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生活像一条流淌的河(4)

作者:南怀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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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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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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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00字

清贫方志敏


◎作者简介


方志敏(1899—1935),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江西弋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曾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5年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等。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不相信。


“绝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啊!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民党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心路花语


一位经手数百万元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所有的财产只有一支笔,一个怀表,几双缝上底的汗袜与几套旧的汗褂裤!这样的清贫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往往有人以为清贫就是穷,可事实上不然。穷是一种生活现状,穷往往代表着消极,低迷。可是清贫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是一种人格的操守。


生存的理由章乃器


◎作者简介


章乃器(1897—1977),又名章埏,字金烽,浙江青田人。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1945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粮食部长、中央财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著作有《章乃器论文选》、《章乃器文集》等。


犹子先生的来信。


乃器先生:


“人们为什么要求生存”?这是我请求先生于《新评论》上解答的一个疑问。


我所以这样问,最简单地说,因为我觉得:随着“生存”就脱不了烦恼。那么与其在烦恼中求生存,何如不识不知地“死”了!


我也知道,对于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个不同的见解。但是,眼见世界上的人,不管是老的,少的,幸福的,苦恼的,都一致地在求生存——极少数自杀者遂被视为懦弱、痴呆……这其中一定有几个或者一个缘故。我就是不明是什么缘故!先生是极明晰而诚挚的人,我想一定能给我圆满解答。请先接受我对先生的谢忱!


犹子先生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目下多数青年所共有的问题。不但是目下的问题,而且是一向认为很重要的哲学上的问题——人生观。


不学无术的我,肚皮里实在搬不出许多哲学家的学说:固然也晓得有书可抄,然而又觉得不屑。好在,凡是一个稍微具有理性的人,倘使生存着,他总有一个人生观。人生观是平民们也可能有的,并不一定是大学校里的贵族们的专有品。现在我就写出我所研究出来的一般人生观。


在消极的方面,人是为不愿死而生的。我们自从有了知识,自然就给我们一张彩票,这张彩票是天天开彩的,一直到人死为止。我们自从接受这张彩票以后,便今天希望明天得彩,明天希望后天得彩……这样一天天希望下去了。你说没有得彩的希望呢,它——自然——也许偶然给你中一个小彩,而且使你明明白白地晓得,别人在中大彩。手里拿着了这么一张彩票,当然不肯放手去死:在等候大彩临头而不肯去死的时间内,当然只有设法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种“等命运”的人生观,当然是太消极了,可是,大多数人,的确是这样等待地过了一生的。而且,不论什么人,多少总有一些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做基础。不过不专诚在“等待”上做工夫罢了。


在积极的方面,人是为求人生的兴趣而生的。所谓“人生的兴趣”,范围实在太广泛了。然而归纳起来,不过两种:第一是个性的发展,第二是人类的同情。


当然,一个人有种种的本能,然而有些人富于某种本能,而有些人富于别种本能。这本能的成分的不同,构成人们不同的个性。所谓个性的发展,就是使自己所有的特富的本能,能够充分地施用出来的意义。个性的发展的兴趣,在艺术家最为显著。画家作画的时候,一笔一笔地添上去,成了一张得意的作品,自己就觉得有无限的兴趣,并不需要别人的赞美。弈棋的人,并不希望报酬,也能有很浓的兴趣。事业家经营事业,倘使目的只在捞钱聚财,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笨事,要像弈棋者一样将其视为消遣斗智的活动,然后才能得到乐趣。史载范蠡聚财散财的故事,何等痛快?


人类的同情,当然也是一件有兴趣的事。我可以说:人们发展个性的时候,往往已经带着求人类的同情的愿望。


以上是概念,以下归到犹子先生的问题。


烦恼是快乐的来源。遇到一件难以解决的事,的确是令人烦恼的;可是,一旦想出一个巧妙的解决的方法,我们就感到得意而快乐了。所以,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万万不可垂头丧气,我们要鼓一鼓勇气去找躲在那烦恼的后面的快乐——我们要解决那个困难。固然,有许多困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我们只认定那困难的后面有个快乐在,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向解决的路上走过去,我们虽在走的时候耐点艰苦,然而心中已经存着无限的兴趣。


再说得实际点:目下青年们的困难问题,不外自身的生活问题,事业问题,和眼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不是绝望的。说到生活问题,我要说:青年们绝不至于饿死。倘使一个受教育的青年都要饿死,那没受过教育的更当怎样?何况能受教育的青年多数还属于小资产阶级呢。


青年要感到生活问题的绝望,那就因为他还没有革命的精神。他还没有勇气脱下高贵的长衫或者西服,他还维持他在社会的偶像的地位。一面要革命,而一面自己先不能革命;这样矛盾的情绪,自然要感到极端的困难;有这样矛盾的方策,自然要失败。


青年要感到事业问题的绝望,是因为他的英雄思想的浓厚。“流芳百世”、“名垂青史”,是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成功”。倘使一旦感觉到“名垂青史”的绝望,那么,那个人生就算没有意义了。而他们的事业的途径,只有政治一端,所以格外容易绝望。我可以说:他们的心中,都还满储着偶像的思想——要做大人物。倘使他们能把事业的意义,改做“个性的发展”,就自然会兴趣横生而不至于绝望了。


青年要对社会问题绝望,是因为他没有认识社会的情况。当然,青年们所痛恶的,是社会上腐旧的势力。然而那腐旧的势力,是多么脆弱呀!倘使加以有组织的攻击,真如摧枯拉朽,毫不费力。不过现在一般青年的对付的方法,实在太不聪明了。青年们只远远地立着,视旧社会如异类,一切不加研究,不加干涉。这样,旧社会自然不会崩溃。是要青年人只身冲锋进去,对于旧社会的一切,加以深刻的研究,然后存优汰劣,在旧社会的原址上建立新社会。我们试看:旧社会哪一件东西经得起科学的分析?这种脆弱的情形,连旧社会里面的人都明白了。只要有适宜的方法,就不致有很大的抵抗,而欢迎的人也多着呢!所以,我劝青年们准备着脱下高贵的服装,抛弃英雄思想,到社会里去。“到民间去”,就是叫你到社会里去,叫你“入世”,而并不一定要到乡村里去。社会是到处有的呀!


生在中国的社会里,有点科学知识的青年实在是天之骄子呀!在一百个人中间,受教育的只有六七个人,只要这六七个人肯在社会服务,到处都是服务的机会,到处可以发展自己的本能。在科学发达的国家,社会上人才如鲫,哪里有这般容易?所以我以为在中国能读几年书的青年,都是十分福气的,他已经是社会中数一数二的人才!只有读不起书的穷人,那才真苦呢!目下有知识的青年,还要自暴自弃,那真才是不会做人!科学万能,有科学的知识,便可以支配无科学知识的社会。倘使支配不了,那就得先求诸己。处在可以支配社会的地位,而不行使其支配权,那还不是不会做人?所以我高呼:有知识的青年分子快起来!去建造你们理想的新社会!


心路花语


生存,一个简单的名词,仅仅十画就可以写完,但这十画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含义。也许有些人一生都无法悟出。“活着,生存着,在岁月与尘世间行走、邂逅或寻找着”,如果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宿命,无可回避的话,那么,又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它形而上的价值主题:我们究竟应以怎样明确与适宜得体的形式充盈这个生命的符号、这个生命的躯体实形?是茫然跟随时代的“意识主流”?还是以个性的、个体化的“价值闪电”的方式,哪怕它特立独行、惊世骇俗?


幽默的叫卖声夏丏尊


◎作者简介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名铸,字勉旃,后改字尊,号闷庵,散文家、语文学家、翻译家。1904年赴日本宏文书院、东京高等工业学堂留学,后因经济原因提前归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潘天寿、丰子恺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1924年,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任教,1925年与朱自清在上海发起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并创《立达季刊》。1936年,他当选为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主席。1937年创办《月报》杂志,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1945年11月,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46年4月23日卒于上海,葬于白马湖畔。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沙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现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日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言行一致,名副其实,如此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买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发沙的卖报声。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花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两个铜板要看到x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骄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心路花语


叫卖实际是一种古老的广告,而这种广告里则包含着许多人情世故,也就是说,它也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经验和对世态人心的认识上。在这篇从寻常见惯的事情里发出感慨的小杂文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实际上却并不可敬爱的事实:谎言在我们的世界里无处不在而且被我们所习惯,习惯之后就成为一种世道人心,成为一种民族的心理习惯,一种恶劣到瓦解人与人之间真诚友善的积习。在谎言不被人指责,反而被习惯地接纳后,则真实的话就成了一种冷酷的讽刺,足以刺破我们的耳膜。


钱和苦恼农妇


◎作者简介


农妇,本名孙淡宁。原籍湖南长沙。海外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散文作者。抗战时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随即从军抗日并负过伤。1951年赴香港,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和在大学新闻系执教。著有散文集《锄头集》、《水车集》、《犁耙集》等。


有人问农妇:“你时常谈钱,是不是很想钱?”


这一问,问得离奇,此时此地,不想钱的人,脑子必然有毛病,农妇虽然愚蠢,倒还不致愚蠢到连钱的好处都不明白。


最近,不知在哪份报刊上,看到一篇谈钱的文章,十分精彩,这里,且作一次“文偷公”(非“抄公”,因找不到原文,仅凭记忆写出)。再续上几段,用来强调农妇对钱的认识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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