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宗时代之前，宦官已经专权几十年，杀害了玄宗、顺宗、宪宗和敬宗四位皇帝，这些面容古怪阴森的阉人，已经树立起自己强大的权威。所以，当韩约直面仇士良时，由于过度紧张，脑门不断冒汗，一下子引起仇的怀疑。此时正是深冬季节，天是非常冷的，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何故如此？就在这时候，风吹幕起，仇士良发现幕布后面竟伏有士兵，于是怪叫一声：“不好！”

仇士良是广东人，说一口带粤语味的长安官话。加上身为宦官，嗓音尖利，这一嗓子响彻了整个庭院。所有宦官都惊了，在仇士良的带领下，他们掉头就往回跑。守门的金吾卫士本想关大门，但被仇士良高声怒斥，愣神间，一伙宦官已经逃了出去！

在逃出的路上，仇士良越想越不对劲，回想事情的一幕幕，似乎是个早已设计好的圈套。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他一时间也无法确定谁是主谋，更不知道文宗是否参与了阴谋。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这名唐朝巨宦比那韩约冷静多了。虽然此时仇士良不能断定谁参与了阴谋，但他知道一点：要想转危为安，无论皇帝有没有参与政变，他都必须将其控制在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整个事情他没有翻盘的可能。这个瞬间的决定在后来被证明是他逆袭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在仇士良带领下，宦官们向含元殿狂奔而去。

大明宫一共三重大殿，第一重大殿是含元殿，第二重大殿是宣政殿，第三重大殿是紫宸殿。按唐人笔记《剧谈录》记载，“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佩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当日早朝，文宗最初是在紫宸殿接见的大臣。在被报告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后，文宗就带着谋划事变的宰相李训、舒元与以及一部分大臣转到了前面的含元殿；还有一些大臣，在另两名宰相王涯、贾餗的率领下，去中书省议事了。中书省在哪儿？也在皇城里，即延英殿（皇帝与重臣议政的主要宫殿）外面一侧的小平房。

现在，仇士良想的是：如果不把皇帝控制在手，那么无论他跑到哪儿都会被逮住。这没有任何悬念。即使他手里掌握有神策军，那么最后他仍是死路一条。正是怀着这个想法，仇士良带着鱼弘志等宦官百米冲刺般跑回含元殿。此时，作为整个事件的主谋，李训以及另一名宰相舒元与和一些大臣也在含元殿。

在仇士良去左金吾庭院后，李训就开始按计划调动了，他叫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前接旨。郭行余胆子还大点，上前领了命令，而王璠跟韩约一样，紧张得迈不动腿，以至迟迟不能接旨。这个政变团队的心里素质是如此糟糕。

仇士良等人狂奔冲入含元殿。

插一条《酉阳杂俎》的记载：“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厚质，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常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

说的是，出身世家大族的韦斌，每次朝会时都仪表严整，即使天降大雪，仍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庭院中。韦斌是盛唐玄宗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当时朝会大臣们还是站在庭院而非大殿里。中唐以后这种规矩才慢慢变化，在朝会时，大臣们可以进入殿内了。但此时，正式的朝会已经结束，按规矩大臣们还是应该在庭院中等待石榴树上现甘露的消息，但文宗皇帝比较富余同情心，因为正是寒冬时节，所以他破例叫大臣们在殿内等候。

在仇士良等人冲进大殿的时候，李训知道韩约那边把事搞砸了。但此时，仇士良不能确定在场的大臣中谁是谋主，所以他并没搭理李训，而是直接跑上玉阶，拉起龙椅上的文宗就走，并大呼：“今日事急矣！请陛下升辇入内！”

在场的大臣们目瞪口呆。

殿外有文宗的玉辇，实际上也就一轿子。仇士良带着宦官把文宗塞进轿子，抬起来直奔后宫，也就是宣政门。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殿上的大臣们都不及反应。李训的神经还算强大，站在殿门口高喊：“金吾卫士上殿！护驾者，赏百千钱！”

喊过这一嗓子后，仇士良并没有怀疑到李训。但李训第二嗓子让仇士良明白了一切。李训的第二嗓子是：“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内！”

此时整个大殿上完全乱了，大臣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训死死抱住文宗的轿子不放，跟仇士良发生贴身肉搏。直到这时候，没参与政变的大臣才知道事情不妙。接下来，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帮着李训诛杀宦官，也不是帮着宦官逆袭李训，而是为了避免牵连，自顾自地夺门逃跑了。

上朝前，李训为防备万一，在靴子里藏了把匕首。在与仇士良搏斗中，这位老兄猛地拔出匕首，还真把对方吓了一跳。但李训毕竟是个文官，没任何格斗经验，虽然手里握有利器，但连刺了几下都没刺中。聪明的仇士良并不恋战，在一名宦官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李训，跟鱼弘志等人抬着装有文宗的轿子奔入宣政门，随后把大门紧闭，一起高呼万岁。

仇士良现在太明白了：现在皇帝在手，他胜了！

再说含元殿那边，几十名没能走脱的宦官被冲进来的金吾卫士砍杀。

按李训事先的安排，大明宫正门丹凤门外有一支人马在待命。事变爆发后，这支人马也冲了进来。但这是一支杂牌军，来自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招募的兵丁。此外，还有代京兆尹罗立言手下的巡逻兵，以及御史中丞李孝本的仆从家丁。在李训的招呼下，罗立言和李孝本手下一共五百多人杀了进来。王璠的手下则来了一部分，至于郭行余的手下见情势不妙，并未入内就一哄而散了。

由于仇士良已劫持文宗跑了，所以含元殿的上格斗已失去意义。接下来，灾难开始了。

宣政门里，仇士良喘了一口气。他看着文宗。后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对这位大唐皇帝，仇士良没立即发作，只是用宦官特有的嗓音冷笑了一声。文宗不由地打了个冷战。仇士良的冷笑太复杂了，既有庆幸与蔑视，又有怒怨和不平。因为他认为，当初诛杀王守澄，自己是立了大功的，现在反被谋算。

于是灾难真的开始了。

仇士良一声令下，神策军打开大门，冲了出来……

李训手里的兵力，除了一部分金吾卫士外，还有上面说的那几百人。此时杀出来的神策军，开始只有仇士良直接指挥的左军，五百人而已。但这神策军是禁军中最精锐的一支，所以一下子局势就逆转了。

随后，鱼弘志指挥的右军也出动了五百人，这一千人把李训那边的杂牌军诛杀殆尽。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仇士良越想越生气。他随即下令，神策军杀向延英殿旁的中书省，去全歼在那里议事的官员。

这个计划是疯狂的。

当神策军杀来时，中书省的官员们正准备吃午饭。王涯、贾餗两宰相都没参与政变。当听到神策军扑来且见人就杀时，大家根本来不及琢磨是怎么回事，就纷纷夺门而逃。没能逃走的大臣和中书省工作人员共六百多人全部死难。

接下来，仇士良下令长安全城戒严，捕杀所谓逆党。这个过程中，又有一千多名无辜士民被杀。

事变失败后，李训第一时间从宫中逃出。为迷惑他人，一边纵马飞驰，一边大喊：“我有何罪，把我贬到外地为官？”

这样的场面，令人五味杂陈。

出长安后，李训奔终南山，想藏在故友华严宗大师宗密和尚那里。后者想收留他，将其剃度为僧，但终被弟子劝阻。李训只好转奔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就是盟友郑注那里。但在路上即为人擒拿。李训知道落在仇士良手里遭凌迟是必然的，所以对押解将士说：“你们把我送到长安，功劳必被神策军夺去，不如现在就杀了我，把首级送给他们。”

押解将士满足了李训……

就这样，“甘露之变”以皇帝、宰相、大臣的完败而告终，宦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李训，时任宰相，由长安往凤翔逃的途中被捕，被砍首；

舒元与，时任宰相，逃至安化门，被捕，遭腰斩；

王涯，时任宰相，事先没参与政变，乱中跑到永昌坊的一家茶馆，在那里被捕，最后屈打成招，遭腰斩；

贾餗，时任宰相，也没参与政变，慌乱中逃至兴安门，被捕，遭腰斩；

王璠，时任太原节度使，逃至长兴坊府邸，被捕，遭腰斩；

郭行余，时任邠宁节度使，逃至平康坊，被捕，遭腰斩；

罗立言，时任代京兆尹，逃至太平坊，被捕，遭腰斩；

李孝本，时任御史中丞，逃至咸阳外郊，被捕，遭腰斩。

在腰斩以上宰相和大臣时，仇士良叫百官必须到场观看，从心理和精神上彻底摧毁了那个时代的大臣。

在长安，最后一个落网的是那位金吾将军兼烹饪大师韩约。事败后，他也逃出大内，在长安潜藏了几天，可这天晚上实在太饿了，于是出来觅食，在崇义坊被神策军捕获。被捕后，韩约为自己辩解，说：“正是因为我当时故意流汗提醒中尉大人，才使得李训没能得手啊，我是有功的。”

仇士良在场，听后大笑，说：“那我就不腰斩将军了。”

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

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官宦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至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

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

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进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

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也无法去除的感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铁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离开皇宫前，一帮宦官来送行，询问如何方可保持权势，仇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能叫皇帝闲着，当令其沉浸于声色娱乐，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在手里。

但退休后没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过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发现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虽然史上记载仇是正常死亡，但从这一系列事情看，他极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宫后的结局跟肃宗时代的巨宦李辅国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这样，倒也得其所！

关于“甘露之变”，人们在读史时，每至此事无不扼腕。本来计划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袭了？假如当时韩约不露出破绽，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依了郑注的计划，在给王守澄送葬之际于长安城外诛杀宦官，是不是胜率更大？但历史不相信假设，它的结果只有一个：甘露大冒险彻底地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