看来也是很美的，至少在这座偏远的小城里代表着一种时尚和前卫。就连人到中年的魏团长走起路来，也会发出像马一样的声音。包括魏团长在内，没有人认为那种清脆的人为的马蹄声很轻佻，很贫贱。

曾怀林的鞋上没有铁掌，所以他是宣传队里唯一的一个走路不能发出马蹄声的人，仅凭这一点，宣传队的人也很难将他引为同类。倒是另一名曾因强奸罪入狱，刑满释放后又被特招进宣传队的庞士龙，在宣传队里过得如鱼得水，男女演员都将他视为兄弟，亲如一家。而曾怀林是模糊而遥远的，更是极其陌生的，尽管他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宣传队里，那也丝毫不能抵消大家的那种挥之不去的生分感。所以，群众反映：曾怀林的改造不算是很成功的。不仅仅因为他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觉得身边的同事千人一面，异口同声。他只知道他们既有最时兴的革命意识，又有旧时戏班子的诸多传统习惯。当他们浓墨重彩地在台上朗诵的时候，像极了天真烂漫的孩子或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而当他们不朗诵的时候，当他们隐身于日常生活的夜幕下的时候，他们又会露出戏班子的底色和传统艺人的天生本性。

在多次反复观察过宣传队这个群体之后，曾怀林决定对他们采取同一种态度：无论男女，一概敬而远之。

他心里清楚，敬并非敬重，而更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约束和捆绑。与其说是敬，倒不如说是畏惧更为恰当。宣传队里的每一个人，上自头发油亮的团长、副团长，下至拉幕的吴传富、烧水的邢师傅，每一个人都有着无限的能量和斗争精神，需要的时候，他们能把一件事做得人仰马翻、鲜血淋漓。一个平时笑不露齿，温柔娴淑，看得出也不是没有教养的女子，在关键的时刻，心一横，粉面含春，玉齿微露，笋尖般的兰花指落下来，竟会是一具锋利无比的铡刀，纵然你有若干个头颅，也不够它塞牙缝的。

这些人，无论是谁横在他的面前，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更何况，还有政治上的靠山，他们彼此都是同志，即使相互打得头破血流，吵得恶浪翻滚，操祖宗，掘坟墓，反目成仇，最终也还是同志，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他不是，无论多么客气，也还是不能代替原则，有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注定他要永远滞留在彼岸。

每天离开宣传队，从那个一两个世纪前就已存在过的院子里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是他一天中最为高兴的时候。

坐落在城北原野上的那个简易的家啊，就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再真实不过的停靠点、落脚处，在房子前面弯弯曲曲的白杨木栅栏静静地关闭着，一整天都在等待着有人回来将它们轻轻地打开。

“快把我们打开吧——”

曾怀林无数次地听到它们好像在这样说。它们因长久的闭锁而关节变形，静脉曲张，线条不再流畅，身影也早已不再挺拔，它上面的叶子也不再能够找到它们，不知都流落到了何处。甚至，它们好像也害怕见到生人?曾怀林这样觉得。

他轻轻地将它们打开，走进由它们围起来的那个小小的院子里以后，知道自己又到家了。家就是家的气息，与外面任何地方的气息都完全不同，院落的尺寸虽然有些狭小，但却是一个能令他一回来就能暂时感到安慰的世界。整个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也做过数不清的梦，也有过太多太绚丽的幻想，但就是从来也没有想过未来的某一个时期，他和他的家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家，一个坐落在偏远小城外原野上的，由白杨木栅栏围起来的家;什么样的美景都曾闪现过，就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眼前这样的一番情景。从屋门口通向栅栏入口处的是一条远看如同一根银色飘带一样的沙土路，因为没有砖，大自然躯体上的沙子就成为最好的选择，他们从河边一筐一筐地运回来。下面是一层粉红色和黄米一样的沙子，上面一层灰白色的沙子，铺在最原始的生荒地上。下雨的时候，雨水随下随渗，飘带一样的沙土路上没有泥泞，真的就像是一根洗得非常洁净的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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