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根本所在(1)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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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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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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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604字

稳定压倒一切。


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


所谓周礼,不仅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


黑名单


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一统天下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这跟周革殷命并不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他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但保护神,则仍是神鹰荷鲁斯。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神庙里。2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


历史的进程是残酷的。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古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人亡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将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伊斯兰文明此刻还没有产生,这里只说希腊和中华。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自得其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一忧一乐,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


礼和乐,也是两只翅膀。


希腊呢?


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


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


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


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


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境界高一点的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


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道理就在这里。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或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