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就走到一边。听见她嗖嗖地拉拉锁，我禁不住扭头看了她一眼——我的卑鄙动机是这样的，没准儿我就要死了，不看白不看——看见她只穿了黑三角裤，长袜，高跟鞋；脖子上系着黑蝴蝶结，皮肤白皙，很可爱。后来所有的人（数盲不在内）都要交待，那天看见了没有，承认看见的要办学习班。我什么都看见了，而且在极近的距离内，所以早该去学习班。她的***又大又圆，一边长了一个，总共是两个。然后她朝我露齿一笑，走到我面前说：摸摸。我往直里坐了坐，捧起那两个东西，用嘴唇轻轻触她的***，两边都触过了，然后把她推开，拍拍她屁股，说：你去吧。这当然是危险动作，但是我当时生死未卜，不怕危险——她就往门口走。门已经开了，进来不少人。我没有回头，在看电视。从电视上看见有两位警察奋勇摘下大檐帽，遮在她胸前。还有些人揪住她的头发，扭住她的胳臂，拿个黑布口袋要往她头上套，她在奋力挣扎。后来同志们又把她放开了。考虑到国际影响，我认为这是对的。对外宣传的口径，是我们俩犯下罪行后，天良发现，自愿挨一顿鞭子，用皮肉抵偿国家财产的损失和别人的鼻梁，这样说很好，但唯一的问题是国家要我们的皮肉干什么。我和蓝毛衣就是按这个口径进行。过了一会儿，她走到台上，朝四面招手、飞吻，但是身前总是有两个人，举着大檐帽。然后就被带去挨鞭子。我知道上级对我们很重视，从外省请来了好几个赶大车老把式，还反复操练过，所以一鞭子就把她打得像猫一样悲鸣。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快，因为蓝毛衣身体很棒，只晕了一次，而且用水一泼就过来。后来她破口大骂，和宣传口径配合不上了，这样一来只好速战速决，赶紧把她解决掉；等到抽我时，架子上还热乎着哪。我挨打时紧贴在她的体温上，这种体温在某利程度上抵消了疼痛。假如没有这种抵消作用，我就是死定了。

对于我们挨鞭子的事，有必要补充一点：作为一个前美术工作者——或者按南方的说法，作为一个美术从业员，我认为自己在受鞭刑时很难看。假如不是看录像，我还不知自己上身长下身短，更不知自己手臂是那样的长；在台上举起双手向观众致意时，简直像双鹤齐唳。除此之外，我身上没什么肉，却有极复杂的线条：肋骨、锁骨、胸骨等等，从正面看，就如从底下看一只土鳖虫。应该有人举着大檐帽遮在我胸前，但偏不来遮。挨打时我就如土鳖受到炙烤，越打背越弓，最后简直缩成了一个球。而且我一声也没吭。而蓝毛衣受刑就很好看，她肉体丰满，挣扎有力，惨呼声声，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撼。受刑后，信件从全世界飞来，堆在医院的门厅里。不管是男是女，都是向她求爱，让我离她远点。因此，谁可爱谁不可爱，谁表现好谁表现坏，昭然若揭。但是数盲们认为我的表现比蓝毛衣还好，真是糊涂油蒙了心了。

2

我以为挨了鞭子之后所有的事就算结了呢，现在知道没这么简单。上级让我谈受鞭刑的认识，谈好了再出院。我觉得这事很古怪，住院是因为我有伤，现在我拄着棍能走路了，还住在医院里干什么。有什么要谈的，等我上了班再谈也可。上级说：这里条件很好嘛，你为什么要出院？我说我想上班。他们就说：我们认为你不必上班，就住在医院里吧。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你好，所以就不听你申辩，只有对你坏时才让你申辩，但是申辩又没有用。

我说我要出院想上班是真的，虽然听上去有点难以想象。我听说我前妻辞掉了市府的位子，回技术部工作了，像这样的事近十年不曾有过一起，但是现在每天都有好几十起。虽然领导上没让她当常务副部长，但是部里人叫她老大姐。这使我发了疯地想出院回到部里去。这个鬼医院不准探视，也逃不出去，比监狱还监狱。我对数盲说，你们是不是想等我养好了再抽几鞭子？不要拖拖拉拉，现在就抽好了。他们说绝不是的，只是要请我谈谈认识。我已经谈过了（上一节就是），以为他们看到那样的认识会把我放出去。数盲说，那样认识是不行的，还要再进一步。他妈的，不知往哪里进。说实在的，挨了一顿鞭子，我对世界的认识是进了一步，但是我知道把它谈出来不是很恰当，尤其是谈给数盲去听。

数盲们一会儿说我受刑表现很好，一会儿又说，应该再抽我几鞭子才好，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他们说我表现好，我就说：谢谢。他们说要再抽我，我就问：什么时候抽？他们目瞪口呆，接不下话茬。这说明这些话都不是认真说的，换言之，是废话。至于蓝毛衣的表现，他们一致认为是恶劣之极，但是谁也不说要抽她。据说有几位数盲看抽她时发了心脏病，这是她裸露身体受鞭之过。这件事不足为奇，他们想看到的是抽我。蓝毛衣是另一个节目，不是给他们看的——放错频道了。

女孩子受鞭刑时必须要露出肉体，但是电视上不能有女人的肉体，这是个两难命题。所以听说现在有了这样一种做法：在受刑前，先在她身上涂一层迷彩，涂得哪是***，哪是屁股，全都看不出来。但是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涂了迷彩后，她在哪里也看不大清。所以现在进口了热像仪供掌鞭人使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热像仪上看不清谁是谁，除此之外，车把式也不够聪明，操作不了热像仪，所以经常把警卫打着，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很小了。

至于我表现不好的地方，是当众亲吻了蓝毛衣的***。我的态度是：反正亲都亲过了，你看怎么办吧。我的认识就是这样的。顺便再说一句：数盲们把我除名了，我现在不是老大哥了。现在让我谈认识，谈好了放我出国。但我一点儿也不想出国。既不在技术部工作，也不是老大哥，我还出国干什么。

他们让蓝毛衣出院了，理由是她表现不好，还给了她延长实习期的处分。这对她没有什么，我看她乐意在技术部里干，但是对我就很严重。我现在被转到一个单间里，除了送饭的老太太，谁也不让进来。假如蓝毛衣在，她会打进来，我还能有人说说话。现在除了拿着录音机来听我认识的数盲，我谁也见不着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我脾气变得很坏。

有位数盲对我说：你想想，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我们又为什么把你从技术部除名？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和我拐弯抹角地说话是没有用的，除非你是想露一手幽默感。但是众所周知，数盲没有幽默感。等他走了以后，我想：他这不是暗示我得了数盲症吧，假如是这样，这小子就有了幽默感啦。

3

在x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鞭是斜着下来的，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或者是cheesecake，对接在一起。假如有一鞭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地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露的芙蓉，冉冉开放。每一鞭的感觉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每一鞭都换个把式，每个把式鞭打的概念都不一样——一样的是他们都是农村来的，痛恨我们，说我们在城里吃得好住得好，不好好干活还闹事，就是该揍——疼痛也在变化，一开始像个硕大的章鱼，紧紧吸在胸前，后来就变得轻飘飘，像个幽灵，像一缕黑烟。到了这个程度，就快不行了。我这样说，数盲们本该很高兴。但是他们不高兴——这些比方他们听不懂。

蓝毛衣挨抽的感觉肯定和我大不一样。本来该抽脊梁，却常常歪到屁股上。因为这个缘故，受刑之后刚把她放下来，她就冲到车把式面前，挨个儿啐人家，一连啐了三个人，才晕死过去，被人抬走了。年轻人就是身体好。我被放开时，像水银一样往地上出溜，就地抢救了一阵，才能爬起来。这就是我挨抽的认识，可以断言，不是数盲们爱听的那种。

以下的认识，数盲们大概也不爱听。而我这样谈，是因为我已经烦透了。当我露出一身骨头，站到台上向大家致意时，有一种投错胎转错世的感觉。假设有位数盲光着脊梁腆着大肚子到了台上，低头找不到肚脐眼，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谁生下来也不是为了挨鞭子呀。后来人家用皮绳捆着我手腕往架子上吊（那帮家伙手真狠，把我下巴颏撞破了），让我的光板胸膛体会到x形架的厚重和蓝毛衣的体温，这时候我抬着头看到头顶棕黄色的烟云——万籁无声。此时在我视野里，只有一个血迹斑斑的x形架的上半部，还有楔形黄色的天空，万籁无声，还有背上冷飕飕的，时间停住了。你说这是在干吗呢？我不知别人会怎么想，反正我此生体验到的一切荒诞，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数盲们说，我们花了宝贵的外汇进口了鞭子，开了万人大会向全国转播，市长副市长都讲了话，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体会到这些？这是巧妙的发问，但也属于我此生体会到的种种荒诞中的一种。所谓外汇、万人大会等等，都是为了铺垫数盲们的殷切期望和拳拳爱心，而我，渺小的王二，怎敢不感动？我的回答是：你不妨把我想象得更渺小，就说我是个分子，物理学证明，分子有分子的轨道——假如说我不配，那就说我是个原子，原子也有轨道，更小的东西更有轨道，凡是东西必有轨道——你去把你的期望和爱心投到分子上面，看看可能把它从轨道上移动分毫？不管怎么说，挨鞭子的是我，认识是我的事。我的认识还没说完呢。我说过，此生体会到的一切荒诞，都在鞭刑架上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说，我觉得一切都不对头。不是一般的不对头，而是彻头彻尾的不对头。

数盲们要我说明什么叫不对头，我能想到的一切比方都和数学有关，比方说，你在证一道数学题，证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结论：三角形内角和有七百二十度、四方形是圆的等等；此时就会觉得不对头。但是数盲早把数学全忘了，所以就说不明白。这件事说明会讲话不等于会思维。数盲们作大报告，就如坐在马桶上放松了括约肌，思维根本来不及。事实上思维就是分辨对头和不对头，而数盲就是学会了如何作报告而忘记了如何思维。我的这些认识者体是说给会思维的人听的。我认为我们该做的事是把一切已知的事都想明白，然后再去解偏微分方程不迟。现在我就能想出件不对头的事，是有关蓝毛衣的：又要抽人家，又不让人家露肉，这对不对。假如这样想，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两难命题，只有从根上就不对的事而已。我被绑在架子上等着挨鞭子时，就觉得从根上都不对。假如这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会这样想。

4

小的时候，我哥哥告诉我，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荒唐”，它就像关节疼，有时厉害，有时轻微，但是始终不可断绝。但是我八九岁时哪儿都不疼，所以就耸耸肩，表示不能想象。现在我身上疼的地方可多了，所以认为它是个很好的比方。我小的时候，听到“形势一片大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之类的话，只觉得它是一些话而已，绝不会像我哥哥那样笑得打跌。人是不会在八岁时就体会到什么是荒唐的，但像我这样一直到了四十八岁，挨了一顿鞭子才明白，就实在是太晚了。

我在x形架上感到的荒唐是这样的：眼前这个世界不真实，它没有一点地方像是真的，倒像是谁编出来的故事——个乌托邦。刚这样想了，背上就挨了一鞭子，疼得发疯——假如你想知道什么是疼得发疯，就找个电钻在牙上钻一下子——这时候我不禁口出怨言：妈妈的，你让我怎样理解才对！在冥冥中得到了回音：你怎么理解都不对，这就叫荒唐！像这样的鬼话，数盲们看了以后一定气得要死。假如真是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抽了我一顿，还让我谈认识。谈了很多次，却说不懂我的意思。

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以发人深省。就以我哥哥来说，去插队（挨饿），得了关节炎，他都不觉得有什么。直到关节炎发展到了心脏病，做手术，可巧那一回上级要求做个针刺麻醉的手术给外宾看，就把他挑上了。领导上要求始终面带微笑，他做到了。但是事后告诉我：针刺一点作用没有，完全是干拉。拉到要翻白眼时，大夫说：病人挺不住了，上麻药吧。领导上却说：念段毛主席语录给他听——这是“文化革命”里的事。我哥哥始终微笑着，是怕领导说：这小子做怪相，甭给他做手术了——就这样开着胸晾在手术台上，肯定比疼还糟。做完手术后，他告诉我，有荒唐这种事。但我不懂。砸过碱、关过小号、被保安开过瓢后，还是不懂。等到吊上了架子，挨了一鞭子才懂了。那是一种直接威胁生命的剧痛，根本挺不住的，可是我被吊在那里，还有十一鞭子等着你哪，你说往哪里跑吧。由此就得到了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

我住医院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的日记本，拿去研究了一番，又还给我了，还问我以前的日记哪里去了。以前我是不记日记的，原因就是怕数盲们看见。现在我变了主意，不但记日记，还把它放在数盲们能看见的地方。如果有话不说，就是帮助他们掩饰荒唐。在这本日记上，数盲在幽默感有两个传统来源（见“三、蓝毛衣＆我前妻”）“数盲和生殖器”处打了个大问号。据我所知，保安员同志们的幽默感也有两个来源，“眼镜”和生殖器。眼镜就是我们，这提示了幽默感从何而来。当你发现有什么人和东西比你聪明，你莫奈他（它）何时，就会开怀大笑。我们比保安员聪明，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生殖器比我们聪明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最知道自己要什么，一次都不会搞错。当然，最聪明的是数盲，他们不但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都能得到。数盲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能够理解，并且利用荒唐。因为他们如此聪明，就觉得那东西蠢得很，一点都不逗了。

有位数盲警告我说，我的认识很危险。这就是说，我已经和易燃易爆物品列入一类了。危险的东西应该由上级来掌握，这就是说，我再也别想从医院里出去了。

有关“危险”这件事，我现在是这么看的：假如有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用处的话，数盲就说：这有危险！说了以后，它果真就有了危险——谁敢来拿就会挨顿揍——当然，这种危险是对我们而言。我不明白，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我一个糟老头子，一条腿也被打坏了，走路都得拄拐。就算他们是同性恋，这个玩笑也开得过分了。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能够解释通了。当然，危险的定义还要拓宽一些。除了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对他们危险的东西也在内。比方说，有魅力的女人，比方说，我前妻，其实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时什么都敢干，所以对他们有危险，要赶紧从我们这里调走。鬼聪明的男人，比方说小徐，也有危险，假如不吸收他入伙，就会把什么都揭穿。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什么对我们是有危险的，甚至连鞭刑都不危险。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这就是说，干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物极必反。

5

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就是女人为什么不得数盲症。

他们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回到技术部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有种直觉叫我到海滨广场去看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七、结局

老大哥王二在我受鞭刑时死掉了——我是他的前妻，这本日记现在在我手里。他住院时，领导上说他得了数盲症，但是我不信。他不会得数盲症，因为他是天生的老大哥，永远不会改变。我要说，他对危险的态度过于乐观了——他以为受过鞭刑之后，这世上再没有对他危险的事了——他就是因此死掉了。女人不得数盲症的原因很简单——得了没有好处，所以很少有人得，得了也只会受人耻笑。老左就有数盲症，她跑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个女人：我、蓝毛衣、老左，哭了一顿，纪念这个男人。对于爱上他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今后也不会爱上别的人了。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时，后者受鞭刑，鞭子就会打到前者心上。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唯一的区别是，我的心脏比他的好。现在我人活着，心已死。这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平静地干我该干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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